直到此时，女孩的教养与男孩的教养本质上没有区别，只在细节上有差异。在家中她比男孩要受更多的约束，做更多的事情。虽然男孩子有时也要承担看护婴儿的工作，但这种工作主要还是由女孩来做的，而且在分享礼物和点心时，她也总是被忽略。她也不能像男孩那样发脾气。日本的小女孩是极为自由的，她们穿着鲜艳的红衣服，在街上与男孩一起玩耍，甚至还会同男孩打架，并常常达到自己的目的。她们在幼儿时也“不知耻辱”。在六岁至九岁之间，她们通过与男孩一样的情况和体验逐渐懂得了对“社会”的责任。九岁时学校中的年级开始分男女班，男孩子们极为重视男孩子们之间新的团结。他们把女孩子排斥在外，害怕别人看到他们同女孩子谈话。女孩子也受到母亲的告诫同男孩交往是不合礼仪的。据说这种岁数的女孩变得沉闷孤僻，不易教育。日本妇女说这是“童年欢乐”的结束。女孩子的幼年期在遭到男孩子的排斥之时结束。在此以后的人生里，除了“自重再自重”的道路外，她们别无选择。无论婚前婚后，这一教条将永远持续下去。

然而，当男孩学习“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时，他们还没有学到日本成年男子必须担负的全部责任。日本人说，“男孩子从10岁起学习对名誉的‘情义’。”他们的意思当然是让男孩子认识到在受辱后表示愤恨是一种美德。他们还必须学习各种规则：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手，什么情况下要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我觉得日本人的意思并不是说要让小孩学习在受辱后攻击对手。男孩子既然在幼年时期就被允许粗暴地对待母亲，既然已用斗争方式与同岁伙伴解决了各种各样的争执，10岁时就几乎不必再学习攻击了。当十几岁的少年必须服从对名誉的“情义”的规矩时，这种规矩把他们的攻击导入公认的模式，并向他们提供特定的处理办法。正如前面所述，日本人常常把攻击转向自己，以此来取代本会对他人施加的暴力，甚至学童也不例外。

六年的小学毕业后，小孩们就会面临着一场非常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大概只有总人数15%的学生能继续升入中学，而这其中男生占的比例较高，当他们面临中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和每个学生在每门科目中的名次竞争时，他们必须尽对名誉的“情义”的时候也就来临了。他们在面临这种竞争之前毫无经验，因为在小学和家里都尽量把竞争降低到最低限度，所以竞争几乎并不存在。由于这是突然而来的考验，所以竞争也就变得激烈而又令人担心。对名次的竞争和对偏袒的怀疑十分普遍。但是，日本人回忆的最多的不是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虐待低年级学生的习惯。中学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极尽羞辱之能事，他们叫低年级学生作愚蠢屈辱的表演。遭到这种虐待的低年级学生一般都抱有巨大的愤恨，因为他们并不把这种事当作开玩笑。一个低年级学生被迫跪在高年级学生面前或被迫干一些下贱差使，他会对虐待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齿，并会图谋报复。由于不能当场报复，他们更加耿耿于怀。报复是对名誉的“情义”，他认为这是美德。有时他通过家庭关系，能使虐待者在若干年后从某一工作中被解雇。有时他刻苦练习柔术或剑术，等到毕业后找机会当众报仇，让对方受辱。但是除非他完成报仇，否则他总有一种“心事未了”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是日本人报仇的核心。

那些没有机会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队中也会得到类似的体验。在日本，每四个青年就有一个被征召入伍。军队中二年兵对新兵的欺负比学校中高年级生对低年级生的欺负更加严重。军官从来不管这种事，下级士官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干预。日本军规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求助是丢脸行为。这只在士兵之间解决。军官将此视为“锻炼”部队的一个方法，但并不干预其中。二年兵把他们在头一年所积聚的愤恨转泄到头年兵身上，想方设法羞辱新兵，以显示自己的饱经“锻炼”。当兵的在受过军队教育离队时，常常被说成是彻底地换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真正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教育，当然也不是因为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被迫受到各种屈辱的体验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受过日本方式教养、自尊心极强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得兽性十足。他们对别人的嘲弄不堪忍受，他们把这种折磨解释为排斥，这使他们变成虐待狂。

