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利的姐姐像幽灵一样飘进厨房。她穿着白色长睡袍出现在门口，悄无声息地穿过没开灯的房间，仿佛脚没沾地似的。可就算她是幽灵，也不是那种恐怖的幽灵——那种号叫着、呻吟着、让人脊背发凉的幽灵。她是孤独的那种。那种幽灵世世代代在空房子的走廊上游**，寻找着别人已经不记得的东西或人。一次显灵，我想他们是这么说的。

嗯，是的。

一次显灵。

灯没有开，她开始给水壶装水，并拧开了炉子。她从橱柜里拿出一只马克杯和一个茶包，放在厨台上。她从睡袍口袋里取出一个小棕瓶，放在杯子旁边。然后，她回到水池前，站在那里望着窗外。

你能感觉到她很擅长望着窗外——仿佛练习过多次似的。她没有烦躁不安，也没有用脚敲地。事实上，她太擅长这么做了，太擅长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以至于水壶发出咝咝声时，她似乎有些惊讶，像是不记得之前在烧开水。慢慢地，几乎是不情不愿地，她离开窗前的位置，倒了杯水，一手拿马克杯，一手拿小棕瓶，转身走向餐桌。

——睡不着吗？我问道。

她吓了一跳，但没有尖叫，也没把茶杯摔了。她只是微微露出惊讶，就跟水壶嘶响时一样。

——我没看到你，她说着把小棕瓶塞回睡袍口袋。

她没回答我是不是睡不着，但她不必回答。她在黑暗中的所有动作——穿过房间，给水壶装水，拧开炉子——表明这些是她常做的事。我一点都不意外，她每隔一晚都会在凌晨两点来到厨房，而她的丈夫却在酣睡，毫无察觉。

她指了指身后的炉子，问我要不要喝茶。我指了指面前的酒杯。

——我在客厅找到一些威士忌。希望你不会介意。

她温柔一笑。

——当然不会。

她在我对面坐下，盯着我的左眼。

——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谢谢。

离开哈勒姆时，我太开心了，以至于回到伍利姐姐家时，我完全忘记自己挨了揍。她开门时倒抽了一口气，我几乎也跟着倒抽了一口气。

等伍利做完介绍，我解释自己在火车站摔了一跤，她从药柜里拿出一个可爱的小急救箱，让我坐在这张餐桌旁，清理我嘴唇上的血迹，给我一袋冻豌豆敷眼睛。我倒希望像重量级拳击冠军一样用生牛排，但乞丐没资格挑三拣四。

——你要再来一片阿司匹林吗？她问。

——不用，我没事。

我们都沉默了片刻，我抿了一口她丈夫的威士忌，她抿了一口她的茶。

——你是伍利的室友？

——是的。

——所以，在台上表演的是你父亲？

——他在台下和台上的时间不相上下，我笑着说。但没错，那是我老爹。他一开始是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后来去演马戏了。

听到马戏一词，她笑开了。

——伍利写信给我，提到你父亲合作过的一些表演者。逃脱艺术家和魔术师……他相当着迷。

——你弟弟喜欢精彩的睡前故事。

——嗯，可不是吗。

她隔着餐桌看我，像是想问什么，却又低头看茶。

——怎么了？我问道。

——有个私人问题。

——这种问题最棒了。

她端详我片刻，想判断我是不是真心的。她一定认为我是真心的。

——你怎么会去萨莱纳的，达奇斯？

——噢，说来话长。

——我的茶才刚喝呢……

于是，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指高的威士忌，讲起我的小闹剧，心里想着：也许伍利家的每个人都喜欢精彩的睡前故事。

那是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十六岁生日刚过几周，当时我们住在阳光旅馆的42号房间，老头子睡弹簧床，我睡地板。

那时，我老爹正处于他喜欢说的过渡阶段，意思是他被上一份工作解雇了，还没找到下一份会被解雇的工作。他整天跟住在走廊对面的老伙计菲兹混在一起。下午稍早时，他们会拖着脚去扫**公园长凳、水果车、报摊，以及其他任何可能有人掉下五分钱却懒得捡起的地方。然后，他们会去地铁站，手里捧着帽子，唱些伤感的歌。他们摸透了自己的观众，会在第三大道站为爱尔兰人唱《丹尼男孩》[1]，在斯普林街站为意大利人唱《万福玛利亚》，他们唱得眼泪直流，好像字字句句真心实意。他们去运河街站的站台时，甚至还有一首意第绪语的曲子，歌颂犹太小镇上的时光。到了晚上，他们会给我二十五美分，打发我去看两场连映的电影，然后带着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去伊丽莎白街的某家廉价小酒馆，把钱喝个精光。

因为他们俩都会睡到中午才起床，所以我早上醒来后，就在旅馆里闲逛，找点东西吃，或找个人聊聊。那个时间点，机会十分渺茫，但也有个别早起的人，其中最有趣的无疑是马瑟林·莫泊桑。

