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抚养孩子长大的方式并不像善于思考的美国人认为的那样。美国父母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时远不及日本人那么周到和严格，但他们从一开始就让婴儿知道他小小的愿望在这一世界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在抚养小孩时严格地按着规定的喂奶时间和睡眠时间表，在时间未到之前，不管婴儿怎样哭闹也无济于事。稍大一些当他吮吸手指或者把手放在身体其他位置时，母亲会打他的手来加以制止。母亲常常不在身边，而当母亲外出时，婴儿得留在屋里。在他喜欢吃其他食物之前，他就得断奶，如果他是以奶瓶喂养的话，他就得放弃奶瓶，无论他是否喜欢他都要吃一些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食物，否则就要受惩罚。

在儿童教育方面，日本人的做法与美国人截然不同。日本的生活曲线正好与美国的生活曲线相反，是一个巨大的U字型曲线，即让幼儿与老人享受最大的自由和随心所欲。过了幼儿期以后，约束逐渐加强，直至结婚前后自由达到最低线。这条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并持续许多年，其后曲线重新逐渐上升，过了60岁后，就又可以像小孩一样不再为耻辱而烦恼。在美国是把这个曲线颠倒过来的。幼儿期的教养极为严格，随着孩子的成长，这种教养逐渐放松，当一个人获得了足以自食其力的工作，开始成家立业时，就可以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了。我们的壮年期是自由和主动性的巅峰时期。当随着年龄增长精力逐渐衰退而成为受人照顾的“累赘”时，约束又开始出现。美国人无法想象按照日本人的生活模式安排生活，这跟我们的现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然而，无论是美国人的人生安排，还是日本人的人生安排，事实上都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鼎盛期尽可能多地融入该国的文化。美国人认为必须扩大在壮年期个人选择的自由才能确保这一目的。日本人则依靠对个人的极端束缚来达到这一目的，尽管事实是人在此时处于体力与赚钱能力的最高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们深信，束缚是绝好的精神修养，它会产生自由所达不到的效果。日本人不是整个一生都得受这种束缚的，他们往往在生产能力最活跃时期加重束缚，而幼年与老年期则是“自由的领域”。

对孩子非常宠爱的人非常强烈地想要孩子。日本人确实如此。他们想要孩子，首先如同美国的父母一样，因为爱孩子是一种幸福，但他们想要孩子，还有一些在美国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原因。日本父母需要孩子，并不仅仅为了得到感情上的满足，更主要因为如果不能延续香火他们便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每个日本男子必须有个儿子，以便自己死后有人能在厅堂供上自己的灵牌并且每天上香祭拜，他为了永世不断地传宗接代并维持家族的荣誉与财产。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父亲需要儿子就像幼儿需要父亲一样。儿子会逐渐取代父亲，但这并不被认为是抛开父亲，而被认为是使父亲安心。在若干年内，父亲担任“家”的管理人的角色，此后就由儿子继承。如果父亲的家长地位无子可传，这种角色就毫无意义。由于这种世代相继的意识根深蒂固，成年的儿子即使对父亲再依赖，即使比在美国延续得时间更长，也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产生羞耻和不体面的感觉。

日本女人想要孩子也不仅仅是为了情感满足，而是因为只有当上母亲后她才能获得地位。无子女的妻子在家中的地位是极不稳固的，即使不被抛弃，她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婆婆或对儿子婚姻具有发言权，或者对儿媳行使权利。她的丈夫会领养一个儿子来续嗣，尽管如此，按照日本人的观念，没有生育的妻子仍是一个失败者。日本妇女都希望多生小孩。20世纪30年代的前五年平均出生率为31.7‰，这甚至比多子女的东欧国家还要高。美国，1940年的出生率是17.6‰。日本母亲的生育年龄很早，多数在19岁就开始生孩子。

在日本，生孩子和**一样是隐秘的事，妇女在生产时为防止泄漏生孩子的事而不能喊叫。婴儿一出生便有小床和新被褥。因为新生儿没有自己的新睡铺是不吉利的，即使没有财力购买新被褥的家庭，也要清洗一下被套和重新装好被芯，使之变“新”。小被褥很轻并且不像大人的那样硬。据说婴儿睡在自己的小床里会睡得更香。而深层的原因是，人们内心深处认为新生儿必须睡新床。婴儿的小床与母亲的床靠得很近，不过婴儿要长大到自己能够表示想同母亲一起睡的时候才与其母亲睡在一起。他们说一般婴儿到一周岁时，能伸手臂表示自己的要求了，这时母亲就会搂着婴儿慢慢入睡。

