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火车为我开后门

虽然欧洲的铁路早已经形成了网络化，但各个国家的铁路管理水平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法国的火车最为准时，当然如果运气不好赶上法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话，就另当别论了；意大利的火车则基本上都不大准时，我乘坐了五次该国的火车，无一例外全都晚点，最要命的是，意大利的火车连出发时间都不准时！在法国境内的尼斯火车站，我本想搭乘最早一班的火车前往威尼斯，但因为客满只得改乘了三个小时以后的火车来到意大利边境的温提米利亚，然后再在那里等待三个小时，换乘从该站始发的列车前往米兰，到达米兰的时间预计是晚上十点钟。可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从尼斯到达温提米利亚时，本该在两个小时以前出发的那趟列车居然还没有发车，而我便得以“幸运”地提前两个多小时赶到了米兰。

据说德国的列车也一向不大准时，我在欧洲之旅接近尾声的时候便赶上了那么一回。

那天，本来计划好从丹麦的哥本哈根坐车到德国汉堡，再从汉堡赶往瑞士的巴塞尔。如果瑞士边防警察不让我进入的话，刚好搭乘巴塞尔到巴黎的末班车返回法国。没想到德国的火车晚点一个小时。为以防万一，我请求火车上的德国警察帮我打电话询问瑞士那边能否让我进入，因为我还要等几个月才能申根瑞士，因此那边的警察明确答复，不允许我提前享受免签待遇。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火车回巴黎了，更糟糕的是，我的火车联票也将在当晚失效。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询问德国的乘务员能否帮我“设计”一个当天返回巴黎的线路，免得第二天再额外掏钱买火车票了。那位一脸和蔼的女乘务员耐心地帮我反复查了好几遍，最后无奈地告诉我，只能在德法边境多住一晚了。我略带抱怨地对她说，要不是德国的火车晚点，我当晚就可以返回巴黎，而我的欧洲联票马上就要失效，第二天买票还得多花好多冤枉钱。说这些话，其实是想暗示她帮我把火车联票稍微“修改”一下截止日期。可木讷的德国人似乎不理解我的用意，只是一个劲地“代表德国列车组”向我道歉。

我想，还是明确告诉她我的意思吧。于是就试探着问，无法按时返回巴黎，毕竟不是我本人的过错所导致的，能否麻烦她把我的火车联票截止日期改成第二天？本以为没戏，也做好了多花些钱买票的心理准备，没想到那位和蔼的德国女乘务员二话没说，拿出钢戳就在我的联票上打上了第二天的截止日期，还不断地向我道歉——她这一小小的举动竟让我省下了近百欧元呢。

柏林的潮人聚会

在柏林市政厅门前偶遇一大群打扮怪异的年轻人，他们从全市各地汇聚于此，拍几张照片之后便又四散而去。其情景很像最近流行于国内的闪客，其实这些时髦的孩子们玩的是另一种新花样——Cosplay。

欧洲万花筒

比利时：小于连铜像与三鹿奶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有三宝：一就是名为“大广场”的小广场，其面积不到足球场的一半，但总是能引来众多的参观者；布鲁塞尔的第二个宝就是巧克力，既好吃又便宜，10欧元可以买上十大盒；第三个宝当属撒尿小童的铜像，传说那撒尿小童的原型于连用一泡尿浇灭了即将导致大爆炸的导火索，从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为了纪念这个叫做于连的小朋友，布鲁塞尔市政府特地制作了这尊于连铜像。

从大广场沿着这条小巷走上两分钟就能看到立在街头一角的于连铜像，也许是起得太早，我去看铜像时街上的行人极少。有点失望的是，这个孩子的“身高”显然与他的鼎鼎大名十分不符，看上去充其量只有30厘米高。最不巧的是，我兴冲冲地来到这里以后发现它竟然无法“工作”。