之所以近代日本中学和军队里有这些风气，当然是来自日本古老的有关嘲弄和侮辱的习惯。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并不是由中学、更高层次的各类学校和军队所造成的。显而易见，对名誉的“情义”的传统规约，使人们对羞辱、嘲弄的反应比在美国更容易引起强烈的怨恨。每一个被戏弄的集团不久就会按顺序地对下一批受害者加以虐待，但这并不妨碍被侮辱的少年一心要对侮辱他的人报仇雪恨，这也是与古老的模式相一致的。在西方国家，转泄愤恨是司空见惯的习俗，而日本却不这样。例如，在波兰，新学徒和收获季节的临时年轻雇工被残酷戏弄，但他们的愤恨不是向虐待他们的人发泄，而是向下一批学徒和收获季节雇工发泄。日本的少年当然也会如此发泄愤恨，但他们最关心的事是还是直接报仇雪恨。只有和虐待自己的人做个了断，自己才会“感到痛快”。

在日本的重建过程中，那些忧国忧民的领导人应该高度重视这种战前在学校和军队中普遍存在的虐待青少年的习惯。他们尽量强调爱校精神和“同窗之情”，以消除高年级与低年级之间的对立。在军队中他们尽量禁止虐待新兵。虽然老兵要像军官那样对新兵进行严格的训练，但这不是侮辱，嘲弄、虐待新兵是侮辱。如果学校和军队里高级生和老兵对低级生和新兵进行的种种如学狗摇尾巴、学蝉叫、或者在别人吃饭的时候让他们“打倒立”这样的种种虐待，就必须受到严惩。如果能有这样的改变，那它对日本的教育的意义，将比否定天皇的神圣性和把国家主义从教科书中删除还要重要和有效。

女人并不学习对名誉的“情义”的规矩，她们没有男孩在中学或军队教育中的近代体验。她们也没有类似的经验。她们生活的世界比男孩生活的世界要稳定得多。从她们懂事开始，他们所受到的教养就是要使她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男孩事事都优先，礼物、关心都是女孩享受不到的。她们必须遵守的处世规则是任何场合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但是，在婴儿和幼年时代，她们和男孩一起分享日本幼儿的特权生活。当她们是小姑娘时，她们被特意用鲜红的衣服打扮起来，这种颜色她们在成年后将会放弃，直到她们到六十岁进入第二个特权时期后才可再穿红颜色的衣服。在家里，她们和男孩一样，在母亲与祖母的竞争中会受到双方的讨好。弟弟妹妹也会要求姐姐同其他任何一个家庭成员一样与他们“最亲”。孩子们会请求跟姐姐同睡表示“最亲”，姐姐会常常把祖母给她的礼物分送给二岁的幼儿。日本人不喜欢单人独睡，夜间小孩的被褥可紧紧地挨着他最喜欢的长辈。某一天“你对我最亲”的证据往往就是把两人的睡铺放在一起。女孩甚至在年满九岁或十岁，被从男孩的游玩伙伴中排斥出来之后得到其他方面的补偿。她们热衷于请人梳新的发型，在日本，14至18岁姑娘的发型是最为讲究的。当她们达到一定年龄时，她们可以穿丝织衣服而不是棉织农服，这时家里会千方百计把她们打扮漂亮。就是这样，女孩子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女孩必须自我承担那些遵守各种约束的义务，不能依靠父母强制。父母并不依靠体罚行使特权，而是靠坚定不移地期待女孩能按要求来生活。值得引用一下下面这个体现这种教养的极端例子，因为它绝妙地显示出那种非权力主义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也是比较宽大地承认孩子特权的教育方式的特征。从六岁起，幼小的稻垣镇子（杉本夫人）就受一个博学的儒家学者教授汉文经典。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课中，除了嘴和手，先生纹丝不动。我也同样纹丝不动地坐在他面前的草席上。有一次上课时由于某种原因我不小心动了一下，使弯曲的膝从正确的角度略微往旁边滑出去一点儿。老师脸上微微掠过一丝惊奇；然后他轻轻地合上书本，温和但很严肃地说：‘小姐，你今天的心境显然不宜学习，请回到房间静静思考。’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却又无可奈何。我恭顺地向孔子像行礼，然后再向先生鞠躬，毕恭毕敬地退出那个房间，小心翼翼地走到我父亲那里，像往常课程结束时一样向他请安。父亲感到惊奇，因为时间还未到，‘学习这么快就结束了啊！’他无意的话如丧钟一样。一想起那时的事，心就像有伤疤一样隐隐作痛。”