婴儿在出生后的三天里并不喂奶，因为日本人要等到流出真正的乳汁。此后，婴儿可以随时含着**，不管是为了吃奶，还是为了叼着玩。母亲也从喂奶中享受乐趣。日本人相信喂奶是妇女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很容易学会分享母亲的快乐。**不仅是营养之源，还能传递快乐与舒服。在第一个月内，婴儿不是睡在小**就是被母亲抱在怀里。30天左右的时候，就被带到本地的神社去参拜本地方的保护神，这样之后，婴儿才被认为生命已扎根于体内，才可以带着他自由外出。足月后，他被背在母亲背上，一条双层带系住其腋下和屁股，绕过母亲肩膀后在腰前打结。在冷天母亲穿上宽大的棉套紧紧地裹住婴儿的身体。家中的大孩子，不管男孩女孩，也都背婴儿，他们在玩时也背着婴儿，甚至在玩跑垒、跳房子时也要背着婴儿。尤其在农户和贫困家庭，更需要大孩子来照看小孩子，日本的“婴儿就这样生活于人群之中，很快显出懂事与感兴趣的样子，他似乎像背着自己玩游戏的大孩子一样享受游戏的乐趣”。日本人把孩子手脚伸开地用带子背在背上，这种做法与太平洋诸岛及其他地方通行的用围巾把婴儿包起来系在肩上的做法有许多共同之处。它助长孩子的被动性，这样带小孩，孩子长大后就能够随时随地不拘姿势的睡觉。但用带子背的日本习惯并不像包在围巾和袋子里系在肩上的习惯那样养成彻底的被动性。婴儿“会像小猫一样趴在那人背上。因为是用带子背在背上的，所以不必担心会掉下来；但婴儿……凭自己的种种努力而获得舒适的姿势，而且很快学会了非常舒服的姿势，而不是仅做系在肩上的包裹”。

当母亲做事情时，她便把婴儿放在小**，而当她上街就会背在背上。她对婴儿说话、哼歌，教他做出表示礼貌的动作。母亲给别人还礼时，也会晃动婴儿的头和肩膀让他还礼致意。婴儿总是被考虑在内的。每天下午她带着他洗热水浴，抱在膝上逗他玩。

三四个月大的婴儿都要用尿布，而且布质非常粗厚。因而日本人常抱怨说他们的罗圈腿是尿布造成的。三四个月之后，母亲开始训练他大小便。母亲把婴儿抱到室外，嘴里吹着口哨，等待婴儿小便或大便，让孩子懂得这种听觉刺激的目的。人们公认日本婴儿和中国婴儿一样很早就学会了大小便。把大小便拉在身上的婴儿会被某些母亲拧屁股，或者至少训斥一下，对那些难以训练的婴儿则更频繁地抱到户外去把大小便。对于大便不通的婴儿，母亲便给他灌肠或吃泻药。母亲们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婴儿更舒服些；如果养成了按时大小便的习惯，就可以不再系厚厚的非常不舒服的尿布了。的确，日本婴儿觉得尿布很不舒服，这不仅因为它粗重，更因为日本人没有尿布一湿即换的习惯。不过婴儿还太小，不知道排泄训练与摆脱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联系。他只感到每天必须如此，无可逃避。此外，母亲必须把婴儿抱得远离自己的身体，因而势必抓得很紧。婴儿从这严格的训练中学到的东西使他在成年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日本文化中的强制性的烦琐规矩。

日本婴儿通常先学会说话再学会走，但被禁止爬。传统观点认为，婴儿在一周岁之前不应站立或移步，母亲过去常禁止孩子作这种尝试。近一二十年来政府在其广为发行的廉价杂志《母亲杂志》中大力宣传，母亲应该鼓励孩子早走路。这才逐渐普及开来。母亲或把一根带子系在婴儿腋下，或用双手扶着他学步。但尽管如此，婴儿还是想先学说话。当婴儿开始使用单词时，成年人喜欢用来逗婴儿的说话的句子便更带有目的性了。他们不让孩子从平日的讲话中模仿学话；他们教婴儿单词、语法和敬语，婴儿与成人都很喜欢这种做法。

