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习惯用正义或非正义来衡量一场战争或革命，往往忽视了其中物质的一面：战争是要靠军饷、军队、辎重及贿赂金来打赢的，革命也不例外。推翻清朝的过程，充斥的大量情节就是民间集资或国外借款。

中国人习惯用正义或非正义来衡量一场战争或革命，往往忽视了其中物质的一面：战争是要靠军饷、军队、辎重及贿赂金来打赢的，革命也不例外。推翻清朝的过程，充斥的大量情节就是民间集资或国外借款。

胡适曾谈到一件事。某一天，章太炎去拜访熊希龄内阁的国务秘书陈仲恕。二人本是故交。章太炎开口就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世凯总统批准。陈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提交临时参议院讨论。章太炎怫然不悦：“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于是，陈仲恕不肯转达，说断然没有这种办法，又问章太炎究竟为什么要借款。章回答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陈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事是讹传。章太炎不信，反驳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了三四个钟头，见陈仲恕还是不肯，于是生气而去。第二日，章太炎又出现了，指名不要陈（仲恕）秘书接见，要张秘书（张一麟）见他。张一麟觉得奇怪，于是先向陈仲恕问了详情。他出来见到章太炎，直接问他究竟要多少钱用，这样可以托财长梁士诒想办法，不必谈什么外债借款了。章太炎说要十万。张一麟和梁士诒商量，梁同意给他两万。章太炎认为太少，大怒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大家都知道他素有“疯”名，只好不再理会了。果然，等到第三天，章太炎又写信给张一麟，闭口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赶紧与梁商量，送了章太炎一万块钱了事。

1909年，民国尚未建立，章太炎指责孙中山。1917年，孙仍然邀请他参与护法运动，任命他为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的作者就是章太炎。

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孙中山原谅和自己有过节的章太炎、黄兴，但却不原谅陈炯明。但凡有人为陈炯明辩护，孙中山就会暴怒。在梧州，军事顾问赖世璜请求对陈炯明的“背叛”宽大处理，孙中山立刻质问：“你是不是他那一派的人？是不是？”并对卫士挥手，说，“杀了他！杀了他！”幸亏蒋百里干预，赖世璜才免于一死。

陈炯明出生于广东东江地区，有一批忠实的同乡追随。他二十九岁时曾领导一场弹劾惠州知府的公众运动，两年后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派系。1911年，他在控制广东成为革命力量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力，年底被推举为广东都督。开始的十年里，他一直支持孙中山。但陈炯明坚决拥护地方自治，当他拒绝用地方财政补贴孙中山为统一全国发动的军事行动时，双方走向了对立。

陈炯明和继任者陈济棠完全不同。陈炯明督粤数年，不治私产。孙中山曾透露，陈炯明常向人说自己少年时常常做梦，一手抱日，一手抱月。陈炯明有一首诗，诗中说“日月抱持负少年”。孙的说法没有旁证，而且像他所说的诗句，恐怕每一个稍微有文化、有抱负的中国人在青年时代都做过，不能作为叛逆的罪证。况且，这也无法更改陈炯明没有经济问题的事实。

武昌首义后，革命者枪炮未熄，首先查证的就是钱粮。武昌藩库库存六百万两，其他衙门有四百万两。在此前的各地起事中，筹款一直是头号难题，革命党人为了找到支持事业的金元，几乎不择手段。

美国史学家韦慕庭（Clarence M.Wilbur）写过一本《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他说：“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