杉本夫人在另一个地方描写一个祖母时，概括了日本父母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态度：

“祖母态度安详，她期待每个人都依照她的想法行事。既无责骂，也无争论，但祖母像丝线一样柔软并像丝线一样坚韧的期待使其小家庭走在她所认为的正确道路上。”

这种“像丝线一样柔软并像丝线一样坚韧的期待”会如此有效的原因之一是各种技艺和技能的训练极其周到。女孩子学到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不管是儿童正确使用筷子的方法还是正确进入房间的方式，也不管是稍后才学习的茶道和按摩方法，全部都是由成年人手把手教出来的，直至成为无意识的动作。成年人并不认为当需要运用正确习惯时，孩子会“自然而然地学会”正确的习惯。杉本夫人讲述了她14岁订婚后为丈夫摆饭桌的事。她从未见过未来丈夫的面。他在美国，而她在越后，但在母亲与祖母的监管下，一次又一次地“我亲手烧煮哥哥所说的松雄爱吃的菜肴。我假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给他夹菜，并劝他先尝尝。我就这样学习关注我未来的丈夫，以使他感到愉悦。祖母和母亲总是如同松雄在场那样说话，我则如同丈夫真在房中那样注意我的衣着和举止。这样，我便渐渐学会尊重起丈夫来，并尊重我自己作为其妻子的地位。”

虽然不及女孩子的教养那样严格，但男孩也要通过实例与模仿接受周到的习惯训练。习惯一旦“学会”，就不能以任何借口违反。但是，在成年以后，长辈并不教给他们求爱的习惯，而这一重要领域必须要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摸索。家庭禁止出现任何公开的示爱行动，九岁或十岁之后无亲戚关系的男孩与女孩就要被彻底隔离。日本人的理想是，父母要在男孩表现出对性的兴趣之前就为他安排好婚姻，因此人们期望男孩在与女孩的交往中最好是感到“羞怯”。农村常常围绕这一话题取笑男孩让他“害羞”。尽管如此，男孩子们仍想办法学会了求爱。过去，许多甚至大多数姑娘都会未婚先孕，一些农村甚至到现在还是这样。这种婚前性体验是“自由领域”，并不属于人生大事。父母在安排婚姻时也不在乎这些事。但在现在，正如须惠村的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医生所说的那样，“甚至女佣也受到教育要必须保持贞操”。那些上中学的男孩所受到的教育也严禁与异性有任何交往。日本的教育与舆论都致力于防止异性之间婚前的亲密接触。在日本的电影中，他们把在年轻妇女面前表现得毫无拘束的年轻男子视为“不良”青年；而“好”青年在美国人看来则是对可爱姑娘采取冷酷甚至粗野态度的人。在姑娘面前无拘无束意味着这些小伙子已经“玩过”或者已找过艺伎、妓女或咖啡馆女郎。经常光顾艺伎馆是学习示爱的“最好”方法，因为“艺伎”会教你各种事情，男人只需怡然观看。他不必担心自己显得笨手笨脚，也没指望会跟艺伎发生性关系。但花得起钱去艺伎院的日本青年并不多，他们大多都是去咖啡馆看那人怎样亲近女人。但这种观察与他们在其他领域中受到的训练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男孩们无法摆脱害怕自己不善交际的担忧。性行为是他们生活中必须由自己学会而不是由长辈手把手教会的领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在年轻夫妇结婚之时为他们提供《枕草纸》和详细地画着各种姿态的画卷，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说，“可以看书学习，就像学习园艺的规则一样。父亲不教制造日本园艺的方法；但当你大了之后就会自己培养这种爱好了。”虽然大多数日本青年是从书本外学习性行为的，但把性行为与园艺并列为人们从书本上学习的两种东西仍十分有趣。总而言之，这方面他们不需要成年人的悉心指导。这其间种种差异使青年深信，性是独立于人生大事以外的一个特殊领域，而人生大事是由长辈们做主的，并由他们在其中不辞辛劳地对青年男子的习惯加以训练。虽然常常怀着困惑和不安，但性却是日本青年可以自我控制的一个自由领域。这两个圈子有着不同的规则。在结婚后，男子可公开到外面寻欢作乐，但这丝毫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婚姻的稳定。