日本小孩学会走路之后，会干出许多淘气的事来。他们或用手指捅破窗户纸，或跳进设在地板中央的地炉里。日本的大人还往往夸大房屋的危险。比如站在门槛上是“危险”的，就要坚决禁止。日本人的屋子当然没有地下室，主要靠梁和柱把整个房子托起。因此，大人们认真地认为小孩站在门槛上会使整个房屋坍塌变形。不仅如此，孩子还必须牢记不得站或坐在两块草席的交接处。草席的大小是标准化的，因此房间被称为“三垒室”或“十二垒室”。孩子们经常听人说古时武士常常潜伏在地板下，用剑从草席的接缝处刺杀房间里的人。只有厚实柔软的草席才能保证安全，而接缝处很危险。母亲经常用“危险”“不行”这类话来警告小孩。第三句常用的警告的话是“脏”。日本屋子的整齐和洁净是有名的，因此他们警告小孩要注意整洁。

日本小孩在下一个孩子出生以前都一直是不断奶的，但近年来政府出版发行的《母亲杂志》说婴儿在八个月时断奶为好。中层阶级的母亲们常如此做，但这还远远没有成为日本人的普遍习惯。喂奶是母亲的一大乐趣。那些逐渐接受新习惯的人把缩短喂奶期视作母亲为了孩子的幸福而作的牺牲。那些认可“长期喂奶对孩子身体不好”这一新说法的人指责不给孩子断奶的母亲没有自制能力。“她说她不能使孩子断奶。那只是她下不来决心，她想继续享受喂奶的乐趣。”由于这种态度，八个月断奶并不能广泛普及。还有一个阻碍普及的理由是，日本人没有为断奶后的幼儿准备替代食物的习惯。断奶的婴儿一般要以稀粥类的食物为过渡，但日本人通常是直接从母奶换成普遍成人的食物。日本人的饮食之中没有牛奶，也不会为婴儿准备特殊的蔬菜。由于这种实际情况，人们有理由怀疑政府宣传“长期喂奶对孩子身体不好”是否正确。

小孩一般是在能够理解对他们所说的话之后断奶的。在这之前，母亲会把他抱在自己的腿上坐在餐桌前喂一点儿食物；断奶后他们的饭量就会加大。由于小孩从一出生就没断过奶，因而现在有些孩子还是比较恋奶、不爱吃东西。这时母亲就时不时地给他们一些点心吃，让他不要恋奶。有时母亲会在**上涂一些胡椒粉。但所有的母亲都会哄孩子说，想吃奶的永远都是小娃娃。她们会说，“看你那小表弟，他真是大人。他跟你差不多大，但不要求吃奶。”“你瞧，那个小男孩在笑话你，因为你都当哥哥了却仍要吃奶。”那些已经二岁或者三岁、四岁还在闹着要母亲**的孩子，一听到有大孩子走近的脚步声，常会突然放下**，装出不感兴趣的样子。

并不局限于断奶，在其他的很多事情上家长都会用这种激将法来督促孩子早日成人。从孩子能听懂对他所说的话时起，任何场合都有这种司空见惯的方法。男孩哭泣时母亲会对他说，“你又不是女孩”，或“你是男子汉”。或者她会说“看那个小孩他就不哭”。如果来客带来一个孩子时，母亲会在自己孩子的面前，爱抚客人的孩子，并说，“我想要这个宝宝做妈妈的孩子，妈妈想要这样伶俐听话的孩子。你已经大了，还总是淘气。”她自己的孩子就会跑过来扑向母亲，边用拳头捶打着母亲边哭喊道：“不，不，我不喜欢这个宝宝。我会听妈妈的话的。”如果一两岁的孩子吵闹或不迅速做某事时，母亲会对男的来客说，“请你把这个孩子带走好吗？我们家不要他了。”来客会出色地扮演其角色。他会装作要把这个孩子带出屋子。孩子会尖声喊叫，疯了似的向母亲求救。当母亲认为哄逗已达到效果时，她会和颜悦色地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让孩子保证今后要学乖。对付五六岁的孩子有时也会用这种小把戏。