中国人习惯用朝代而非国家来指代历史上的政权组织，梁启超因此警告“中华民族”这个称谓自身有着惊人的错误。他认为，这暗示着中华民族实际并不存在。孙中山认为，甲午战争期间，日清两国交战并不是两个国家的战争，而是大和民族和满族的战争。所以，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后世历史学家们的争议。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和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各地兴中会的活动经费除了会员缴纳的会费和捐款，还得靠四处募集。兴中会会员入会时每人按规矩交底银五元，另外还呼吁有余力者“义捐”，以资助革命。兴中会志在救亡反清，中日甲午战争硝烟未散，孙中山多次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要求日本政府支持即将举行的广州起义。日本方面认为难成大事，未明确表态。有史学家认为：“当时中日两国仍处于战争状态，日本是敌国，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要求敌国政府援助起义，攻打本国政府，显然有损民族利益。”（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语）

兴中会积极寻找筹集革命经费的机会，并展现出革命者的商业头脑。香港兴中会宣言第八条号召会员购买一种新型理财产品——“革命股票”：“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每股收银十元，认一股至万股随便，收银后发给入股者一张“银会股票”，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

革命股票认购后，如革命成功就可以一兑十，利润惊人。在这条制度之后，孙中山即兴加上了一句广告词：“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向清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凭借这一款，孙中山共筹到港币一万三千元。

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发布《军政府宣言》，明确了革命时期筹集军费的办法。宣言规定：每军设一个“因粮局”，专门负责军费。宣言还提到：革命军每到之地，百姓十人养一兵；一切官业、反抗军政府的满人官吏家产、反抗军政府的人民家产，一律充公；凡军队所至，得与境内人民有家产者借用现银；境内人民家产，过一万元上者，令捐十分之一，五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每军的“因粮局”有权发行“军用票”，流通市面，与实银同一使用；军队所到之处，清政府发行的纸币一律作废。

但此时又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革命者在国内并未占据任何城市、乡村，所以根本谈不上将清政府发行的纸币强行作废。相反，由于革命活动还在进行当中，革命者们需要大量民众承认的现银、现钞，用来购买、运输军火，雇用敢死队员，抚恤烈士家属。《军政府宣言》“恤典”一节规定：凡交战受伤，以至残废不能任职者，其退伍后，照本人现饷现俸，赏给终身；凡在军身故者，无论将校兵士，均查明本人之父母妻子女，每月给赡养费，父母妻养至终身，子女养至二十岁。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往返英国、美国，主要都在忙筹款。在现已公布的一些信件中，他对未能按照预定时间出现在某地与财阀会面感到抱歉，信中特别提到，关于为发动革命起义而用海外华商资产担保以募集贷款一事，已找到了愿意提供担保的一家中国银行、三家暹罗曼谷的米厂、一些新加坡商人以及马来西亚的三位煤矿主。这些人的资产合计共两千万美元，在当时折合四百万英镑。

孙中山的团体虽然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情资助，但其金额还未达到他上述所说的那样巨大。尤其是那家赞助革命的“清朝银行”，几乎一望即知是虚词。之所以要这样说，就好比一个人借钱做生意。本来是要靠五万起家，但要告诉对方，自己手头已经借有五十万，尚需五万。此计让人认为这是一个巨大商机，而且别人的投资比自己更多，鼓励其赶快跟上，抓住机会。

果然，在信中的下一段落，孙中山表示：“为了确保成功，我们需要五十万英镑贷款以完善组织，使我们能够在第一次突然行动中就夺取到至少两个富庶省份。当脚跟站稳后，我们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如果寻求到更多的贷款，我们就能给这次民族革命予以更重要的保障，以扩大我们的行动直至取得全面胜利。”

此后，这位革命者**洋溢地发出了第二封解答信（显然对方已经就第一封信作出了答复），其中谈道：“大清朝目前的形势就好比是一座全部由干柴组成的森林。一点火花就能让这座森林燃起冲天的大火。我所要求的五十万英镑，就是这一点火花。”