妻子没有与此相同的特权。她只有对丈夫严守忠贞的义务。如果想与人私通，只能**。**的日本妇女很少有不被丈夫发现的。容易激动或精神紧张常被说成是患有“癔病”。“妇女最常遇到的困难不是来自社会生活而是来自其**。许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和大多数癔病患者（易激动、不稳重）显然起因于**失调。妇女只能靠丈夫来满足性欲。”须惠村的农民说，女人的疾病大多“从子宫开始”，然后进入大脑。当丈夫去外面寻欢作乐时，妻子可能会求助于**这一公认的日本习俗，从农村到上层家庭，妇女都秘藏着传统的**工具。此外，在农村，女人生过小孩以后就可以随便谈论性。在当母亲之前，她不会开有关性的玩笑。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与性有关的玩笑充斥于男女混杂的宴会之中。她们还会配合下流歌曲前后扭动臀部，**地跳艳舞为宴会助兴。“这种余兴总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也是如此，村里人到村口欢迎服役期满回乡的士兵时，女扮男装的妇女会互相开起下流的玩笑，并假装强奸年轻姑娘。

由此可见，日本妇女在性事方面具有某种自由，而且，社会地位越低，这种自由也就越大。她们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必须遵守许多禁忌，但没有一条禁忌要她们忌讳性事。当****讨男人欢喜时，她们是****的。同样，当正经使男人满意时，她们又变得正经了。她们一旦成年，就会抛弃各种禁忌，如果她们出身低贱，就会像男人那样下流。日本人要求妇女的行为要根据年龄、场合的改变而改变，而不是类似西方一样简单地分为“贞女”与“**妇”。

男人也是既有尽情放纵的时候也有谨慎克制的时候，与男性朋友一起喝酒，特别是在艺妓的侍候下喝酒，是男人最喜欢的享受。日本人喜欢喝醉，并无要求男人控制醉态的规则。几杯酒下肚以后，他们就会放开平日的严肃拘谨，相互倚躺，亲密无间。醉酒者除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发生吵闹以外，一般很少看见粗暴行为或打架。除了诸如喝酒这种“自由的领域”外，正如日本人所说，男人决不能干违反常规的事。如果日本人说某人在生活的重要方面违规，这就是日本人所用的最接近于骂人的话了，如果“混蛋”这个词没有其他意思的话。

一切西方人所认识到的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都可以从日本人教育儿童的方法中得到解释。这种教育方法使他们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其中任何一面都不可忽视。日本人在幼儿期过的都是一种有特权的和娇纵的生活，经历了人生稍后阶段的各种训练以后，他们对幼儿期这“不知耻辱”的年代的记忆仍不可磨灭。他们不必描绘未来的天堂，他们在过去有过天堂。他们把自己的童年改头换面地写进了关于人性本善、众神慈悲和做日本人无上光荣的理论之中。幼儿期的经验使他们易于把自己的道德置于这样一种极端观念之上，即认为人人身上有“佛性”个个死后都成神，这让他们武断和盲目自信。正是因为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他们才经常主动承担任何工作，甚至是自己能力远不能解决的艰难工作。正是因为以此作为思想基础，他们才敢于坚持己见与政府相抗争，并以自杀来为此作证。有时这种盲目自信会使他们陷入集团性的狂妄自大。