哄逗还有其他形式。母亲会走到其丈夫身边，并对孩子说：“我不喜欢你，我喜欢你爸爸。爸爸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孩子的嫉妒暴露无余，想方设法让父母分开。他的母亲说“你爸爸不满屋喊叫，满房间乱跑”。孩子抗议说“瞎说！瞎说！我也不做那样的事。我是乖孩子。因此妈妈会喜欢我的吧？”戏演到这儿就够了，父母相视一笑。不仅这样哄逗男孩子，他们也这样哄逗女孩子。

这种经验成了培植日本人对嘲笑和嫌弃的恐怖心的肥沃土壤。我们无法确定小孩会在几岁明白那些嘲弄是在对他开玩笑，但他们迟早会懂得的。他们一旦懂得自己受了嘲笑，便害怕随之而来的会失去一切可靠与熟悉的东西。在他成年以后，当受到别人嘲笑时，幼儿时期的这种感受就会浮现在他的心头。

这种逗弄所以在二至五岁小孩身上引起较大的惊慌，是因为家确实是安全与自由的避风港。父母之间在体力与感情方面实行明确的分工，所以他们很少在孩子面前表现为竞争者。母亲与祖母共同承担家务和教育孩子。她们对孩子的父亲恭恭敬敬万分尊崇。家庭等级制度中的长幼尊卑是明确的。孩子也知道长者的特权，男人对女人的特权，兄长对弟弟的特权。但孩子在幼儿期受到家庭中每个人的溺爱，尤其是男孩。无论对于男孩还是女孩，母亲永远都是予取予求的对象，如果是三岁大的男孩，他甚至可以向母亲大发雷霆。他从来没有对父亲表示过反抗，如果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父亲的嘲弄或者对要把自己“送给别人”的话感到很愤恨，他就会把所有的委屈、郁闷全部发泄到母亲的身上。虽然并非所有的小男孩都这样脾气暴躁，但不论是在农村家庭还是在上层阶级的家庭中，这种脾气都被认为是三至六岁孩子所具有的通病。幼儿捶打其母亲，又哭又闹，蛮横之极，甚至扯乱母亲精心梳就的漂亮的头发。他的母亲是个女人，而他虽然只有三岁，却无疑是个男子，他甚至可以尽情地挑衅他的母亲。

孩子对父亲只能表示恭顺的态度。因为对孩子而言，父亲是等级制上高层次的代表，用日本人常用的措词来说，“作为一种教养”，孩子必须学习对父亲表示应有的尊重。日本父亲比任何西方国家中的父亲都要少的干预孩子的教育。教育孩子完全是女人的事。父亲向幼儿表示自己意志时，通常只用眼神示意或者只是几句简单的训诫。由于这种情况是极少出现的，所以孩子往往会立即照办。闲暇之余父亲会给孩子做玩具。在孩子会走路后很久，他偶尔会带着孩子出去到处逛逛，如同母亲也做的那样，在这个阶段，父亲有时也会做些在美国通常由母亲来完成的育儿工作。

尽管祖父母也是尊敬的对象，孩子们对待其祖父母还是可以随心所欲。祖父母并不担当教育孩子的角色。但是当祖父母觉得父母对孩子教养太松时，他们插手来充当这种角色，而这一般会产生巨大的矛盾。祖母通常一天到晚都在孩子身旁。祖母和母亲竞争孩子在日本家庭中是常有的事。若从孩子的观点看，他受到双方的讨好。若从祖母的观点看，她可以利用孙子来支配儿媳。而对孩子的母亲来说，讨婆婆的欢心是最大的义务，所以不管祖父母如何娇宠孩子，她也不能提出异议。祖母常在母亲说了不再给糖果之后又给孩子糖果，并有所指地说“我的糖果不是毒药”。在许多家庭中，通常祖母给的东西都是母亲弄不到的，她也比母亲有更多的空闲时间逗孩子玩。