对铜像的“罢工”，不仅我不理解，连管理员也有些搞不明白了，好好的孩子怎么就尿不出来了呢？我心想，这比利时的孩子也没喝三鹿牌的奶粉，怎么也得了肾结石？管理员告诉我，这孩子撒不出尿的情况还是头一次碰到。他一边解释，一边试着用一根细细的橡皮管给孩子“通便”。那可爱的管理员幽默地告诉我，我是唯一一个拍摄到此番场景的游客——因为铜像落成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罢工”的现象——我真的很幸运！

管理员反复地伸拉着细细的橡皮管儿，然后，重又为铜像接上了自来水。经过简单的“手术”，小于连又欢快地尿了起来。据说，有时于连尿出来的居然是啤酒厂商赞助的生鲜啤酒，游人便会纷纷品尝。

顺便提一下小于连附近的这个“大人”吧——一尊正在呕吐的铜质塑像，他的呕吐物刚好就是喷泉的出水口。其实这个喷泉看起来也很有意思，只是因为孩子太过出名，所以人们几乎就忽视了他的存在了。下一次，如果你有机会到布鲁塞尔，在看于连像时不妨顺便也去看望一下他吧。

欧洲的人体喷泉

丹麦：新吉普赛人的快乐

我到丹麦那天，在哥本哈根市府广场遇上了一帮打扮怪异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正尽情地狂欢跳舞着。

一开始以为是在庆祝什么节日，可围观的人却都不知道是什么节日；又以为是什么特殊的文化活动，可从穿着上却又无从判断。这些人的打扮真是千奇百怪各有特点，也大人也有不谙世事的孩子，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则是那些演奏并不大专业的吉普赛乐队，以及一艘“快乐之船”。

一位梳着“新疆辫子”的中年女士（残疾人士）告诉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自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几个国家，在此表演既非受人邀请也不是为了谋生，他们的足迹踏遍整个欧洲大陆，每到一地都尽情地唱歌跳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欢乐带给别人——同时也把幸福留给自己。他们在每个地方都只做短暂的停留，尽可能选择便宜的地方居住以节省开销。一些老人有退休金做为生活的保障，而年轻人，则要不时地离开群体去打打短工以挣得下一个行程的盘缠，随团的孩子们大多都没到上学的年龄，所以才有足够的时间随着大人四处流浪。

从“新疆辫子大姐”的话语中似乎可以判断，这群漂泊者的生活的目的只有两个字——快乐。我问热情的“新疆辫子大姐”，可否把这一群人叫做“新吉普赛人”。她笑了笑说：“只要你喜欢，当然可以这么叫。”

罗马：不靠谱的国际列车

在罗马火车站，我搭上了开往维也纳的国际列车。车里没开空调，乘客们只好站在窗边透气。由于意大利位于欧洲大陆的最南面，夏季的亚平宁半岛闷热异常，燥热的火车车厢里更是弥漫着一种难闻的气味。

火车开了半天也不见空调启动，忍耐不住炎热天气的乘客们礼貌地与奥地利乘务员交涉——尽管大家全都有一肚子的怨气，但却没有一个人发火。单从这一点来看，欧洲人的高素质真不是盖的。在乘客的追问下，奥地利的乘务员居然“自豪”地告诉我们，这节车厢已经具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可以称得上是古董列车了。言外之意是，能够搭乘这车算是各位的幸运。

由于车厢里实在闷热又无法在陌生人面前**身体，有的乘客就用床单搭起简易的帐篷遮羞。苦的是睡在我上铺的突尼斯小伙，没地方挂床单，又缘于阿拉伯人的相对保守，他只能穿戴整齐（他连袜子都没好意思脱掉）地躺在更加闷热的最上铺，只是嘴里不住地嘟囔着艰涩的语言，偶尔还无奈地叹一口气。