“我第一次被人介绍给孙逸仙博士，”上面所提到的银行家团体中的某成员说，“是在某俱乐部的社交聚会上。孙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洒脱，很健谈，说一口极其纯正的英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充满变故的流亡生活，并告诉我们说，他在美国时，不知有多少刺客曾经有多少次企图谋杀他，以及大清朝是怎样用重金来悬赏他的头颅。甚至在英格兰，他的足迹也要被跟踪。‘我被跟踪到你们这里，甚至现在还有人在追踪我。’他把我们带到窗子跟前，接着说，‘那儿，那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果然看到有一个诡秘的清朝人走了过去。”

英美并不是孙中山唯一的筹款地。1909年5月，孙中山由新加坡转赴巴黎，其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此前数年，孙中山与法国驻华人员即有机密信件往来，并曾派人陪同法国军官，前往与法国殖民地越南接壤的广西，以及临近的贵州、四川做实地考察。但因为法国政府内阁改组，借钱的事就搁浅了。有史学家怀疑，孙中山欲前去借款的“资本家”，就是法国政府。至于桂黔川的考察，就是讨论“如何回报”。

实际上，即便只是能够筹集到孙中山开出的“天价”的零头，也够革命党人搞出些事了。据史学家估算，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额约六十二万港币（当时约折三十一万美元）。黄兴后来报告说，3月29日广州起义共用银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三元（统筹部直接开支的数字，有据可查），超支的部分是革命者东拼西凑来的款项。参加起义的福建义士，全部费用皆由自己筹集，上海的同志资助了四川义士的费用。革命者在东京购买军火，当地留学生出钱不少，有一位留学生为捐款不惜借高利贷，直到辛亥革命几年后才还清债务。

广州起义前，孙中山电约黄兴、胡汉民等代表到马来西亚槟榔屿开会。根据预算，这次起义约需十几万元。募款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头上。当时，国内同志已开始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仅召集各地人员的日常开销每天都要五千元。孙中山不得不四面出击，他紧急召集当地华侨党员，一个晚上就搞定了八千元，又让同盟会各首领分赴各地劝募，数日之内又得五六万元，好歹筹到了头一批款。因荷属殖民地（印尼等国）不许孙中山入境，英属殖民地（新加坡等国）此时又将孙驱逐，他只好远赴美国向当地华侨募款。钱的重要性在起义时显得格外明显——要根据筹款的情况制定起义计划和时间，计算购运军械数量和召集的人数，外省来的义士的旅费和到广州后的生活费也必须考虑在内。通过孙中山等人的努力，在南洋、北美和香港等地共筹得十五万七千余元。

1911年7月，孙中山先在美国促成了美洲同盟会和致公总堂（洪门）联合，被授予“洪棍”之职。然后，他又在致公堂支持下成立了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并率领筹饷专员分南、北两路到美国各地筹款。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立刻转赴欧洲，从事外交与借款活动，其他人员则继续在美国筹款。1912年初，筹饷局人员接到停止筹款的指示后，逐渐进行收尾工作。同年3月中旬，筹饷局人员将募捐登记册全部汇总，印制出《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这也标志着此筹饷局正式解散。

此次筹款活动历时七个半月，涉及地区幅员广阔，算是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筹款最成功的一次，数目亦很可观。现在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的捐款《征信录》，就是当年筹饷局人员专门呈给孙中山的备案，曾由孙中山本人收藏。1912年3月，即将辞职的孙中山派人将一批个人藏档连同此件一同转运至澳门长兄孙眉处保存。1915年孙眉去世后，该批档案由孙眉之孙孙满聘请李善虹保管。经有关部门批准，1981年5月，这些档案的一部分被运至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征信录》也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的。

刻印这本《征信录》的目的，是为了使筹款活动留下明白账，“以供众览”，“以招信实”。当年，筹饷局人员将手执的和发往各地的捐款登记册进行全面汇总，专门印制了这本捐款总账。《征信录》将每日、每地、每人的捐款数字详细开列，并将各月筹款总数、支款细目及支款总数分别注明。