哥哥姐姐们也受到教诲要宠爱弟弟妹妹。在妈妈生下另一个孩子时，日本的小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面临“失宠”危险的感觉。失宠的孩子很自然地联想到母乳和母亲的床榻就要让给新生儿了。在新生儿诞生之前，母亲对孩子说他将有一个真的活宝宝而不是“假冒”的娃娃。他被告知说现在他可与爸爸而不是与妈妈一起睡了，而这被描绘成一种特权。孩子对家里为新生儿做的各种准备都兴致勃勃。孩子们一般都由衷地为新生儿的诞生感到高兴与兴奋，但相反的情况也会出现，而这被认为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并不值得特别担忧。失宠的孩子可能抱起新生儿向外走，并对其母亲说，“我们把这个宝宝送人吧。”母亲回答说：“不，他可是我们家的宝宝呀。所以大家要好好地喜爱他。你也应该喜欢他啊。也请你一起来帮助照看宝宝吧。”这种情况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重复出现，但母亲们似乎对此并不特别介意。在多子女的大家庭里，会自动出现一个调节办法：孩子们会按间隔次序来安排照料婴儿，老大照顾老三，老二照顾老四。弟弟妹妹也会跟隔开一个次序的哥哥姐姐亲密。在七八岁之前，孩子的性别对这种排列组合一般无多大影响。

日本孩子都有玩具。父母和一切亲朋好友都会给孩子玩偶或其他玩具，或者是自己做或者是买。穷人几乎不花钱，一般是自己做玩具。小孩子们用玩偶和其他玩具来玩做饭、结婚和过节等游戏，他们在开始游戏之前往往先要彻底地议论一下怎样才是“正确”的大人做法，争论不出结果时就让母亲裁决。如果发生争吵，母亲就会引用“大人有大量”的古训劝大孩子让步。这时常说的话是“吃亏是福”，母亲这话的意思是如果大孩子将其玩具让给小孩子，小孩子玩腻了就会玩别的，玩具还是会回到大孩子手里。三岁的孩子很容易就能理解这样的事。或者母亲的意思是要大孩子在将要玩的主仆游戏中假扮仆人的角色，那可以使大家玩得有趣，而自己也能从中享受到乐趣。“吃亏是福”这个道理在日本人成年后的生活中也是大受尊敬的。

使孩子分心和将其注意力从目标上转移开来，是在儿童教育中除了训诫和哄逗的之外的另一重要方法。随时给孩子吃糖果一般也被认为是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之一。随着小孩接近于上学年龄，人们就开始利用各种“治疗”法。如果幼儿脾气暴躁，不听话或好吵闹，母亲便把这个幼儿带到神社或佛教寺庙里去。母亲的态度是：“让我们求神佛给予治疗吧。”这常常成为一次愉快的旅游，进行治疗的神官或僧侣郑重其事地与孩子谈话，询问他的生日和烦恼。然后他退到里面去祈祷，出来时就宣布病好了。有时则会说孩子淘气是因为有一种寄生虫或一只昆虫，所以除虫后才会变得文静。他给孩子治病，然后孩子就平安无事地回家。日本人说这种方法“短时间内有用”。甚至日本孩子得到的最严厉惩罚也被视作“药”。这就是把一种叫作干艾的粉末在孩子的皮肤上堆成一个锥形，然后烧它。这会留下终身的伤疤。这种艾灸是东亚一带自古以来就流行的传统疗法，在日本也惯于用艾灸来医治各种病痛。脾气暴躁和固执也可以用艾灸来治疗，六七岁的少年可能会受到母亲或祖母这样的“治疗”。在难治的小孩身上可能会进行两次，但很少用三次来“治疗”小孩的淘气。灸治并不是“你这么干的话，我就要揍你”这一意义上的惩罚。但它远比挨揍更痛苦，孩子因而懂得了不能淘气。

除了这些对付顽童的方法外，还要教他们很多习惯使他们具有必备的身体技能。他们十分强调手把手教孩子做出各种动作，孩子必须老老实实地照做。在孩子两岁之前，父亲教孩子摆出正确的盘腿端坐、脚背贴地的坐姿。开始时孩子很难做到不向前后倒下，特别是因为端坐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身体要稳定、一动不动，不能改变任何姿势。据他们说学习坐的方法是放松身体，处于被动状态。由父亲把着孩子的脚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的做法强调了这种被动性。不仅是正确的坐姿，正确的睡姿也必须要学习。日本妇女非常在乎睡姿谨慎，犹如美国妇女不能被看见**一样。日本人不以被人看见裸浴为耻，直到日本政府为了争取外国人承认而把裸浴列为陋习而止，但他们对于妇女的睡姿极为在乎。男孩子睡觉姿势很自由，但女孩子必须学会双腿并拢端庄而睡。这是训练男女有别的几个早期规则之一。在日本，如同几乎所有其他要求一样，这一要求也是在上层比在下层严格。杉本夫人谈到过她自己经历过的武士家庭的教养，她说：“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夜间我总是注意安静地把头搁在我的小木枕上……武士女儿被教导在任何时候，即使是睡觉时也必须做到身心不乱。男孩子手脚伸开成‘大’字形也没事，但女孩必须呈谨慎、文雅的‘き’字型曲身睡觉，这表现了一种自制精神。”

