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热带的柬埔寨一年到头都烈日炎炎，好在高大的树木可以为孩子们带来些许阴凉。

我们走进这座学校的时候，一个白人小伙，来自澳大利亚的志愿者塞蒙正在教两个女孩子弹琴，他是临时顶替马丽到柬埔寨来代课的。他刚刚到达这里两个多星期，还要在这里待上一两个月，直到回家探亲的马丽从澳大利亚回来为止。

课堂上，正在讲课的是位本地的志愿者，孩子们不分年龄都集中在一起上课，尽管有的孩子看上去明显要大一些，但他们的文化程度其实和小弟弟小妹妹们差不多。

本不想打扰这些上课的孩子，但我们的到来还是引起了正在听讲的孩子们的注意。毕竟，这间教室连围墙都没有，要想不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个别的孩子看到我们以后竟开起了小差。

学校的另外一间教室，屋子的夹层里，就是17个孩子临时的家，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就在里面生活。

我们到达的时候，刚好赶上几个大点的孩子从附近的小河沟里担水回来，我起初以为这些水是他们用来浇灌植物的，没想到塞蒙告诉我说，这就是孩子们平时的饮用水。看到那黄得有些发黑的水，说实话我的确有些震惊了。

担来的一桶桶水被集中倒进一个大水缸里，待沉淀之后就直接喝了，塞蒙说附近寨子里的村民也都喝这样的水。尽管也有好心人送来了净水器，实际上也起不到什么净化的作用，净化后的水依旧泛黄。

不知道在谁的指导下塞蒙搞了一个净化水的土装置：把石子和沙子沉进一个水泥砌成的小池子里，经过简单的过滤之后，水就可以直接饮用了。我俯下身，用双手捧了些水放进嘴里，一股土腥味瞬间令我产生某种恶心得想吐的感觉。

我问塞蒙，是否也和孩子们一样喝这样的水。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自己很惭愧，每次都喝自费买来的矿泉水，但他实在无力为所有的孩子们购买矿泉水喝。

我和同去的几个朋友每人拿出10美元交给了塞蒙，以表达对孩子们的同情和对塞蒙本人的支持。在募集簿里，刚好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北京同仁的签名，他也为这些贫困的孩子捐献了宝贵的5美元。

还有比被警察敲诈更糟的么

之前一天，我、小谷子，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在金边租了两辆摩托车前往郊外的一个景点玩。不大走运的是，还没出城就遇到了在街头“查车”的警察。他们专门对没戴头盔的摩托车进行处罚，尽管我们四个人全都戴了头盔，还是不幸被拦住了一辆。警察一上来，先检查驾照及护照。但不幸的是，租车的时候，我们的护照已经抵押在了车行。这一点警察当然清楚，骑摩托带我的小兄弟刚好又没带驾照。警察用流利的英语对我们说：“无照驾驶罚款50美元，否则没收车辆。”我和小兄弟用中国话嘀咕道：“咱俩就假装不懂英语吧。”没想到我的话音刚落，警察先生就立马用汉语问：“你们是中国人？”我们一看人家不仅会说流利的英语，居然还能操着熟练的中文，就不得不低头认罪了。没得跑儿，接下来就是罚多少款的事了。

警察打开一个小册子，上面用我们看不懂的高棉语印着一二三四等若干条款，在其中一条的下面，用全世界都看得懂的符号手写着：50$。开车带我的小兄弟一看要罚50美元就紧张地说我们没带钱，警察接过话茬说：“那你们找找，看身上有没有10元钱。”说实话，我一分钱都不想给，就又改用英语对他说：“我想给中国大使馆打个电话。”说着，就掏出了手机假装拨号。没想到这招不灵，警察没好气地说：“那就到警察局去解决吧。”说话间，小兄弟已经掏出了2美元。警察本想接过那2美元，可又把手缩了回去并问我：“你看看身上有钱没有。”我说真的没有。说完，我就偷偷地拿出相机给警察拍了张标准像。没想到，警察一边说着“不许拍照”，一边试图夺我手里的相机。我连忙大声喊：“No!”警察见我要跟他们急，就改口说：“那你必须把照片删掉！”在警察的监视之下，我无奈地把那张宝贵的，本可以当成证据的照片删掉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小兄弟又从口袋里摸出了5美元，警察一看又多了五块钱，就满意地拿过那7美元，爽快地把我们放了——既没有发票也不给收据。