四百三十个地区（埠）的华侨积极响应了这次筹款，捐款华侨姓氏多达一百四十个，一些捐款人或捐款商号名一看就不是真名，但耐人寻味。如思汉赵、专一郎、汉中一、逐满、生长异邦心思汉赵、胡还汉、刘逐满、赵思汉、朱思汉、刘恢汉、刘念汉、严思汉、兴汉灭满、刘复汉、黄攻清、反清氏、民族一分子、杨仇满、陈仇满、冯排满、“杀满记”（商号名）等，体现了社会“驱除鞑虏”之心。六十二个致公（总）堂机构以及一百四十五个商号慷慨解囊，捐款最多的为两千五百美元，最少的为一点五美元，合计捐款一万四千余美元。一万四千余人次（因有些华侨捐款不止一次，故计为人次）捐款，捐款最多的为一千美元，最少的不到一美元，总计捐款十一万五千余美元，人均捐款接近八美元。经中间人转交的款项共十七笔，合计三千六百二十九美元。除广大华侨响应革命号召进行捐款外，一些外国人也受到影响而纷纷解囊。据统计，这些资助中国革命的西方人士共有六十人，总共捐款近四百美元，其中捐款最多的为二十五美元，最少的为二十五美分。据笔者统计，筹饷局此次筹款活动总共募捐十三万六千余美元（含银行利息一千余美元）。

资金大部分最终用于资助广东地区的革命。据统计，筹饷局电汇给香港《中国日报》和金利源商号，由黄兴收取直接用于革命的款项有十万余美元；用于为革命军购买飞机及相关的费用各有一万多美元，两项合计约两万美元；用于筹饷局局务及其他开支的共计一万三千多美元。

有资料显示，孙中山发动的此次筹款活动是参考“革命股票”，以发行债券（中华民国金币券）的形式进行的，但从《征信录》来看，绝大部分华侨的捐款都低于五元。当时捐款五元以上方可获得金币券凭证，可见，大部分华侨的捐款都是无偿的。即使是捐款较多的商业机构或富商，也常有“不取债票”的慷慨之举，足见其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孙中山曾感叹，“华侨是革命之母”。此中深意，读者可细心揣摩。

在华侨聚集区举行演讲是筹款的重要方式。演讲过后，听众受爱国精神感召，便把身上的铜元、洋元、毫洋和钞票掏出来捐献。孙中山动员其他会员给海外华侨写信，宣传建立民国的思想，争取他们入会，捐款支持革命。他常在信中说：“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说，“同盟会之成，多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这无一不体现出华侨在支援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海外出钱，国内出人。

1907至1908年，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每次起义，孙中山均要求陈楚楠等富商接济。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爆发，仰光闽籍侨领庄银安、黄德源等人不但热情捐献军饷，还购买了一批军火运进云南。起义失败后，大部分人经越南辗转流亡到新加坡，陈楚楠在新加坡蔡厝港开办中兴石山公司，作为接待这些人员的地点。此外，他还介绍一些人到槟榔屿、吉隆坡、文莱等地的工厂、矿场和农场谋生。1908至1911年，同盟会先后多次派人至缅甸筹款，华侨庄银安每次都捐款数千元。广州起义前，吴世荣带头变卖店产，倾资助力，筹集起义经费；郑螺生除自捐现金一千元外，还处理了自己的福建、江苏铁路股票支持革命；旅居马六甲的永春县华侨郑成快捐助革命经费高达五六万元，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特授予他二等功奖章。

辛亥革命时，厦门人徐赞周任缅甸筹饷局长，一个月内募得捐款四十万缅盾，成绩辉煌。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但成立的军政府运作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南洋各地华侨因此又掀起轰轰烈烈的募捐。泉州籍菲律宾华侨邱允衡得知革命爆发，捐款五千比索。在他的带动下，1911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菲律宾华侨捐输革命政府款额达十余万比索。1911年，上海军政府委托庄希泉，要他组织“南洋募饷队”，继续到东南亚一带筹款。