说来“有趣”，欧洲列车普通卧铺的下铺是没办法坐的，因为下铺与中铺之间的高度只有七十厘米。要想坐下来，除非把中铺的床掀起才行，睡我下铺的一个胖胖的希腊人热得睡也睡不着坐又坐不下，只好不停地喝着自带的矿泉水。

实在热得不行，我就走出包房到过道里“乘凉”。一个看起来有八十岁的老爷爷正默默地趴在敞开的窗户边呼吸着外面的空气——这样的情景，我依稀在十几年前的国内列车上见过，不夸张地说，不经意间我们已经比别人先进了许多。

从罗马到维也纳的这趟国际列车行进速度并不快，乘客们得以打开窗户并纷纷探身窗外。到了后半夜，那位无法入睡的老爷爷还保持着同样的姿势趴在车窗口，而我躺在**也已经全身湿透，巴望着火车能够开得快点再快点！隔壁包厢里，两个年轻的美国旅客几乎是全身**地趴在**，还是一个劲儿地喊着热！索性他们也顾不得不雅了，一把把包厢门打开，任凭过道里的乘客在身边走来走去。

第二天送早餐的时候，乘务员不忘为没有空调的事道歉。我问他，这没有空调的列车为什么还在上路？他无奈地告诉我，因为没钱换新的，况且这车厢又还可以使用。对他的解释，我既有点无法理解又有些难以置信。

一到达维也纳火车站，我第一个冲出了闷热的牢笼，暗自庆幸着自己终于没有崩溃！回到国内以后，每当我乘坐冷气充足得让人发冷的火车时，都会不由得想起这次在欧洲坐火车的恐怖经历。据说行驶在欧洲铁路网上的无空调列车并不多，这也是我的“幸运”。

为什么罗马人讨厌中国小店

意大利首都罗马的火车站附近有一片街区，这里中国店铺云集，大部分以批发服装为主，据说生意相当不错。但是，前些日子当地居民向罗马市政府请愿，要求取缔这些中国店铺。那些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商家们基本上都是老实做生意的良民，既不违法乱纪也没破坏当地的环境卫生，他们的存在为什么引起当地人的不快呢？原因听起来有些令国人不解，其理由是中国批发商的存在破坏了当地的人文环境。

据说，罗马火车站附近的街区原本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建筑以五六层的老房子为主，楼上是住宅，一楼的商铺则是一家家店铺，有咖啡馆、面包店、花店、理发馆、熟食店、服装店以及艺术品店等等。住在楼上，一下楼就可以泡泡咖啡馆或者酒吧，很方便就能买到蔬菜、面包、香肠，甚至是油画和家居饰品，生活颇为惬意。喜欢艺术的意大利人非常讲究生活情趣，当地人开的商店也就在情调与装饰上下足了功夫。走进某些商店，猛一看，你甚至都不知道是以卖什么为主的。譬如说，看上去明明是服装店，店堂里却摆着许多与服装不怎么“搭界”的艺术品，还有漂亮的鲜花绿植；有的店明明是理发馆，店里陈设着的却是油画及老古董。后来，一家家以批发服装为主的中国店铺逐渐取代了楼下的咖啡馆、面包店乃至艺术品商店，住在楼上的居民们再也不能过那种下楼就能喝咖啡，出门就能买鲜花的日子了。

出于好奇，我也曾一家家地参观过当地的中国店铺，发现这些店铺的存在的确有它的问题：因为主要做服装批发生意，所以每家店里都摆满了供批发的服装。熟知服装批发行业的人知道，做批发生意主要是以量取胜。为了尽可能多地展示商品，中国老板们不再像意大利人那样在店堂里摆设鲜花或者艺术品了。这样缺乏魅力的商店让当地人相当不满，有些居民搬走了，搬不走的就只有抱怨了。

我观察过在此开店的中国店主，他们大多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民，虽然身在罗马，很多人却并不通晓意大利语，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成长背景中并没有受过真正的美学教育，又怎能苛求他们也像意大利人那样装饰店铺呢?