此时的我并不想马上离开，就问警察：万一在下个路口再遇到别的警察怎么办，因为我们身上的钱都已经给了他，所以他最好还是给一个收据。这个警察没想到我们还要罚款凭证，就无奈地说前面已经没有警察了，让我们放心地走。吃了闷亏的我此时并不想走，而是想再逗一逗他，于是又说：“那万一要有警察呢？你务必得给我们写个收据。”这回，我和警察完全颠倒了个位置，变成我逼他了。警察这下终于变得“诚恳”了些，他温和地说：“你们就放心吧，前面真的不会再有警察了！”想到我们还要赶路，况且还有另外一辆摩托车在前面很远的地方等着我们，于是没有和他继续逗下去了。

当天晚上，在网吧里遇到了一个生活在金边的广东人，我把被警察敲诈的遭遇讲给他听，没想到这个家伙惊讶地说：“咳，本来是给一两个美元就可以搞定的啦，怎么给了那么多呐！看来你们几个太像外国人了（我心想你自己不也是外国人吗），警察都以为外国人会更有钱一些的吧。”

这里有仁慈的地产商

泰国的人均“鸡的屁”是中国的两倍左右，但首都曼谷的消费却比北京低。那天无意间逛到曼谷市中心一条并不繁华的马路上，误打误撞地进了一家价格极其便宜的露天咖啡座。我扫了一眼咖啡座的价目单，咖啡等饮品的价格仅在人民币4元到6元之间。这么实惠的价格，如此浪漫的露天座椅，岂有不坐下来喝上一杯的道理？

这家露天咖啡座只有一个服务员，也只有区区两张桌子，客人们往往要与陌生人拼桌，不过，这反而为陌生人之间提供了难得的交流机会。

我点了一杯地道的冰摩卡，喝完以后忍不住又要了一杯。在我的询问之下，这里唯一的女服务员向我讲述了露天咖啡座的来历。

这唯一的服务员其实也是这家咖啡座的店老板。我询问这家店的租金是多少，她告诉我说，在这里经营是免租金的。听了她的回答我更觉得好奇了。女老板说，咖啡座占用的地方是属于背后这栋大厦的。大厦的主人把整座大楼包给了一家房屋中介，由这家中介公司负责出租和管理。中介公司希望在大厦门前的空地开一家小咖啡馆，这样既可以为整个大厦增色，又方便了租住在大厦里的客人，于是决定把门前的这块10平方米的空地免费承包出去。女老板本人原来是负责打扫卫生的钟点工，有这个机会就承包了这个露天咖啡座。

也许因为免租金，所以这家小小的露天咖啡座才得以把饮品的价格定得非常低，反过来，极其实惠的价格又为小店聚拢了不少人气。渐渐的，大厦里的很多租户都成了这里的常客，路过此地的行人往往也愿意在这儿歇歇脚。

说实话，如果没有免租金的优厚条件，这位女士是没有资本和胆量在这条稍显僻静的路上开店的。而没有了租金的压力，这个原本属于打工一族的中年女人得以用较少的投资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也许她现在还仅仅是一个缺乏实力的小老板，但谁又能断定，将来的某一天她不会成为一家连锁咖啡屋的主人呢？

在此，我们不得不钦佩免费承包这块空地的房产中介公司。正缘于他们的慷慨，曼谷的这条马路上才会出现这样一家小小的露天咖啡座。也许只要多一个免租金的修鞋摊，我们的社会就能少一个失业者；多一个小报摊，就会少一个为谋生而发愁的失意者；只要多一个自食其力的创业者，就少了一个在街头游**的小流氓……富人的财富来源于社会，回报社会并不需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哪怕只是在你开发的商业街的街角边上，默许一个手捧鲜花的卖花女存在。

当人民不再厚道

去老挝之前，总以为这个佛教国家的民众相对来讲比较厚道，可仅仅一天多的行程就改变了我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首先，进关的时候绝大部分中国人都遭到了索贿，每个人都被要求奉上不名所以的20元人民币小费给海关人员。稍稍幸运的是，大概我们几个能说流利的英语，所以没被要求交那20块大洋，我准备好的质问之词也没能用上。