革命团体在筹集活动经费时，通常都会遇到巨大的障碍。当时，康有为的保皇派和革命党在海外争夺华侨资源时，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国内有志于推翻清朝的同志，筹款手段也形式多样。

1903年冬，王嘉伟、蒋尊簋、陶成章、魏兰和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协商，次年初，陶、魏回沪与蔡元培商议，至同年11月，以龚宝铨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为基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蔡元培个人专心学问，根本不愿经营会党，也不直接参与策划和实际活动。因此，光复会的经费紧张，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1905年初，徐锡麟的加入带来了转机。他和陶成章、秋瑾等通过创办大通学堂，发展会党成员，使光复会增至六七百人，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工匠，还有少数地主士绅。章太炎、秋瑾、张恭、徐顺达、赵声、柳亚子、陈去病、熊成基等人都是光复会的骨干。光复会一时声势壮大，于东京设有分部，以绍兴作为本部的活动中心。

大通学堂，最早称为大通武备学堂，是徐锡麟一手创办的。建立这个武备学堂的目的，其实是为筹款作掩护。徐锡麟认为以武备学堂的名义联络会党成员，便于将其发展成一个为起事作准备的准军事训练基地。他曾设想在武备学堂成立大会上把绍兴当地官员都找来，一举歼灭。陶成章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浙江不是战略要地，除掉绍兴官僚影响不大，非得要包括南京、安徽等各地呼应才行。而要实现皖浙大起义，就必须在人员、军事技术上作大量准备。

徐锡麟的主要目标是绍兴以及附近地区的银行。他设想，一旦抢银行成功，需要大量空间来藏好钱财，没有比学堂更好的地方了。但这个计划没有实施，据说是因为掌握射击技术的人太少，加上无法及时运输劫得的财物。那时，整个中国尚未流行机动车辆，如果用人力车或马车，达不到迅速转移的目的。即便是找到外国汽车，也相当于现在乡镇上出现一辆兰博基尼，不可能不暴露行踪。

原来浙江的会党力量基本聚集于浙江嘉兴敖佳熊创办的温台处会馆（温州、台州、处会馆的简称），温台处会馆遇到困难不得不解散后，这些会党积极分子转而聚在大通学堂。此时，大通武备学堂也已改成师范学堂，以体育专修科为主，更加便于平日操练。一时间，浙江大量草莽英雄齐集，声势浩大。后来，徐锡麟为了从内部攻破清廷，离开大通，混入了清政府的武装力量，而秋瑾则接手大通学堂，并和一众同志继续培养武装力量，最终，爆发了清末著名的丁未年（1907年）安庆举事和浙江起义。

同盟会湖北分支经济拮据，不得已想出了盗金佛的主意。湖北分支的主要领导人是焦达峰、居正。1907年秋，居正考入日本大学本科法律部，准备深入研究法学。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自感推翻清政府、建设新国家的革命任务高于自己的学业，便毅然暂时放弃学业，为革命奔走于南洋各地。1909年2月，居正前往汉口。在那里，他碰到了谭人凤，后者给了他活动计划以及一部分经费。居正在武昌和汉口假装开起了商店、酒店，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联络新军。

革命经费不足，严重地制约了同盟会湖北分支的行动。居正和焦达峰商量，干脆把蕲州达城庙的金佛盗走，熔铸成金条卖钱。也只有像他这样留学日本的唯物主义者，才能想出这种令普通乡民战栗的主意。

