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面前，是一间陌生的房间，几张椅子仍保留散席时被人随手推开的样子，一条褐色木纹长桌，散布着灰尘。夏天午后的阳光开始转弱，白色百叶窗不时变换着暧昧的光影，仿佛有人在窗外喘息。我坐在这里已经有一会儿了，无人打扰的时间好像一只容器，我并未刻意在这有限的时空里进行思考，旅行中的一个驿站能做什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用来遗忘稍嫌仓促，用来忆起，又觉得心乱如麻。

人生是诡异的，仿佛一部《聊斋》。十年前或十天前，我无法预知我会在一个陌生城市的某一间房间里梳理往昔记忆。现在，我的确在这里。前年，一位相知甚深的朋友猝逝，也只是滚滚红尘中一桩忽生忽死的消息而已，我并未过度伤感；直到去年，旅行的航程中，我从机窗望出去，无垠且宁谧的云海，洁净似雪，不悲不喜地存在着，忽然，我完整地想起那位朋友短暂的一生，看见他的容貌与畅笑时习惯性的晃头动作，云海再过去仍是云海，而我的朋友永远消失了。那一瞬间，我才了解他对我的意义，才开始为他的死亡哀恸。

现在，我在这房间想起另一个人。他的声音首先流淌出来，像森林里某种呼唤群朋的鸟鸣，细又尖长的音色，有时急促，那是因为他在流动的光影中笑了起来。

他一旦笑起来就不打算停止的样子。他是叶庆炳老师。

这个简短的故事必须回到一九七九年，不可思议的遥远。那时，我刚考上台大哲学系，是个自认为要铸剑斩江山的骄傲小孩，年轻就是这样吧，什么都理直气壮，而且毫无所惧。叶老师甫接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时年约五十三岁吧，多多少少也养了一肚子爷爷心情，在这群叮叮咚咚凑不满二十岁的孩子面前。我原本遇不着他的，可是行路宛如下棋，起了一子，往下又是半盘风云。我一心想从哲学系转中文系，那时已咬牙切齿要当个作家。这就是个楔子，我这毛躁小子再怎么横冲直撞总得碰到系主任这一关。

转系得凭成绩，尤其大一语文、英文得漂亮，我在大一时即满脑子小说、散文，跷课跷得凶了，台面成绩好不到哪儿去。那时，逢上第一届台大文学奖，我写了篇《灶》应征散文组，评审中有中文系的柯庆明老师，这是事后才知道的。总之，得了第二名，第一名从缺。从此，胆子也大了，在校园报纸上到处写文章，乐悠悠地。等到下学期办转系申请时才欲哭无泪，那种成绩真是没把握。我想，中文系应该有一种泱泱大系之风，不至于只瞧成绩办事吧，遂整理几篇作品，也许还写了一封表达赤忱的陈情书，由与我一样是大一新生的好友李惠绵代为出征；她先向柯庆明老师问路，柯老师十分热心地把这件事带到系主任桌上。

暑假，我打工后回到宿舍，收到一封印有中文系字样的信，短笺上漂亮的字迹，欢迎我成为中文系的一分子，署名“叶庆炳”。对我们冗杂的一生而言，那只是稀松平常的一个黄昏、一封不起眼的信；但是当时间快速滑行，把我送到微近中年的此刻，我不免要回头望一望：那个毛躁的我一大早踏进文学院，跟在一个弥勒佛似的长者后面，晃进教室上“中国文学史”的情景。二楼长廊流入榄仁树的光影及傅钟的铁鸣声，我记得那条走廊有一股陈旧的木质味以及偶尔放纵的青草香，我因此用鸟的意象记载讲授文学史的叶老师的声音，并且觉得，他不自觉地流露出做老师的幸福。

中文系总给人家老气的印象，我幸运地碰到鼓励创作的叶老师，他愿意接纳我就是证明；后来，我参加明道文艺与《中央日报》合办的“第一届全国学生文学奖”，侥幸拿了大专散文第一名，那是大二的事。记得叶老师特地“派”齐益寿老师陪我去领奖，当然，也叫进系主任办公室鼓励鼓励，不记得谈了什么，我只注意到他的老花眼镜式样很保守，说不定，他比我更高兴。后来，他偕师母请我到来来大饭店吃自助餐，我吃了满满一盘红扑扑的虾，那是我第一次上大饭店吃饭呢。多么荒谬的一景，克勤克俭的系主任带他的学生庆功，而这个混沌学生多年之后什么都记不全，只记得埋头剥虾。

叶老师重视创作，除了学术研究，《晚鸣轩爱读诗》《谈小说妖》《谈小说鬼》等作品集亦流行于世，广受读者喜爱。他曾在课堂上有感而发，外文系出身的作家总比中文系的多，言下颇有振兴之意。一九八○年，在叶老师与柯庆明老师筹划之下，第一届中文周正式推出，假中华日报副刊登载，带动系上的创作风潮。那阵子的中文系学生很少不写几首诗、几篇散文或在训诂课时抬头望着窗外编织小说的。曾阳晴、许佑生、蔡珠儿、林黛嫚、王曙芳……毕业时都拖着一管笔，跟中文系的老师们说再见。我一直没机会问叶老师，看着我们走出校园，是不是有爷爷心情？

而一切皆在消逝，当大学已不再是这个时代的瑰宝，当晚鸣轩主人锁上书房的门，一个人走的时候。

我仍记得文学院二楼长廊，有一股陈旧的木质味以及偶尔飘来的青草香，榄仁树的光影落在每个路过的人身上。那时，天还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