?几年前，我偶然认识了一对来自日本的夫妇，他们在北京开了一家小小的日本料理店。从门头的风格到店堂的装修布置，全是夫妇俩自己设计的。他们俩有着很高的品味，简直可以媲美专业的设计团队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两人竟然都没有上过大学。后来，这家可爱的小店非常受顾客的欢迎。

在日本旅行期间，我曾注意到这样的细节：无论在东京的上野公园，还是在京都的清水寺，时常能看到在大自然中写生的退休老人，他们学习美术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对提高自身美学修养的要求；我也曾观摩过日本业余老年艺术家的作品展，虽然是业余作者，但都有着较高的艺术造诣。

在韩国旅行期间，我也曾与一个在庆州开店的中国小老板闲聊，她告诉我说，韩国的各个行业几乎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而她在开这间小饭馆的时候，餐饮业协会提供的指导和帮助不仅包括如何申请执照，如何缴税，如何诚信经营等等，还包括如何装修店面。

我们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发达，我们的商人也已经走出了国门，将生意做到了海外，什么时候，我们的“艺术生产力”也能够走向繁荣呢？

维也纳：最自觉的城市

在我所去过的城市中，奥地利的维也纳可以说是全欧洲最自觉的城市了。在不太遥远的过去，这里完全可以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形容。自从欧洲开放边界以来，维也纳的社会秩序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但市政府并不打算取消以往施行的一系列城市管理手段——这其中就包括无人检票的地铁。我住的家庭旅馆房东告诉我，这正是维也纳市政府倾力打造并引以为豪的地方。

维也纳的地铁检票系统实际上只是一个打卡机，所有进站的乘客都需要把车票在电子感应器上刷一下，如果你不刷的话，照样可以进站乘车——因为根本就没有闸口（当地的火车也是如此）。按说这样的装置是非常不利于管理的，但它却从侧面折射出维也纳市民的良好素质。

我问房东，如果有人逃票会怎么样？房东想了想回答：“那将是一件很耻辱的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如果抽查到乘客逃票的话，将罚款74欧元。不过，欧洲杯期间我在维也纳住了一个星期，从来没碰到过查票。

说到自觉，就不得不提一下这里的麦当劳。维也纳的麦当劳餐厅与欧洲各地都不一样，或许是麦当劳这个国际餐饮巨头对维也纳多少有些偏爱，在这里1欧元一大杯的饮料可以无限畅饮，且是自助拿取，不过按照规定只能续同一种饮品。坐在我对面的三个顾客买了五杯不同种类的饮料——其实，只要稍微“聪明”一点，喝完一种再偷偷地续上另外一种是不会有人知道的。麦当劳餐厅里一个穿红背心的服务员耐心地告诉我，除了1欧元的饮料可以续杯外，餐厅里的电脑还能免费上网。不过上网也需要自觉，不能一人“霸占”电脑太长时间。此外，用餐完毕的顾客几乎无一例外地主动收拾好桌面并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里——顾客都自觉了，餐厅里仅有的那位女清洁工就显得清闲了许多。

乘坐地铁靠自觉刷卡，而乘坐公共汽车的话则不需要刷卡——有地铁票就可以免费乘坐，没有地铁票的话上车买票。大多数乘客都有地铁票，所以上车以后基本不需买票。有意思的是，汽车司机并不要求乘客出示地铁票，乘客也不主动出示。所有的人都很自觉，司机也对乘客们抱有极大的信任。习惯了维也纳的方式以后，一到德国我就出了问题——上车以后没有主动出示我的地铁公交联票，结果汽车司机用奇怪的眼光看我，我才敏感地意识到，德国不同于维也纳，于是便掏出车票给司机查看。