日本的妇女曾告诉我，她们的母亲或祖母在夜间安排她们上床睡觉时，要把她们的手脚放得规规矩矩。

教书法时，老师也是要手把手地教。这是“为了给孩子以感受”。小孩在能够认字、写字之前，便学会了体验受控制地、有节奏地用笔方法。在现代同时要教许多学生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已不常见，但有时还会用到。鞠躬、握筷子、射箭、在背上缚个枕头以代替婴孩，这一切都可以手把手地教给孩子。

除了上层阶级的小孩外，日本的小孩子们都是在还没上学以前就与左邻右合的小孩们一起自由玩耍了。在农村，孩子们不满三岁就开始有个小小的游戏圈子，甚至在乡镇与城市里，孩子们也自由自在地玩乐在拥挤的、车来车往东街头。他们是享有特权的人。他们闲**于商店中，听着大人的谈话，或者玩跳房子游戏或者玩手球。他们聚集于村子的神庙内，在保护神的保护下安全地玩耍。上学前或上学后的两三年男孩女孩可以一起玩。但最紧密的关系则可能存在于同性别的儿童之间，尤其是同岁儿童之间。尤其在农村，这些同龄人的集团是伴随终身的，比任何其他集团维持的时间都长。在须惠村，“随着性兴趣的减弱，‘同龄人’集会成为人生中留下的真正乐趣。须惠村的人们说‘同龄人’比老婆还亲近。”

这些学龄前儿童的玩伴相互之间是毫无拘束的。从西方观点来看，他们在一起玩的很多游戏简直就是毫不害臊地干一些下流的事情。孩子们具有性方面的知识是由于大人随便谈论这些，同时也因为日本的家庭居室很狭窄的缘故。此外母亲在逗孩子玩和给孩子洗澡时不时地提起孩子的**，尤其是男孩的**。除非是在不好的地方与不好的伙伴一起玩，否则日本人并不谴责儿童的性游戏。也不认为**是什么危险的事。孩子之间可以随便地相互揭丑或是相互炫耀，而大人如果也这样做的话肯定会被认为是侮辱，要么也会因这种自炫引起耻辱感。日本人温和地笑眯眯地说“孩子们是不知‘耻’的”。他们还补充说：“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那样幸福。”这是小孩与成年人之间的一条鸿沟，因为说一个成年人“那人不知耻辱”，就等于说他是无耻之徒。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常常互相说对方家庭和家产的坏话，他们特别夸耀自己的父亲。“我爸爸比你爸爸有本事”，“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这是常说的话。他们甚至会因为夸耀父亲而打起来。这类行为在美国人看来完全不必介意，但在日本，这与孩子们听到的关于他们的谈话形成鲜明对此。成年人每次提及自己的家庭就说“敝宅”；提及邻居之家则说“府上”；每次提及自己的家族都说“寒舍”；提及邻居的家族则说“贵府”。日本人也一致承认在儿童时期的数年内，从儿童玩伴形成之时到小学三年级即孩子九岁这段时间，他们强烈地主张个人主义。这有时是用“我扮主君，你扮家臣”“不，难道我是做家臣的人吗？我应做主君”这样的方式来表现的，有时又以夸耀自己贬低别人来表现。“孩子们说话无所顾忌。随着他们长大，他们开始懂得自己想要的不一定得到允许，那时他们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们也不再炫耀了。”