起初，两人一起到达城庙踩点，隐没在众多香客中，看好了如何下手。经过两次踩点，第三次去之前已明确分工，准备动手。他们选择了会中的几个大力士，带上一应工具，兵分两路向达城庙开进。当晚暴雨（特意选择的天气），焦达峰亲率三人先到庙中，但另外一队居然迟迟不到，这边只好先下手，在庙后墙上打了一个洞，进去以后把金佛扳倒。然而，“重武器”在另外一队，这一队人手不够、工具不足，弄了一个晚上，只把金佛一只胳膊卸了下来。天色渐亮，三人连拖带拽挟着金佛出门。可惜当地农民信徒起得太早，已经来到了庙里进香。焦达峰叫苦不迭，三人协力把金佛扔到了水塘里，然后狼狈而逃。据说在路上停下喝水时，队伍里的一个大汉还被闻风而至的粮差抓到。还好这粮差也不是一般人物，知晓会堂行话切口，于是放行，好歹没有让这次“筹款”偷鸡不成蚀把米。

孙中山一直周旋于华侨巨商、外商和外国政府之间，寻求为推翻清朝找到强有力的经济援助。在他心目中，海外华侨负责出钱，国内志士负责武装革命。同盟会会员也会在国内筹资，其中以邹永成的举动最为特别。

邹永成（1882—1955），字器之，湖南隆回罗洪乡人。其曾祖父是著名学者邹汉勋。邹永成在武汉舆地学社做工期间，作风豪爽，经常慷慨解囊，周济贫穷同志，一时有“孟尝君”之称。为了革命，他毅然将祖传的一百多石的地契抵押给族人，共得两千元，在宝庆河街岭开了一家店做联络机关。但这点儿钱杯水车薪，邹永成干脆打起了自家的主意。他听说一位族中长辈有王羲之墨迹《兰亭序》。在信息传递不畅的时代，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名商巨贾宣称自己有米芾、王羲之的名帖，真假不可考。但是，那时的邹永成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于是同一个会党朋友去盗取，三次未果，方才罢手。

当时，南洋印刷局谢祝轩翻印了舆地学社地图，赚了很多钱，而邹永成的堂兄因此要去告谢祝轩的状。邹永成觉得有机可乘，便谎称是自己翻印（他本来也在舆地学社做工，这谎扯得极其周密），制止了堂兄告状，因此从谢祝轩那里又得到一千元。邹永成带了这笔钱，与谢价僧赴武汉活动。

同盟会中，流传着多个邹永成家内谋财的故事。比如，他曾经对伯母下蒙汗药，准备借机盗取其首饰、金条，但因药物失效而告吹；他曾经和孙武联合假装绑架了自己的堂弟邹安众，让人要挟其母，拿到一笔“绑费”，以致伯母对其终生不睬。这些故事的细节目前几不可考，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邹永成为了推翻清朝统治，确实不遗余力舍私为公。武昌首义之后，邹永成逼岳父罗伯夷打开劝学掌管的金柜，最后得到了两百元。在他和邹价人、谢价僧、谭二式和张贯夫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凑齐了军费，率队光复了宝庆和新化。

和庆亲王奕劻贪财好货，卖官鬻爵，以家天下为谋财工具的做法相比，邹永成不计回报的筹款显得格外生猛。在这样的人物冲击下，难怪江山易主。

有人说，孙中山两次护法，一败再败，才悟出“再造共和”的革命没有钱、没有外国势力财力上的援助，难以成功的道理，因此作出了联俄的政治选择，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在苏俄的资助和俄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东，打败陈炯明，掌控广东省财政，为日后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推翻清廷到建立民国，孙中山与其追随者一直都没有摆脱金钱的困扰。

澳大利亚记者唐纳（William H.Donald）曾描述他在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后，采访孙时的情景，“他用双线标注上海前往广东，然后穿越崇山峻岭抵达拉萨，又曲折进入新疆，直到内蒙古。总之，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经过孙中山加工过的中国地图成为怪诞的中国地理游戏拼图”。他席地而坐，向唐纳介绍铁路规划。他认为，如果外国资本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五到十年内，这些铁路都将竣工。

李纪堂，为革命倾家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言及清末革命党人中捐款最多的，当数李纪堂。