维也纳的地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也需要靠乘客的自觉来完成——如果你买了一张单次地铁票（不分远近、不明确目的地）以后，可以按照前进的方向换乘多条地铁线路，出了地铁以后还可以乘坐公共汽车。若是回程，则需再买一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以北京为例，你从中关村去通县，买上一张单次地铁票就可以先坐十号线到国贸，到了国贸以后先去办点事，然后再回来换一号线到四惠，出地铁到四惠的农贸市场买点菜再进入地铁站换八通线，出了八通线后还可以换公共汽车——只要是前进方向的话都不需要再买票。而如果你在国贸办完事后想回中关村，则需要另买一张。这种模糊的规定其实有很大的漏洞，基本上全靠乘客的觉悟了，好在维也纳市民早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度自觉的生活方式。

荷兰：风车、红灯区以及公开贩毒的咖啡馆

浪漫着也颓废着——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某个城市的话，大概只有阿姆斯特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和欧洲大多数城市一样，阿姆斯特丹也有许多咖啡馆，不同的是，这里的咖啡馆里往往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息。

我住在一家生意红火的青年旅馆，楼下是一家极普通的街头咖啡馆，很多住在楼上的青年学生都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一走进这家半地下的咖啡馆，我立刻就闻到股奇怪的味道，乍闻起来还有种使人兴奋的感觉——大麻。在荷兰，大麻被剔除在毒品行列之外，任何一家咖啡馆都可以公开出售。这样一来，很多其他国家的公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便都纷纷涌入荷兰，为的就是“品尝”一番在自己的国家被视为毒品的大麻。

这家咖啡馆里的女招待是我见过的最没有礼貌甚至可以说最为粗俗的荷兰人，喜欢说“No”以及“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等等非礼貌用语，脸上也从来看不到笑容——因为楼上的旅馆把前台接待的任务交给了这家咖啡馆，所以我不得不在她面前委屈一下自己了。

对于从来没有尝试过大麻的青年人来说，好奇总是免不了的——两个正准备离开的青年旅客被其他人卷食大麻烟的情景吸引，不由得停止了脚步。见我也在好奇地观看，一个来自伦敦的姑娘友好地“邀请”我一同品尝她手里的半支大麻香烟。我知道深陷毒品之害的第一步往往就是从好奇开始，还是婉转地谢绝了。

正像荷兰人自己印在T恤上的图案一样——性、大麻和切格瓦拉，几乎就是阿姆斯特丹的性格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洲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地区，很多国家的“性产业”都兴旺发达——尤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为甚，这里的红灯区在全世界都闻名遐迩。

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位于市中心的一条运河边，越到夜晚，这里越是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氛围。

在河边的一家皮肉店门口，站在街上拉客的老板先是和我“空尼其哇”，见我摇头又连忙和我“俺娘哈撒腰”，我耸了耸肩膀，没想到老板用肯定的语气说了句英语：“那你也肯定不是中国人！”看来，还是那两个国家的人来得比较多啊。这条不过几百米长的河边小街每天都在上演着**裸的皮肉交易。每个开得很低的小窗户里都坐着极度暴露的性感女郎，向路过的男人们抛洒“秋天的菠菜”——据说其中有许多是被蛇头以欺骗恐吓等各种手段拐卖来的东欧妇女。

阿姆斯特丹就是这样，既有她优雅妩媚的一面，同时也有着粗俗不堪的一面——红灯区的橱窗里**裸地宣泄着这个城市的下流与堕落；而梵高博物馆、安妮故居，乃至于运河边一幢幢通话般的彩色小屋，则完美地诠释着这个城市厚重的文化与浓郁的艺术气质……

全世界最窄的路

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的弗尔塔瓦河畔，有一条全世界最窄的道路。这条路的宽度大约只够一个成年人通过。为了避免反向行走的人同时进入这条小路，当地人特地在路的两端安置了交通信号灯，绿灯亮时你就可以往里走，红灯亮的话就只能耐心地等待了……

欧洲人的新婚俗

不知从何时开始，欧洲年轻人中兴起了一种既另类又有趣的新婚俗。那天，在法国图卢兹市中心的老广场，就上演了一出让我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恍然大悟的婚前好戏。