对超自然物的态度，孩子们是在家中学到的。神官和僧侣并不“教”孩子，孩子接触有组织的宗教一般是在赶庙会之时，他们和其他的参拜者们一起去那里接受神官的洗礼。有时孩子也在特别的祭祀日和家人们一起去参加佛教仪式。孩子经常的和最深刻的宗教体验始终是以自己家的佛龛和神龛为中心举行的家庭祭祀活动。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放家族牌位的佛龛，佛龛前面供放着花、树枝和香。每天都把食物供放于此，家中长者向先祖禀告家里的一切事件，并每天跪拜。晚上在那儿点一盏小灯。日本人一般都不愿意在外面过夜，因为没有这些守护住宅的神灵他们会感到不安。神龛通常是个简单架子，供奉着伊势神官请来的神符，除此之外也放置一些供品。此外厨房还供奉着被烟熏黑的灶神爷，在门上和墙上也可能贴着许多神符。这些都是保护神，确保家里的安全。在村里，护村的神社同样也是安全之地，因为有大慈大悲的神镇守着。母亲们喜欢叫孩子在安全的神社玩耍。孩子们也不怕神，而且也没有想要特意取悦众神的意思，神应得到人们的崇拜并赐福人们，却并不滥用其权力。

男孩入学二三年之后，才会通过训练被纳入成人的谨慎的生活中去。这时，小孩得学着要自我控制了。如果太淘气，就会有人来“治疗”他的淘气，将他的注意力分散。他受到温和的劝导，并遭到哄逗，但他可以我行我素，甚至粗暴地对待他的母亲，他的个人主义再次得到助长。当他开始上学时这一切并无多大变化。最初三年是男女同班的，无论男孩女孩老师都很喜欢，并与他们打成一片。然而，家庭和学校却一再嘱咐他们不要让自己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孩子们还太年幼，不知“羞耻”，但必须教他们自己避免陷入“难堪”的境地。譬如说，故事中那个在没有狼时喊“狼来了，狼来了”的孩子，以此“骗了人，如果你也这样，那就没人相信你，这确实是难堪的事”。许多日本人说，如果他们出了错，首先嘲笑他们的是同学，而不是老师或父母。因为在这个阶段，家长的工作不是嘲笑自己的孩子，而是要以这种难堪的事情为例，向小孩逐渐灌输个人对社会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等等道德价值观。当孩子六岁时，义务就被理解为一条义犬的爱戴与忠实，这些义务现在逐渐变成了整整一系列约束。家长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做出这种或那种事的话，世人会耻笑你。”这些规则是因时因地而定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跟礼节有关。这些规则要求使自己的意志服从日益增加的对于邻居、家庭和国家的责任。孩子必须自我约束，他必须承认自己所欠下的人情债。如果他还想还清恩情的话，在现实中他就必须谨慎度日。

严肃的新态度取代了幼儿期的那种哄逗模式，从而使成长期的少年体会到了这种地位上的变化。八九岁的孩子很可能会真的遭到家里人的排斥和打击。如果老师报告说他不听管教并且操行不及格，家里人就会不理睬他。如果他因淘气而受到小店老板的指责，那么家庭的名誉就会受到玷辱，全家人都会指责他。有两个我所认识的日本人，在他们还不到十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禁止他们回家，他们也羞于去找亲戚，因为他们曾在教室里被老师惩罚过。他们两人只好屈身在窝棚里，后来被母亲发现后，他们才被带回家。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有时被迫关在家中“谨慎”，即“悔过”，专心从事写日记这种日本人着迷的事情。总之，家里人显示出现在他们把孩子看成其在社会上的代表，他们责备孩子是因为他招来了指责，他违背了他对社会的“情义”。他指望不到家里人的支持，也指望不到同岁伙伴的支持。他的同学因为他的过错而疏远他，在他认错并保证永不再犯之前没人会理他。

杰佛里·格拉曾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约束有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自人类社会有家族或类似的宗派集团以来，当一个家庭或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责难和攻击时，这个集团的成员都会群起而攻之。只要能得到本集团的承认，人们就会坚信在需要或在遭到攻击之时定会得到本集团的全面支持，从而能够对付集团以外的任何人。但是，日本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得到本集团支持的前提，是必须先得到其他集团的认可；如果局外人反对或指责他，本集团也会反对并惩罚他，直至本人能使其他集团收回指责。由于这样一种机制，‘外部世界’的赞同在日本具有在其他任何社会中无可比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