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去青岛大学当教授，便从青岛写来情书；张兆和毕业搬回苏州老家，情书便寄到苏州。

1932年，在巴金的指点下，沈从文带了很多西方名著，特意从青岛跑去苏州看张兆和。不巧的是，张兆和出去了。他很失望，以为张兆和是故意在躲他。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接待了他，对他印象不错。张家人都很喜欢沈从文，尤其是张兆和的弟弟们，觉得他讲故事讲得太好了。于是，二姐极力劝说张兆和去旅馆看他。

连续收到四年的情书，纵然是一块坚冰，也已经慢慢融化。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态度柔和了许多。黄昏时他们走在九如巷，没有言语，却美得好似一幅画。

沈从文终究还是没能让张兆和点头，他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临别时，沈从文请张允和帮忙向父亲提亲，言辞恳切：“如果爸爸同意，就早点儿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父的答复是：“儿女婚事，他们自理。”这便是应允了。张允和立即发去电报，只有一个字：“允。”一语双关，既代表父亲应允了婚事，也代表发电报人的名字。张兆和却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偷偷又发了电报给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表面上看，她情感的天平已倾斜向他。可是，由感动支撑起的婚姻，似乎与爱情无关。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了十分简朴的婚礼。他希望这个日子象征长长久久，可用一个人的爱承担两个人的婚姻，就算长久，真的是幸福吗？

她在家中行三，他亲昵地称她“三三”，她便唤他“二哥”。婚后不久，沈从文母亲病重，他不得不回湘西老家。人在湘西，一封封热烈的情书从未间断：

“三三，我的心不安定，故想照我预定计划把信写得好些也办不到。若是我们两个人同在这样一只小船上，我一定可以作许多好诗了。”

“三三，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

“三三，山水美得很，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窗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

偶尔，张兆和也会流露出鲜有的亲昵，她在信中回应：“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

一点小小的关切，足以让他欣喜若狂。可是，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教育经历，让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相差太远。他一个人撑起的“幸福”婚姻，注定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沈从文收入不高，却热衷于收藏古董；张兆和出身富贵，却消费理性，一身蓝色粗布袍子，可以穿很久。结婚时，姑母送给张兆和一只玉戒指，沈从文偷偷拿去当掉，换来字画。张兆和取笑他“打肿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充绅士”。

他们原本就不合适，他所以为的“合适”，只是基于自己不断地让步。沈从文以为，总有一天，他们的步调会趋于一致，只可惜，如果爱得不够，灵魂便永远无法契合。

拮据的生活，让张兆和多了许多抱怨：“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或许连沈从文自己都从未想过，爱得那样炽烈的自己，竟然会将情感转嫁他人。

那是北平沦陷时，沈从文要张兆和一同南逃，张兆和却执意带着孩子留在北平。他虽保持写信，却少了情意绵绵，多了争执：“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关于她的留下，他怀疑是她在北平另有所爱，还故作大度：“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嫉妒，不生气。”

张兆和妥协了，可是他们的团聚带来的却是更加深的裂痕。原来，想要的得到了，也可能是悲剧。

若说她曾经爱他的写作，如今也不满意了。张兆和开始不喜欢读沈从文写的故事，挑剔他信中的错别字，甚至改动他文稿里的语法。沈从文很生气：“你把我的风格搞没了。等你弄完，这些文章就不是沈从文的了。”于是，他再不敢给张兆和看自己写好的文章。

黄永玉曾说：“沈从文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这哪里是爱情应有的样子。

于是，他爱上了别人，一个名叫高青子的女孩子。她长得漂亮，极为仰慕沈从文。第一次见面，她特意穿了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在袖口缘了一点紫，那是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角的打扮。无须言语，她的表白已经非常明显。

用半生的时间讨好一个人，久了，是会累的。他渴望被一个女子仰望，高青子的爱，让他无法拒绝。于是，沈从文将高青子调到西南大学图书馆，让她离自己近一些。他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高青子，却也不愿对张兆和隐瞒。

沈从文向张兆和坦白了自己情感上的出轨，张兆和没有大吵大闹，她终究还是不愿意失去完整的家庭，为此还专门托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爱情结局，就像高青子在《紫》中写的那样：“不为世俗所容的爱情，最终不过是一颗流星的划过，转眼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