在二十年代，马瑟林已经是欧洲最著名的小丑之一，在巴黎和柏林的演出场场爆满，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热烈鼓掌，女人们排着队候在后台门口。毫无疑问，马瑟林不是一般的小丑。他不是那种脸上涂满颜料，脚穿特大号的鞋子，按着喇叭笨拙乱走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诗人，也是舞蹈家。一个细心观察世界并深刻感受事物的人——就像卓别林[2]和基顿。

他最厉害的节目之一是在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扮演乞丐。幕布拉开，他出现了，在大都市的人群中穿梭。他微微鞠躬，试图吸引在报摊旁为头条新闻争论不休的两个男人的注意；他脱下皱巴巴的帽子，试图跟一个保姆说话，她正一门心思照料患急腹痛的宝宝。不管是脱帽还是鞠躬，他想打交道的每个人都继续忙着自己的事，仿佛他根本不存在一样。就在马瑟林准备接近一个神情沮丧又害羞的年轻女子时，一个近视的学者撞到了他，把他头上的帽子撞飞了。

马瑟林开始追赶那顶帽子。可每当他快抓住时，一个心不在焉的行人就会把帽子踢向另一边。试了几次无果之后，马瑟林极其沮丧地发现，一个矮胖的警察即将毫无察觉地踩上帽子。马瑟林别无他法，只能朝空中伸出一只手，打了个响指——然后，所有人都定格在原地。所有人，除了马瑟林。

这时，神奇的事发生了。

有那么几分钟，马瑟林在舞台上滑来滑去，笑容灿烂地在一动不动的行人中间滑行，仿佛无忧无虑。然后，他从卖花的小贩那里拿了一枝长茎玫瑰，害羞地递给愁眉不展的年轻女子。他会对报摊旁争论不休的男人说一两句话。他会对婴儿车里的宝宝做鬼脸。他会大笑、评论、提建议，一切都无声地进行着。

正当马瑟林准备在人群中再转一圈时，他听到一阵幽微的嘀嗒声。他停在舞台中央，将手伸进破背心，掏出一块纯金的怀表，显然是他人生另一阶段的遗迹。他按开表盖，看看时间，一脸悲伤，意识到他的小把戏已经玩得够久了。他收好怀表，小心翼翼地从胖警察脚下捡起他那顶皱巴巴的帽子——那只脚一直悬在半空，这本身就是一种体操绝技。他拍拍帽子，戴回头上，面对观众，打了个响指，演员们的所有行动恢复如初。

这场表演值得一看再看。因为在你第一次看时，马瑟林最后打完响指，世界似乎回到了原来的模样。可在你第二次或第三次看时，你会意识到，世界不完全是原来的模样。因为当害羞的年轻女子走开时，她笑着发现手中有一枝长茎玫瑰。在报摊旁争执的两个男人暂停争执，忽然拿不准自己的立场。尽力安抚哭泣宝宝的保姆惊讶地发现宝宝在咯咯笑。你要是多看几次马瑟林的表演，可能会在幕布落下前的几秒钟内留心到这一切。

一九二九年秋天，马瑟林在欧洲名声正盛，他被一份承诺出价六位数的合约引到纽约，受邀在马戏大剧院[3]进行六个月的驻场演出。他怀着艺术家的满腔热忱，收拾好行囊，准备在自由之国长期逗留。可好巧不巧的是，就在他在德国不来梅登上轮船的那一刻，华尔街股市开始暴跌。

当他在西区码头上岸时，他的美国制作人已经破产，马戏大剧院关张，他的合约也泡汤了。巴黎的银行给他下榻的酒店发了一封电报通知他，股市暴跌也让他失去了一切，甚至凑不够安然回家的路费。于是，当他敲响其他制作人的门时，却发现尽管自己在欧洲颇有名气，但在美国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

这时，从马瑟林头上掉下来的是他的自尊。每当他俯身想捡起它时，一个过路人就会把它踢到马瑟林够不着的地方。他追赶着他的自尊，失望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到头来发现自己沦落到在街角表演哑剧，住进阳光旅馆——就在走廊尽头的49号房间。

自然而然地，马瑟林成了酒鬼。但不像菲兹和我老爹那样。他不会去廉价小酒馆，缅怀昔日的辉煌，宣泄过去的怨愤。每到晚上，他会买瓶便宜的红酒，关上房门，独自在房里喝酒，以流畅优雅的动作给杯子斟酒，仿佛那是表演的一部分。

而在早上，他会把门半开着。当我敲门时，他会脱下早已不存在的帽子欢迎我。有时候，他如果手里有点钱，就会让我去买牛奶、面粉和鸡蛋，在电熨斗的底盘上给我们俩做小薄饼。当我们坐在他房间的地板上吃早餐时，他不会谈论他的过去，而是询问我的将来——我想去的所有地方，我想做的所有事情。这是开始新一天的好办法。

