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十五岁的董竹君和二十七岁的夏之时结婚了。那一天，夏之时穿着一身笔挺的燕尾服，董竹君身着法式婚纱、白头小皮鞋，一脸幸福的模样。夏之时的革命党朋友都出席了婚礼，他们称赞夏之时和董竹君是“文明结婚”。

谁说青楼女子不能收获真正的爱情？董竹君偏要向全世界证明，卖唱女，也能过上幸福的人生。

婚后不久，董竹君追随夏之时去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女子高等学校。婚姻的最初总是甜蜜的，然而相处一段时间之后，董竹君却发现，夏之时身上曾经最吸引她的那些东西，渐渐变得令她无法接受。

夏之时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他并不希望董竹君去学校上课，也不喜欢她和朋友过多交往。他索性让她退了学，并为她聘请一位家庭教师，让她在家里学习。

他们在日本生活了四年，董竹君学完了高中四年的课程。并且，他们拥有了爱情的结晶，大女儿夏国瑛便是在那时出生的。

夏之时有公务临时需要回国，临行前，他交给董竹君一把枪，说是用来防贼。不过，他随后特意强调，若是董竹君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就用它自杀。

原来，所谓爱情，竟这样毫无信任。或许从内心深处，他还是轻视她曾经是青楼女子的身份吧。更过分的是，因为不放心董竹君，夏之时特意让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来日本。名义上，四弟是来陪二嫂读书；实际上，是肩负着监视董竹君一举一动的使命，以免她红杏出墙。

她想去法国留学，夏之时坚决不肯，执意让董竹君跟她回四川。她虽无奈，但还是跟他回去了。可是等待她的，却是更深的侮辱。夏之时的革命党朋友们，瞧不起这位青楼出身的军官太太，他们看她的眼神带着嘲讽，背地里谈论起她：“一介青楼女子能念好书？不过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夏之时的家人更是接受不了青楼女子成为儿媳，尤其是夏之时的母亲，公然放话：“一个卖唱的只配当姨太太罢了，况且嫁给我们这种大户算怎么回事？你赶紧给我娶个正房回来！”

在夏家人眼里，她是地位低贱的“偏房”，哪怕她做得再好，也可能随时被“休掉”。为了女儿，为了曾经的爱情，董竹君默默忍耐着。白天，她忙着做家务，缝纫、烧菜、洗衣，招待客人，算账，将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晚上还要挑灯奋战，读书看报，学习知识，累得两眼红肿。

如此操劳，就是为了让别人挑不出她的错处。就连当初轻视她的那群革命党人都不禁交口称赞，对夏之时说：“你们家前面琅琅读书声，后面一片织机声，真是朝气蓬勃，好一个文明家庭。”

可是婆婆总是极尽苛刻之能事，处处与她作对。在夏家没能站稳脚跟的董竹君，只能委曲求全。

董竹君最不能容忍的，是夏之时的重男轻女。她生了四个女儿，夏之时一个都不疼。她想让四个女儿接受教育，夏之时却觉得女孩子读书无用。他们开始吵架，吵得不可开交。

当时四川的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军阀混战，夏之时不愿蹚浑水，于是在家隐居。四川的大户人家都有抽鸦片的陋习，夏之时也渐渐染上，脾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爱出门。

董竹君过够了依靠丈夫生活的日子，她坚信自己有赚钱的能力，于是提出想要自己做生意。夏家向来重视脸面，哪能容忍少奶奶抛头露面经商？这一次董竹君决不妥协，夏之时拗不过她，只得出钱为她开办“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赚了一些小钱。

董竹君的人生，开始蒸蒸日上，而夏之时却开始走下坡路。对鸦片的沉迷，让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甚至在董竹君即将临盆的时候，对她大打出手，原因荒谬得可笑：只因她没有陪他打麻将。

偶尔清醒时，夏之时也会反思，反思到最后，就变成了抱怨。他曾对好友戴季陶说：“我家搞成这样，说到底是我没用。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在外面混得一塌糊涂，一点社会地位都没有，但他家中有五个老婆。这五个老婆在外面都是母老虎，到了家里都老老实实的，从不敢跟丈夫吵一句。我呢？大小也算是个四川名人，家里却一团乱。家里本来是月月吵架，后来是周周吵架，现在干脆是天天吵架，日子真的没法过下去了。”

戴季陶笑着说：“其实，如果你娶的是一个四川本地的名门淑女，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归根结底，他们认定自己没错。唯一的错误，便是娶错了人。

于是，对董竹君的父母，和他们的四个女儿，夏之时选择了轻慢对待。在董竹君心中，夏之时再也不是当初那道光，他开始变得暗淡，甚至逐渐黑暗。董竹君觉得他们之间的夫妻情感越来越走向破裂了。他曾是她的英雄，可当英雄落寞，竟然也能如此不堪。

1928年，夏之时因为生病，需要去上海治疗。他独自前往，留在四川的董竹君，则已经开始酝酿一场“出逃”。她将黄包车和纱厂两处生意变卖，带着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以及自己的父母，离开了四川。

督军夫人离家出走，震惊了整个四川。很多人将这件事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夏之时被气得双手发抖。

董竹君也来到上海，想留在这里打拼，夏之时则坚决反对。一番争执之后，董竹君占了上风。夏之时同意让她留下，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带走他们唯一的儿子。

夏之时曾不止一次写信劝董竹君回四川，董竹君却打定主意，再也不要回到那座囚笼。最后，夏之时专程赶到上海，要和董竹君好好谈谈。董竹君回忆道：“当时他在楼下，我准备下楼去。突然我觉得双腿无力，浑身颤抖，我明白这是最后摊牌的时间了。从此以后，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们讨生活了。”

她的倔强令他愤怒，他甚至讥讽地说道：“如果你董竹君也能在上海成功，我就用我的手掌煎条鱼给你吃。”

丈夫的羞辱，让她留在上海的念头更加坚定。虽然已身为五个孩子的母亲，但事业这件事，什么时候都可以从头开始。

起初，董竹君的生意开展得非常不顺利，赔了许多钱。那段时间，家里的很多东西都被她当掉了。夏之时得知以后，反而停止了给她们钱款，就是想趁机逼迫她们回家。

董竹君咬着牙挺过去了。分居整整五年，夏之时再次来到上海。一抹讥讽，挂在他的嘴角。刚一见面，他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几年不见，事业有什么成就？”董竹君知道他是来看笑话的，更知道这段婚姻再也没有维持下去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