李纪堂是香港富商李升的第三子，祖籍新会。1895年，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中山和陈少白、郑士良从香港乘船去日本，李纪堂以日本游船公司香港分行经理的身份上船拜访。一年后，李升去世，李纪堂分得百万遗产。

1900年，杨衢云介绍李纪堂入兴中会。李纪堂的革命活动，居然是从兴中会领钱开始的。当年6月间，孙中山策划惠州起义和陈少白经过香港，李纪堂再度求见。这次会见，“总理大悦，立给以二万元，令充驻港会计主任”。看上去，这是一个在兴中会有“收入”的职务，但李纪堂在随后的工作中逐渐投入家产，所费不菲。惠州起义后，孙中山能够无后顾之忧，漫游欧美，也是李纪堂出钱资助的缘故。

1902年，陈少白应越南总督韬美之邀，赴河内参观博览会。李纪堂资助了两千元，以壮行色。此时，李纪堂出手已经有所收敛，和他当时还在赞助另外一支反清力量不无关系。

1902年8月，谢缵泰之父谢日昌（澳洲中华独立党、三合会领袖之一）和洪全福在广州准备起事，洪全福是洪秀全之侄，少时曾随天王于广西，转战湘、鄂、皖诸省，晋封左天将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香港，以医生身份隐居。谢洪二人一直有中国是汉族人的国家的思想，相互了解，渴望复国。谢缵泰认为李纪堂是可用之才，于是介绍给洪全福。洪全福提议召集洪门兄弟起事，但需筹饷五十万元。在这次会议上，谢缵泰还提出让容闳老博士为临时大总统，李纪堂均无异议，还一口承担了全部军费。

顺便提一下，谢缵泰推举容闳为大总统的说法，后世人听起来比较浪漫，仿佛当年施陶芬贝格上校带头策划的“七月阴谋”，要在成功暗杀阿道夫·希特勒、一举推翻纳粹政权后，让隆美尔出面主持大局。事实上，隆美尔并未直接参与，却为这份名单付出服毒自尽的代价。彼时，容闳的确已经公开和清政府为敌。戊戌变法时期，容闳在北京与维新派往来密切，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容闳被推选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起义被镇压后，容闳遭到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郁闷不已，索性出洋散心，但李纪堂仍然豪情万丈。对于这次广州起义的计划，他和洪全福等人商议，日期定在除夕之夜。洪全福同梁慕光、李植生具体执行。按照广州当地风俗，除夕当天，人们要到万寿宫行礼。这个计划的核心便是围攻万寿宫，炸毁军火库，占领各衙署，宣布共和政治。

然而，革命者行事不密，被清廷和香港警方提前三四天获知消息。清廷作好充分准备，除夕当天派出人马分头搜寻，捕杀党员梁慕义等十余人；搜获大量军械、旗帜、军衣、食品等；梁慕光、李植生逃跑。“大明顺天国革命新政府”就此烟消云散。

当时，孙中山和陈少白都在越南河内，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次起义。陈少白认为，革命“爱好者”李纪堂居然另起炉灶，竟不通知兴中会此等大事，简直是有“帝王思想”。而李纪堂本人经过这一折腾，家产耗去大半，也渐呈竭蹶之象。

此后，李纪堂曾创办九龙青山农场、采南歌剧社、李升格致书院等。1908年，他的益隆银号负债累累，宣告破产。但他仍奔走革命，曾为广州新军之役与黄花岗之役购买军械。武昌起义后，他积极筹划，拉拢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投诚。广东光复后，李纪堂先后出任广东省交通司长、琼崖公路局长、县长等职。由于不善理事，遂于1929年搬家到九龙，仅靠中央驻港机关接济为生。革命前，李纪堂的居所是广东炮台道所建的崇楼大厦；革命后，他租九龙塘何文田的寓所居住，每月三十元租金。开国元勋，几无立锥之地。1940年冬，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兼任侨光汽车木炭炉制造公司董事长。1943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