过了海关后，长途大巴竟然被检查了两个多小时。这样的效率倒是很有当地特色，缓慢的节奏让人急不得恼不得。在这两个小时的无聊时间里，我们在一家兼做餐馆的小卖部消费时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找零。譬如，老板明明告诉我们一瓶饮料的价格是4000基普（当时1元人民币约等于1245基普），可我们付了5000基普以后他们却不找给零钱。我们还以为老板忘了找零钱的事，也就没说什么，权当是小费了。可到了另外一个小镇又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在一家小卖部买水的时候，本该付8000基普，可给了老板1万基普以后老板也没有要找零的意思，这让我们从心底产生了某种情绪。不过，考虑到老板娘那亲切的笑脸，我们也没好意思索要那块八毛的零钱。

听一个经常往返老挝与昆明的浙江老板说，你务必提出找零的事来，当地人才会把零钱找给你，不然的话当地人都不大愿意主动找零，尤其是零头不大的时候。有意思的是，那位年轻的浙江老板在车里现场教大家用老挝语说“找钱”——一时间车厢里响起了老挝语“找钱”的声音，场景甚为好笑。

到达名城朗勃拉邦时天已大黑。找旅馆找得十分辛苦，既要便宜还得能上网，这两个要求放在一起似有两难之嫌。几乎苦觅了一晚，终于发现一家符合要求的，只是开始明明说好价格是10美元，后来一个工作人员嘀咕了一句很像日语的话，价格就涨到了15美元。知道这回我们一定被当成有钱的日本人了，告诉对方我们是中国人，人家也不好再改口，还是坚持15美元。我们也只好将就。去取行李时准备搭乘“三蹦子”——一种当地特色的出租车，不远的路程，司机张口就要3万基普。我们豪不犹豫地还价到1万基普，司机起初假装不同意，我们拿起行李佯装要走，狡猾的司机生怕到手的生意黄了也就赶快答应了。其实就这区区400米路程，收取1万基普的车费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内的价格了。

来老挝之前本以为这里的消费低，没想到对于外国人来说并非如此。入住旅馆后，我们几个到街上的小超市买东西，带着一大堆啤酒之类的战利品回到旅馆，旅馆服务员好奇地问我们啤酒是不是5000基普买的，我们说不是；服务员又问：“那么是6000？”我们又摇摇头；服务员问那到底是多少钱买的？我们回答说：“8000。”服务员没说什么，只是偷偷笑了起来，我们知道肯定又挨宰了。其实我们也试图砍价，只不过店主坚决地告诉我们：“不讲价。”

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旅游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抱怨这里的消费太贵。譬如说，我六年前在越南吃过的“本米提”（一种当地三明治），在越南各地只卖人民币1.5元，而这回在老挝买居然要8元。一个来自瑞典的女孩刚刚从越南过来，她说即便在今天的越南，这种三明治也不过是老挝的一半价格。以老挝的消费水平，街边摊的小吃卖到如此价格确是一种不大厚道的表现，尤其当你知道这里普通人的真实工资水平以后，就更觉得如此了。

老挝人一个月挣多少钱

老挝的经济水平大概要落后中国二十年。以美元计算，这里老百姓的最低月工资差不多只有35元，大约相当于250元人民币。在从昆明去老挝的车上，我遇到一对来自温州的父子，年轻的父亲在老挝做服装生意，他告诉我，在老挝雇佣的当地员工，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元人民币。

据熟悉老挝经济状况的中国人介绍，老挝的国家公务员月薪在五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就是省长级别的官员，工资也高不到哪里去。

我在朗莫拉邦的一个夜市巧遇了一对摆摊卖水饺的中国夫妇，他们来自辽宁锦州，他们雇佣的当地小姑娘非常能干，所以月工资比一般同行业的老挝人要高些，大约是每个月人民币600元。而我住的这家星级旅馆，服务员月工资是60美元，约合人民币400元。

据旅馆的马来西亚籍经理介绍，老挝人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消费却不低，他感觉这里的物价几乎与泰国、马来西亚相当。在老挝的这几天里我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街边小摊上的一小碗米线少得只能吃个半饱，居然要卖到人民币五六元，而本地啤酒的价格也要卖到人民币6元以上——想想北京小卖铺里啤酒2.5元一瓶，就更觉得这里的消费高了。

