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光复后第十六个年头的我，对战争的记忆似遥又近。

遥远的是，十六年足以让当年躲在防空壕的五岁小女童变成我的母亲，也让偷采米豆叶疗饥的九岁男童变成我的父亲，让匍匐于断尸血河躲过轰炸的新寡少妇变成我的祖母。战争是他们那一代的故事，然而又觉得近在眼睫。因为十六年不曾让穷僻的农村更富庶，尤其每年夏秋二季漫淹水灾，摆在前面的永远是地瓜签稀饭、萝卜干便当。听到隔壁女童因偷吃她阿爸的“白米饭”被阿母痛打，听到村子里把七岁女儿送去当童养媳，因为饭量太大……饥饿，仍是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所以，每一个长到十四五岁的少年少女都怀着同一个心愿：“到城市去，去找更多的食物！”不管当货运工人、修车厂学徒、成衣厂女工、餐厅小妹、勒索的太保、抢劫的强盗、帮佣的少女或是不成熟妓女……我们要把丰富的食品包装得漂漂亮亮的，在中秋节、年夜饭时带回家，给我们的弟弟妹妹每人“一个”艳红的美国苹果，给阿母一支口红，给阿爸一件新汗衫。每当在路上看到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从他们脸上仍然追溯得到过去的辰光；这些与我一样寻找野果、瓜实大嚼咸通草的同伴，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是战后最后一批挨饿的儿童。

近年来，我不断地重复一件工作，以笔记、录音的方式逼迫我的乡亲父老去回忆，我要知道“生番”掠村、“日本人”搜粮、争地血殴如何在这个小村落里进行。如果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得的是战乱与饥饿的病，每一代的子民都必须重新面对历史，面对干涸的血迹再一次沉思——我们是这么辛苦才活下来的。我们比任何一个民族更有权利讨论明天。

战争的回忆是残忍的，饥饿时的大量口水已干成父老脸上的痛斑。

“非常时期，欲哪里呷？”

“稻仔呢？”我问。

“查甫人拢拉去做兵罗！田谁来播？拢种草啦！”

“那……你们呷哈？呷田土啊？”

“啊！若讲起古早，眼泪三暝三日也流不干！去山上挽山红菜，煮水搅粗盐，呷到呕酸水。米豆叶、菜豆藤、野生的高丽菜啦，若有番薯签糜呷，嘿，就偷笑罗！”

“有糜，那米呢？”

“若收成，‘阿本仔’就来收谷了，每户才留一点谷，塞嘴牙缝都不够！——你莫看伯公现此时老罗倒退，当初时对付‘阿本仔’，免讲你也知！”

“按怎对付？”

“偷藏谷！我偷藏六布袋哩！透早，就担去河对岸竹林脚藏，日头落山，再去担转来！‘阿本仔’的头脑没我好啦！”

“厝边隔壁也藏吗？”

“有哦有哦！你上厝那个伯公力气卡大，房间的眠床脚全藏谷，用柴板钉死，伊日子卡好过啦！你阿嬷也藏啊，藏在菜园底。”

“‘阿本仔’不抓吗？”

“怎没？有时五天有时十五天，手拿一枝这么长的竿仔，这边敲敲，那边敲敲，问‘有偷藏谷没？’这何必问，当然嘛讲没。等到半暝，用畚箕捧出来偷碾，那时候，每户都有‘土人’碾米，一次碾一些，要留到过年做粿拜神明。”

“生呷都不够还做粿！”我说。

“你这个憨子弟！祖宗生成要拜的！那时，黑草仔粿拢掺鼠麴草，一粒黑到像牛粪，硬到打狗现死！这样也呷到歪嘴舌，稀罕啦！”

“没饿死的都稀罕！”我说。

“讲到饿死，我一个嫁去山顶尾溜的小妹，没得呷，背一岁鼻屎大的查某仔走六里路来我这，呷饱欲转去，我包一袋米叫伊藏在婴仔腹肚，背巾缠住就看不出。伊走到半路，‘阿本仔’搜伊袋子，还好‘阿本仔’笨，不然饿死！”

战争过去了，却留下不曾斑驳的记忆，在上一代口沫横飞的叙述里，在这一代追索沉思的笔墨里。面对动**的世纪，我愿意尊敬每一介草民的鲜血，都是历史的字句。唯有在世界地图上先找到自己的国土，在家国的历史简册圈出自己的位置，才可能在活着的时代交出自己手上唯一的一片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