正值夏季的黄昏，老广场那并不平整的地面上，在一帮人的簇拥下，一位身穿全套滑雪装备的小伙子正展示着自己的滑雪技能。一开始，我以为他刚刚买了滑雪装备过于兴奋急于试穿，也猜测过是否为输掉一场打赌之后的荒唐之举。一个小时之后，我再次经过广场，天色已黑，小伙子早已脱掉滑雪板，只是见到人就疯疯癫癫地跑过去说点什么。他醉醺醺地跑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没有糖纸的软糖向我出售，如果不是闻到他满嘴的酒气，我一定会认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无疑。犹豫着，我还是掏出了5毛钱买下了那块根本就不会吃的软糖。没想到小伙子兴奋地对着我大喊：“谢谢先生，明天我结婚！”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一群头戴高帽的姑娘们也在人群中兜售着什么。当时我没太在意，只是觉得她们的高帽子甚为有趣，后来才意识到，她们中的某一位是否也将在第二天披上婚纱呢？

在法国西部著名的葡萄酒产地波尔多市，我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一条小街上，一个全身涂了蓝颜色，头上戴着银白色假发的姑娘正一家家地推销着什么。本以为不过是一次常见的商业促销活动，可当我看清楚姑娘向陌生人推销的东西之后，我又断定那多半是某个慈善机构的慈善活动，因为她装在篮子里试图出售的是些十分常见的假花。他们来到了我的面前，当时我并不打算掏钱买下这朵绢花，可是蓝颜色姑娘的同伴们却兴奋地对我说：“买下吧先生，明天她结婚……”这下我才意识到，这应该是欧洲人结婚的新婚俗吧。于是，我欣然买下了一枝，并祝贺新娘婚姻美满家庭幸福。

后来在布拉格，我又目睹了更让人惊异的场面：暮色中，四个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集体向路过的行人晾大腿，看到我脖子上的相机，还示意我为他们拍照。我随口问道：“明天谁要结婚？”我也仅是猜测而已，没想到左数第二个小伙子兴奋地回答：“是我！”这下，我才敢断定这种新婚俗并不仅仅出现在法国。几个穿裙子的男人向我解释，这样的装束是新娘闺中密友们的主意，虽然有些难为情，但一想到第二天结婚，快乐与幸福让他们无所畏惧。况且，在结婚前的最后一晚疯狂一下也是个不错的体验。

祝福新郎的时候，我竟然忘了询问除了穿裙子上街之外新郎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不过我猜，姑娘们在商讨以后，说不准可是出了好几个难题，让新郎和他的死党们在其中抽取呢。说不定，新郎和死党也给新娘和她的闺密出了另外的难题呢。这情形，多多少少与中国人的闹洞房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哩。

新生活运动——洗垃圾

在欧洲，即使是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其天空往往也是湛蓝湛蓝的，这一点最让人羡慕。人们的政治观点可能各有不同，但在环境保护的观念上却极其一致。

在图卢兹时我住的是民居，就像北京奥运会时搞的“奥运人家”。我注意到，房东在把垃圾丢掉之前都要将其清洗干净（这让我想起了国内许多人喝完饮料以后先把空瓶子当作临时烟灰缸和痰盂使用的行为）。按照房东的要求，我也把盛酸奶的塑料盒给洗干净了。而堆满厨房墙角的垃圾，也都被洗干净了。

房东告诉我，垃圾不仅要清洗干净，丢垃圾的时间还要按照“课程表”进行——哪天丢报纸、哪天丢玻璃瓶、哪天丢剩饭剩菜都是有讲究的。我问房东，是否所有人在丢垃圾之前都会将其洗干净，结果另一个长住的房客，来自南美的小姑娘告诉我，别人家里几乎也都这样做。她当然最有发言权，因为平日里她时常到别的家庭做小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