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身为女演员，她接触得最多的便是导演和演员。与男演员之间，最多便是同事的关系，而与女演员之间，则多了那么一些争风头的意味。于是，很少有人知道大银幕背后的阮玲玉，生活中究竟承受着怎样的孤独和痛苦。
导演费穆曾说：“舍身就是自杀。自杀固然痛苦，可是不正常地活着更加痛苦，有人有勇气痛苦地死去，却没有勇气痛苦地活下去。能痛苦地活下去的需要更坚强的意志。而痛苦地死——自杀，有时像一颗炸弹，一座火山，能使活的人惊醒，使整个社会震动。”
也是在拍摄《香雪海》时，阮玲玉第一次在浙江普陀山听到了“舍身”这个词的见解，从此便铭记于心。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阮玲玉去香港躲避战火。在一次应酬中，她认识了当时东南亚著名的茶叶富商唐季珊。此时的阮玲玉，已经对张达民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唐季珊的出现，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她内心中爱情的空虚。
唐季珊当时已经人到中年，茶叶生意让他日进斗金，许多电影公司都希望拉他做股东，就连阮玲玉所在的联华影业也不例外。借由这一便利，唐季珊与许多女明星都有往来。他很快便摸清了阮玲玉的喜好，她喜欢跳舞，他就带她去舞场；她想要一个安稳的家，他就在上海新闸路买下一栋三层的小洋楼，让阮玲玉和母亲、养女一起住。
中年多金又风度翩翩的唐季珊，满足了阮玲玉对爱人所有的想象。他最懂女人的心思，经常和阮玲玉谈心，并给她宽慰。这样一个温柔的男人，让阮玲玉甘愿成为他爱情的俘虏。
当时，唐季珊有一个前女友，名叫张织云。得知阮玲玉和唐季珊住在一起后，张织云写信给阮玲玉：“你要是执迷不悟的话，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她希望能将阮玲玉拉出泥潭，可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阮玲玉，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在嫉妒她。
嫉妒的人并非张织云，而是张达民。得知阮玲玉和唐季珊在一起，妒火令张达民丧失了理智。他不停地骚扰他们二人，还用自己和阮玲玉从前的情事作为要挟，声称如果阮玲玉不给他钱，他便要把当年的事情都爆料给小报记者。
一面是张达民的要挟，另一面是唐季珊的变心，夹在两个薄情的男人中间，阮玲玉的痛苦与绝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唐季珊的身边，从不缺年轻貌美的女明星。和阮玲玉在一起没多久，他便有了新的女友梁赛珍。唐季珊对阮玲玉的感情也不似从前热烈，冷淡之余，还无情地嘲弄她的温柔与谦顺，并对她大打出手。
无耻的张达民此时再次出现，他将唐季珊和阮玲玉一同告上法庭。对热衷于花边新闻的小报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喜讯，有关他们三人的故事每天见诸报端，一向好面子的阮玲玉简直痛不欲生。
好在她热爱的电影事业让她的感情有了寄托之处。她将一腔悲痛与柔情都奉献给电影，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
电影导演蔡楚生的出现，给了阮玲玉些许慰藉。一次偶然的机会，蔡楚生邀请阮玲玉参演他的电影《新女性》，在电影中，阮玲玉饰演一位喜欢戏曲和写小说的音乐教师韦明，有妇之夫王博士经常对韦明动手动脚，让韦明感到恶心。她喜欢的是具有绅士风度的余海涛，却只将感情埋在心底，不敢表露。
在王博士的陷害下，韦明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无奈之下，只能靠出卖肉体谋生。很多人都忘不了电影中那句台词：“我要活啊，您救救我！”这句台词，也终于一语成谶。
《新女性》播出之后，立刻引起反动的“新闻记者工会”的抗议，还有一些黄色报刊对电影百般攻击。这些攻击，最终全部落在阮玲玉身上。一些小报记者趁机挖掘阮玲玉和导演蔡楚生的私人感情，饱受流言折磨的阮玲玉，精神世界终于彻底崩塌。
三瓶安眠药，将阮玲玉带离了这个世界。一句“人言可畏”，道尽了阮玲玉的无奈与绝望。除了“舍身”，她想不到其他方式来救赎自己逃离这个流言构成的世界。
然而关于阮玲玉的死，却似乎并不只是“人言可畏”那样简单。在她逝世一个半月之后，《思明商学报》上刊登了两封阮玲玉的遗书，一封写给张达民，对他无耻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另一封写给唐季珊，控诉他是“玩弄女性的恶魔”。
在写给唐季珊的遗书中，有这样几句话：“没有你迷恋××（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
据《思明商学报》声明，这两封遗书是梁赛珍姐妹提供的，而当年那封带有“人言可畏”的遗书，是梁氏姐妹在唐季珊的怂恿下，模仿阮玲玉的字迹伪造的，不过是想把阮玲玉死去的责任推给社会。
没有了阮玲玉的张达民，从此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三十六岁时在香港染上肺病去世。而唐季珊的生意也惨遭失败，他沦落到沿街兜售茶叶为生，最终惨死街头。
无论神存不存在，他们都遭到了报应，这或许是对被他们辜负的人最好的安慰。
人生如戏，可惜阮玲玉的结局没有欢喜圆满。从一出生，她扮演的便是贫家女，仿佛生命就此打上了烙印，纵然有些许好运，也都只是在事业上。除此之外，命运对她再无眷顾。
她曾像自己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不断与残酷的时代和悲惨的人生抗争，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惜，被男人伤了一次又一次的她，终究是一只孤鸟，无枝可依。或许，将真心错付，是女人最悲惨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