一袋大米差不多要人民币180元，这几乎是普通百姓月收入的一半了。原因是老挝本地的生产能力有限，大部分商品都来自中国、泰国、越南。想想我们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老百姓的工资和现在的老挝相当，但因为我们的工业门类齐全，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就低得多。那时候，一瓶国产啤酒只要几毛钱，大米的价格也相当便宜。可见，如果只按人均GDP来简单地测算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会有多么脱离现实了。

在旅馆里遇到几个来自昆明的朋友，他们是老挝的常客。据他们说，老挝人非常好客，大事小事总喜欢邀请你去家里做客。但有趣的是，招待客人的只有米饭团粘辣椒，如果再准备些酒的话，就算相当客气了。他们第一次去老挝朋友家里做客，吃过饭团以后等了很久也不见主人上菜，直到主人说“今天太晚了，就先聊到这里”时，他们才知道那“饭”主人已经请过了。这些昆明人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们的老挝朋友说，以后再请中国人到家里作客，最好准备点酒菜，否则就不算是请客了。他们的老挝朋友只是莫名地笑笑，下次请客却还是照旧。

经过几天的游览和实地了解以后，我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示：“想想老挝人民的生活水平，我感到知足了……”

八年后再次来到越南

2003年，也就是八年前，我第一次去越南旅行时，即使在西贡这样的大城市也很难看到出租车，要想打车基本上都需要提前电话预约，而价格也需要商量，商量不好就得挨宰。八年后的今天，西贡大街上的出租车看起来并不比国内的城市少，出租车上也安装了咪表。关键是价格也非常合理：起步价12000越南盾，大约合人民币5元。西贡不再是摩托车的天下了，汽车明显比当年多了许多，很多路段都停满了汽车。看来，越南也开始进入汽车时代了。

八年前，我第一次去西贡时，在北京、上海、广州街头常见的那种装修得不错的发廊还很少见，但现在已经很多了。在一家装修颇为抢眼的发廊前，我特地留意了一下价格，剪一次发的价格是10万越南盾，大约合人民币40元，这个价格在八年的西贡是不可想象的。

和上次相比，街头卖假名牌的也多了，尤其是一些国际一线品牌的箱包和服装。这至少说明当地人在穿戴上越来越看重名牌，同时也从侧面反映越南的小工厂逐步发展壮大了起来。而且，真名牌的奢侈品店也在西贡开起来了，这说明至少有相当一部分越南人已经步入了富裕阶层。

街头甚至出现了许多卖盗版英文书的小贩，这在以前更是见不到的。

再到西贡，发现到教堂聆听牧师宣讲的人也出奇的多。教堂里站不下，在教堂敞开的大门外，还有很多人坐在摩托车上听。好在牧师的宣讲使用了麦克风，即使在门外也能清楚地听到。

和八年前比，越南的物价也明显贵了不少。八年前，在街头买一个越南著名小吃“本米替”——一种类似三明治那样的西式小吃，只需要1500越南盾，而现在已经涨到了1万块。街头的一家大排挡，八年前吃的一次海鲜大餐总共消费了10万越南盾，老板还特地出来与我聊了很长时间；而这一次只吃了很朴素的一顿饭竟然花了12万。

还有一个变化是街头的老外比以前多了很多。西贡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城市。所以，无论是商店店员还是街边小贩乃至三轮车夫摩的司机，差不多全会说几句英语。

有意思的是，西贡街头妓女拉客的现象比以前严重了，经常看到妙龄女郎在路边与外国人搭讪，遭到拒绝后再寻找下一个目标。与此同时，摩的司机也大都兼做起了皮条生意，每次坐摩的都被问到要不要小姐、要不要按摩等等，让人不胜其烦。

遗憾的是，西贡的污染比以前严重了，以前虽然也能见到大夏天戴口罩的骑车人，而现在已是十分普遍。

八年前，我花8美元就住了个很好的旅馆，带空调和洗澡间；这次本想入住同一间旅馆，价格已经变成了40美元。而八年前因为看不上眼没有住的旅馆，当时的价格是4美元，现在也变成了12美元到15美元，这一回就只有在那儿凑合了。另外，几乎所有的小旅馆都提供免费的无线网，街头的餐馆和咖啡馆大多也都有免费的Wi-Fi供客人使用。顺便说一句，西贡火车站的火车车厢里也有无线网络，当然仅在火车发车之前才能够顺畅地使用。