长到六七岁以后，“谨言慎行”与“知耻辱”的责任便被逐渐地加在他们身上，并由最严厉的约束力加以维持：他们如有过失，就会受到家庭的一致排斥。这种压力虽不是普鲁士纪律的压力，但却不可逃避。在他们拥有特权的幼儿期，有两件事就为这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一件是父母坚持要训练小孩自己撒尿并手把手地纠正他的各种姿式；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早期体验造就了孩子，使他在听说“世人”会嘲笑他和排斥他时便会接受加诸于他的巨大约束。他压制自己在早期生活中会随便表现的冲动，只是因为不合时宜而不是因为冲动是坏事。他现在已跨入严肃的生活。随着他越来越多地失去幼时的特权，他也越来越多地得到成年的喜悦，但幼儿期的体验绝不会真正消逝。他大量地从这些体验中吸取养料，充实其人生哲学。在他对“人情”的宽容之中，他重温幼时的这些体验。在他成年生活的“自由领域”里他重新体验儿时的特权。

一种联结着孩子早期与晚期生活的显著环节是，获得伙伴认可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意义。灌输在他头脑里的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而正是这一点。在孩提时代的早期，当他长大到能够提出请求时，母亲就让他睡到他自己的睡铺中去，他计较自己以及兄弟姐妹所获得的糖果的多少，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他在母亲心中的地位，如果遭到忽视，他会迅速感觉到，他甚至会问其姐姐“姐姐最喜欢我吗？”在儿童时代的晚期，他要渐渐放弃自己的个人满足，以得到“世人”的认可和接纳，否则将遭到“世人”嘲笑的惩罚。在大多数文化的儿童教育中都会用到这种约束力，但在日本这被视为特别沉重。被“世人”遗弃是怎么一回事，这已通过父母威胁说要丢掉孩子的逗弄戏剧性地印在孩子的脑子里了。在一生中他比害怕暴力还要害怕被伙伴排斥。他对嘲笑与抛弃的威胁极为敏感，即使只是自己想想。因为在日本社会中几乎没有私生活的秘密，所以“世人”实际上知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果“世人”不赞成的话，就能够抛弃他，这决不是一种臆想。因而如果人们不满意一个人的做法，那么排斥他就是轻而易举的。再加上日本房子的板壁既不隔音，白天还都大敞其门，因此，对那些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的私生活是一览无遗的。

日本人所用的某些象征物有助于分清他们性格中基于儿童教育的非连续性的两个侧面。幼年期形成的侧面是“不知耻辱的自我”，他们为了了解自己还保存着多少儿时的天真而常常照镜子。他们说，镜子“照出永恒的纯洁”。它并不助长虚荣心，也不反映出“干扰的自我”，而是反映心灵的深处。在镜子中，人们打开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看到自己正像那个“不知耻辱”的真实的自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活着。他们在镜中看到理想的父母的形象。正因为如此才有人会随身带着镜子。甚至有人在自家佛龛供上一面特别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祭祀自己”，“自己参拜自己”。这并不常见，但也不麻烦。因为所有人家的神龛上都有作为圣物的镜子。在战争期间，日本广播电台曾播放一首专门的颂歌，赞扬一班女学生自己凑钱买镜子挂在教室里。没有人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这被描写成姑娘对其心灵深处平静目的新的奉献。对镜自省是证明她们精神是否高尚的一种形式。

“观察的自我”被植入孩子心灵之前，日本人就对镜子发生感情了。他们在镜子里看不到“观察的自我”。镜子里映出的是像幼儿时期一样的天然的“善”的自我，是不需要“耻辱”来开导的。他们赋予镜子的同一象征意义还成了为达到“练达”而进行自我修养的基础，他们坚持不懈地修养自己，以消除“观察的自我”，回到思想与行为一致的幼儿时期。

特权性的幼儿期生活对日本人产生了种种影响，尽管如此，也不会导致他们认为在后期耻辱感成为道德基础之后的种种约束是剥夺特权。正如前面所述，基督教的自我牺牲观念常常受日本人攻击，他们排斥那种观念。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日本人也说是为了“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自愿”死的，他们并不认为这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可以通过这种自愿的死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否则就会“死得像狗一样”，这意味着死的毫无价值，而不是英语中穷困潦倒地死去的意思。并不那么极端的一系列行为在英语中也被称为自我牺牲，在日语中则反而属于自重的范畴。自重始终意味着自制，而自制与自重具有同样的价值，只有自制才能胜任大事。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的的必要条件，而因为不同的生活体验让日本人觉得这还不够。他们接受的主要道德信条之一就是，自制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否则，他们怎么能控制这个危险的自我，这个充满着可能会爆发并扰乱正当生活的种种冲动的自我呢？正如一个日本人所说的那样：