后来有天早上，我走到走廊尽头，他的房门没有半开着。我轻轻敲门，没人回应。我把一只耳朵贴在木门上，听到幽微至极的嘎吱声，像是有人在弹簧**翻身。我担心他可能生病了，就把门推开一条缝。

——马瑟林先生？我说。

他没有回答，我把门推开，却发现床没被睡过，写字椅倒在房间中央，而马瑟林挂在吊扇上。

你瞧，那个嘎吱声不是来自弹簧床，而是来自他缓缓前后晃动的身体。

我叫醒父亲，把他带进房间，他只是点了点头，像是早料到会这样。然后，他让我下楼去前台，让人报警。

半个小时后，房里来了三名警察——两名巡警和一名警探，给我、我的父亲和探头探脑的邻居们录口供。

——他被抢劫了吗？有个房客问道。

一名巡警指了指马瑟林的桌子作为回应，那里摆着他口袋里的东西，包括一张五美元的钞票和一些零钱。

——那块表呢？

——什么表？警探问道。

大家立刻开始谈论起那块纯金的怀表，说它是这个老小丑表演的点睛之物，他从不离身，哪怕破产了也留着。

警探看向巡警，巡警摇摇头，又看向我的父亲。这时，父亲看向我。

——嗯，达奇斯，他说着把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上，这很重要。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希望你如实回答。当你发现马瑟林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表了吗？

我默默地摇头。

——也许你是在地板上发现它的，他有意提示。你捡了起来，以免弄坏。

——没有，我又摇摇头说。我根本没看到他的表。

父亲几乎是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转向警探，耸耸肩膀，像是已经尽力了。

——搜身，警探说。

一名巡警让我掏空口袋，而口香糖包装纸中竟有一块连着长长金链子的金表，想象一下当时我有多么惊讶。

想象一下我有多么惊讶，啊，因为我真的很惊讶。大吃一惊。简直目瞪口呆。整整两秒钟。

两秒钟后，事情就一清二楚了。我老爹让我下楼去前台，这样他就能搜查尸体了。那个爱管闲事的邻居提到表之后，父亲把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上，趁着说话的空当，在他被搜身之前把表塞进了我的口袋。

——噢，达奇斯，他大失所望地说。

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到了警局。作为一个初次犯罪的未成年人，我原本可以由父亲保释看管。但因为老小丑的怀表价值不菲，这不是小偷小摸，而是重大盗窃罪。更糟糕的是，阳光旅馆曾有其他几起盗窃报案，菲兹在一份宣誓证词中声称，他曾看到我从一两个别的房间里出来。仿佛这还不够糟似的，儿童服务机构的人发现我已经五年没上过学了，这让父亲极其震惊。当我在少年法庭出庭时，父亲被迫承认，身为一个勤劳的鳏夫，他无法保护我免受鲍厄里街的恶劣影响。大家一致同意，为了我着想，我应该被送往青少年改造项目，一直待到十八岁。

法官宣布判决后，父亲问能否在任性的儿子被带走前给他几句忠告。法官默许了，可能以为父亲会把我拉到一边，很快说完。然而，我老爹把大拇指插进背带裤，挺起胸膛，对着法官、法警、旁听席和速记员发表了一番演讲。尤其是速记员！

——临别之际，我的孩子，他对所有人说，我的祝福与你同在。我虽无法同行，但赠你几句忠告，需铭记于心：你要为人和善，但定不可粗俗。你要多听少言。要接受每个人的批评，但保留自己的判断。最重要的是：要忠实于自己。正如先有白昼才有黑夜，只有忠实于你自己，你才不会欺骗任何人。永别了，我的孩子，他最后说。永别了。[4]

当他们带我离开法庭时，他真的流下了一滴泪，这只老狐狸。

——太可怕了，萨拉说。

我从她的表情看得出，她是真心的。她的神情夹杂着同情、愤慨和保护欲。你看得出来，无论她自己的人生是否幸福，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妈妈。

——还行吧，我说，想缓解她的担忧。萨莱纳也没那么糟。我每天有三顿饭，还有一张床垫。而且如果我没去那里，就永远不会认识你弟弟。

我跟着萨拉走到水池边清洗空酒杯，她向我表示感谢，露出特有的宽容微笑，然后向我道晚安，转身离开。

——萨拉姐姐，我说。

她转过身来，扬起眉毛以示询问。然后，她带着一贯沉默的惊讶看着我将手伸进她的睡袍口袋，取出那个小棕瓶。

——相信我，我说，这些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她离开厨房后，我把瓶子塞进调料架的底部，感觉今天做了第二件好事。

注释：

[1]经典爱尔兰民谣。

[2]查尔斯·卓别林（1889—1977），英国著名喜剧演员。

[3]马戏大剧院（Hippodrome）位于第六大道西四十三街和西四十四街之间，一九〇五年开幕，后因电影的流行于一九三九年拆除。

[4]哈里·休伊特的告别语化用了《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三场中波洛尼厄斯对其子雷欧提斯的告别语。——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