越南人的工资是不是也比八年前高了呢？当年我问旅馆的前台服务员工资是多少，她想了想告诉我说差不多是100万吧。当时100万越南盾合人民币550元，这一次与我与一家杂货店的老板聊起越南人的工资，她爽快地告诉我，她雇佣的店员月工资是150万（没有提成），以今天的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600多元人民币。

看起来基层员工的工资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但白领的薪酬明显就高了许多。一个生活在越南的俄罗斯人告诉我们说，现在越南人的中位薪酬是300美元左右，高一些的差不多已经是700美元了。而八年前偶遇的一个年轻女白领，为某著名日企打工的大学毕业生曾告诉我，她的月薪差不多是1600多元人民币。

再过五六年，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更新的越南了吧。

在越南被“宰”

在越南购买火车票，外国人需要比本国人付出多一倍的价格。如果说国营铁路对待外国人的方式还属于国家意志的话，那么从路边的商店到街头小贩再到出租车司机，在价格上“特殊对待”外国游客的普遍行为，则让人感到一次又一次的无奈和失望。

和老挝、柬埔寨一样，越南社会对待外国旅游者的各种收费上也多采取“双轨制”。譬如，我在西贡街边遇到一个卖小豆腐的街头小贩，其实她身边的一位女士已经用英语告诉了我真实价格——一碗2000越南盾，但当我吃完付款的时候，仍然被索要了5000越南盾。当我满腹狐疑地看着告诉我真实价格的那位女士的时候，她无奈地对我说：“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

在越南本地人吃饭的小摊，如果幸运地遇到一个会说英语的本地人，或许你能够问出这里的真实价格，但很多情况下当地人会这样回答你：“对不起，我也不大清楚究竟是多少钱。”有时候，倒是单纯的中学生会热情地向你解释各种食物的价格，只是能否按照本地人的价格买到东西，就要看摊主是否厚道了。

河内的出租车司机对待外国人更是离谱。他们会使用一种特殊的装置遥控计价器，10元人民币的路程经常偷偷地给你调高三到五倍的价格。有一次，3万越南盾的路程，司机竟然偷偷地把表调到了14万。我们在河内一共打过十次出租车，只有一次遇到了没有使用“遥控器”的好司机。还有一次，当我们告诉司机要去的地方以后，司机张口就说要5万块，我们经过两三个回合的砍价之后以4万“成交”。到达目的地之后我们才发现路程只有400多米，于是就和司机理论，说要按照计价器上的价格付钱，结果瘦小的司机从车里冲出来就要与我们打架。不想为了这点钱发生争执，我们就只得自认倒霉了。

在下龙湾，我们同样碰到了类似的遭遇。所住的旅馆老板“热情”地为我们介绍出海的游船，不过一听他的报价我们已经失去了出海游玩的兴趣，所以商量之后就决定不再出海。

狮子大开口般的报价很可能就这样吓跑了外国顾客。见我们已经没了出海的兴趣，老板就改口说只收我们一半的价格。这时候，我忽然想起自己的一件重要行李落在了河内的旅馆里，就临时决定回趟河内。驱车五小时回到河内旅馆的时候，这家家庭旅馆的主人坚决否认见过我的行李，还故意拿出我扔掉的小半瓶洗发水，说他们只捡到了这个东西。我当时一听脑袋都大了。

正在这个时候，这家旅馆主人的老母亲走进了我的视线，我想老奶奶或许会更有同情心，于是就走上前去，向她老人家比划我丢掉了行李。老奶奶明白了我的意思，就轻轻地哼了一句什么。这时候，老人家的另一个儿子才缓缓地从里屋走出来，还给了我落在了这里的行李，并解释说是他收起了我的东西。我给老人家鞠了一个躬，之后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回到下龙湾以后，我的朋友们告诉我说他们最终没有“下海”。

期间还有这样一个插曲。那家旅馆老板见这几个中国人放弃了出海游玩的计划，便一边说到了下龙湾不出海实在可惜，一边怀着“同情心”为我的几个朋友出了主意，价钱可以再打五折，身上没有钱也没关系，等回到北京以后再把钱打给他便是。

我回来后，了解了老板的意思，被其“仗义”感动，拿出了一支精美的签字笔送给他以表达谢意。

第二天，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生活在越南的中国人，他告诉我们，即使是店老板说的半价再半价之后的报价，也比实际价格贵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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