“长年累月辛勤劳动而涂上的漆层越厚，制出来的漆器就越有价值。对一个民族来说同样如此……有句形容俄国人的话说‘剥开俄国人的外皮，现出的是鞑靼人’。人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日本人，‘剥开日本人的外皮，刮去漆，现出的是海盗。’然而，不应忘记漆在日本是一种珍贵的东西，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漆中没有丝毫虚假；它不是掩盖缺点的涂料。至少它与坯质具有同样的价值。”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男性行为中十分明显的矛盾是由其教育的不连贯性所造成的，甚至在他们经历了全部“涂漆”过程以后，他们的意识中仍深深地留下幼时的印象，那时的他们简直就是自己小小世界里的神，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他们的任何要求也都能得到满足。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两重性，他们在成年后既可以毫无拘束地浪漫恋爱，又能够对家族意见绝对服从。他们既能够不顾一切地履行极端的义务，又能够尽情地享乐与贪图安逸。慎重处世的教育使他们在行动中常常看起来很懦弱，但他们实际上勇敢得近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得极为驯服，但决不会轻易服从来自上面的控制。他们尽管彬彬有礼，却又傲慢不逊。他们可以接受军队所要求的盲从的纪律，但又桀骜不驯。他们可以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但又容易被新的方式吸引，就如他们既学习中国又学习西方所表现的那样。

性格的两重性造成紧张，对此，日本人的反应各不相同。如何协调儿时处处被宽容的骄纵经验和后来生活里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束缚，每个日本人都要对这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许多人困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有些人一丝不苟地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像道学家一样，唯恐放纵会跟实际生活发生冲突。因为放纵并非出自空想，而是他们曾经体验过的东西，所以这种恐惧就更加严重。他们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陷于人格分裂，他们害怕自己的反抗心理，所以就把它堵死在自己的心中，并以表面的温顺来掩饰。他们常常埋头忙于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以免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每天他们都只是对那些生活琐事进行毫无意义的重复。还有一些人，由于过分怀念幼时生活，长大后面临社会对成年人的一切要求他们都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总是想依赖别人，而实际的年龄已不允许他们再这么做。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冒犯，因此任何斗争都会使他们陷于巨大的紧张和激动中。凡是不能按常规处理的意外事件都会使他们感到恐惧。

日本人在极度担心遭人排斥或受人非难的时候就会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在他们没有感到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他们在生活中既显示出享受人生的能力，又显示出在孩提时代所培养的不伤害他人感情的习惯。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事。幼年时代的经历让他们具备了自信，也没有什么罪恶感的负担。后来被加上了名义上与伙伴步调一致的种种束缚，以及各种相互的义务。不管别人在某些事情上如何严重地干预他们的愿望，日本人仍在一些明确规定的“自由的领域”中，让感情冲动得到满足。日本人一向以善于从自然中寻找乐趣而闻名，他们赏樱花、赏月、赏菊，或赏初雪听虫鸣、吟和歌、俳句，修饰庭园，插花，品茗等等。这些不应该是一个内心极度不安而又富于进攻性的民族应有的活动。他们在追逐这种生活时也不是愁眉苦脸的。在日本执行灾难性使命之前的那些幸福日子里，日本农村里的闲暇生活像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那样快乐，同时也像任何一个民族那样勤奋工作。

但日本人律己甚严。为避免被排斥和受诽谤的巨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已经尝到甜头的个人享受。在人生大事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少数违反这一模式的人会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并不是在“善”与“恶”之间选择道路，而是在“世人期望的人”和“世人失望的人”之间选择道路，他们为迎合世人的“期望”而抛弃自己的个人要求。这些人才是“知耻辱”和谨慎的杰出人物。这些人才是为家、为村、为国增光的人。这些思想产生的压力是巨大的，这些压力表现为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的雄心壮志。每个人都背负着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人们必须警惕戒备，唯恐失败，或唯恐自己付出巨大努力从事的工作仍不免被人轻视。有时他们积压的愤怒爆发，会表现为极端的攻击行为。而这并不是像美国人那样，是因为其主张或自由受到了挑战，而是因为他们觉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那时，他们危险的自我会喷发出来，条件允许的话他会针对诽谤者，否则就针对自己。

日本人为其生活方式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单纯的自由，而美国人要像依赖空气一样的依赖这种自由。但我们必须记住，日本人在战败以来开始期望民主，能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行事，是日本人极为向往的。杉本夫人在描写她从东京的教会学校里得到的一块“随意栽种”园地时传神地表达了这一点，她曾被送往该校学习英语。老师给每个学生一块园圃和所需要的种子。

“这个‘随意栽种’庭园让我感受到了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人的心中存在这种幸福感，这事件的本身就让我感到惊奇……我可以自由行动，但却不会违背规矩、玷污家庭的名声，不会使父母、老师或乡亲们感到生气，也不会损害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其他学生都种花，但杉本夫人却计划种土豆。

“谁也不知道这种荒谬行动给予我的无所顾忌的自由感 觉……自由精神在叩击我的心门。”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

“我家里，庭园中特意布置了一块看似荒野的地方……但总有谁在忙于修剪松树或剪齐树篱，每天早晨，老仆人扫净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细心地撒下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

这种伪装的荒野对她来说象征着伪装的意志自由，而她以前正是在这种伪装的自由中接受教育的。在日本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种伪装。日本庭园中每一块半埋在土中的巨石都是在别处精挑细选后运来，立在小石块组成的台基之上的。要仔细考虑以使巨石的位置与溪水、建筑物、灌木和树木能融合到一起。同样，**也盆栽着，并为参加日本各地每年都举办的花展而精心加以修整，每一片漂亮的花瓣都由栽培者细心修整过，并常由嵌于鲜花之中的、不易被看见的小铁丝架支撑着，以保持正确的形态。

杉本夫人在得到机会拆掉**上的铁丝架时，她感到激动而纯真的快乐。原来被栽在小盆中并被一瓣一瓣地精心修整过的**，在回归自然后显示出发自内心的喜悦。但在今天的日本人之中，做出脱离他人期望地行动和对“耻”（耻辱）的约束力表示怀疑的，这种自由可能会把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打破。新局面下的日本人不得不学习新的约束力。而这个变化的代价很高昂。制定新观点和建立新道德殊非易事。西方世界既不能设想日本国人会立即接受新观点和新道德并把它们变成自己真正的东西，也不应认为日本人不能最终制定出比较自由、比较宽容的伦理规范。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已将日本道德规约的知识和实践忘得干干净净，任何其祖上的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墨守成规（他父母的出生国日本的规矩）。同样，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在新的时代也能够树立起不像过去那样要求个人自制的生活方式。**完全可以摆脱铁丝架，并且不需要精心修整也能够美丽鲜艳。

在进入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某些日本的传统道德能帮助他们保持平稳。其中之一是自我负责的精神，日本人喜欢把自己形象地比作一把刀，而“自我负责”的精神就是要自己负责擦净自己“身上的锈”。正如佩刀者有责任使他的刀始终闪闪发光一样，每个人必须对其行动的后果负责。人必须承认并接受他自己的弱点、容易动摇和无能所造成的一切结果。对自我负责的解释，日本远比自由的美国严格得多。在这一日本意义上，刀不是作为进攻的象征，而是作为自我负责的理想人物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体制下，没有比这种品德能更好地起到平衡的作用。而日本的儿童教育方式和行为哲学已经把这一点作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灌输给日本人。今天，在西方的意义上来说，日本人要“放下刀”（投降）。在日本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有毅力注意让心中那容易生锈的刀保持光洁。若依据他们的道德术语来说，在更为自由、更为和平的世界上他们仍能够把刀保存下来作为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