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数清代历史上最穷的京官，刘光第应该可以上榜。

我们知道刘光第，一般都是因为他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因为参与百日维新被杀害于菜市口，同时他也有诗名，是清末维新派的著名爱国诗人。但是对于他的经济状况，很少有人注意。

刘光第是四川人，光绪九年（1883年）高中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时年不过二十五岁，在当时可谓少年得志。但是奇怪的是，中了进士之后，他却一直没有到北京去当官。为什么呢？因为家里太穷，他拿不出到北京当官的本钱。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就是中进士五年后，他获得了亲戚一笔资助，才能起程奔赴北京。他在北京做了十年京官，在京官生涯的最后几个月，刘光第才因参与戊戌变法达到仕途的顶点：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1898年9月5日）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但是这段辉煌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到了八月十三日（9月28日）他就因变法失败被杀害。

刘光第的整个京官生活，都穷得一塌糊涂。一般京官都住城里，上下班方便，他却住在郊外。因为他付不起城内的高昂房租，所以他在北京南西门外找到一座废弃的菜园子，当中有几间旧房，简单收拾了一下，就住了下来。当然，史书说得很客气，说他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不愿意在北京城里呼吸污浊的空气：“君恶京师尘嚣，于南西门外僦废圃，有茅屋数间，篱落环焉，躬耕课子。二三友人过访，则沽白酒，煮芋麦饷客。”[1]

刘光第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水平都很低。清代京官的收入当中，有一项实物补贴叫“禄米”，就是大米。但是大部分时候，京官领到手的禄米都质量低劣，根本无法食用。因为管理粮仓的官员往往会把好米私下贩卖掉，然后把劣米偷运进仓充数。在发放禄米时，粮仓官员会“先将霉烂之米充放”，虽“间有好米，亦多掺和灰土”[2]。因此一品大员能领到些好米，中下级官员领到的基本都是放了好几年的陈化老米，且“老米多不能食”[3]。一般人都领出来低价卖掉，买的人用作牲畜饲料。只有刘光第一家领到之后，是自己吃掉的。刘光第在书信中说，“幸兄斋中人俱能善吃老米”“幸兄宅中大小人口均能打粗，或时买包谷、小米面及番薯贴米而食”[4]。因为一直处于艰难之中，所以刘家中的大人小孩子都很能吃苦。

一家人穿的也十分破旧。刘光第唯一一件体面衣服，一穿就是十年，“一布袍服十年不易。……笔墨书卷外无长物”[5]，“除着礼服外，平日周身衣履无一丝罗”[6]。其夫人则“帐被贫窭”[7]，被子蚊帐千疮百孔，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位官员夫人，而像是一位城市贫民。他的几个儿女则更是“敝衣破裤，若乞人子”[8]，像是要饭花子。

因为住在城外，所以刘光第的上班路程很远，“从寓至署，回转二十里”，又因为无钱坐车，所以平时“均步行，惟雨天路太烂时偶一坐车”[9]。每天步行十公里，倒是非常锻炼身体。

刘光第避居城外，除了无力支付城内高昂房租，还有一个原因，这样可以避免频繁的应酬往来，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少随点份子。别人家都是三天两头请客吃饭，只有他们一家人很少出门交游。他夫人在北京待了十一年，没出过一次门：“寻常宴会酒食，亦多不至。其夫人自入都至归，凡十一年，未尝一出门与乡人眷属答拜。宅中惟一老仆守门，凡炊爨洒扫，皆夫人率子女躬其任。其境遇困苦，为人所不堪，君处之怡然。”[10]

综合以上情况，刘光第的生活比北京普通市民强不了太多，自然应该被归为京官中最贫困的一类。他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穷困，有以下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收入低微。晚清太平天国战争兴起，为了弥补军费不足，朝廷不得不卖官筹钱，结果官多职少，所以刘光第到京之后，一直以候补的身份工作。按清代官制，刘光第正途候补的京官，只有正俸，他所任主事为六品官，国家正俸为六十两，除此还有六十斛禄米。但是因为财政困难，正俸又经常被打折扣发放，刘光第在家书中曾说自己“俸银五十余两”。除此之外，晚清捐官兴起后，官员每年给老乡做保人，每年可以获印结银收入约一百五十两，加上五十两俸银，刘光第每年全部收入为二百两左右。但是在北京拖家带口生活，一个官员每年至少需要六百两，所以正常情况下，他每年的赤字要在四百两左右。

第二个原因是刘光第出身非常贫寒。京官生活水平如何，与家庭背景有关。有些收入低微的京官在北京也能过上安定优越的生活，是其家族在背后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比如翁同龢状元及第后官授翰林院修撰，每年工资收入不过一百多两，但是他的生活从来没有遇到什么窘迫，因为翁氏一族在北京仕宦多年，他的父亲翁心存时任体仁阁大学士，家资丰厚。

而刘光第则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兼小商人家庭。读《刘光第集》，他的祖父冬天连棉袄都穿不起，成天赖在邻居家的铁炉边不肯走，熏得脸面漆黑，亲戚来了都不认识，“隆冬犹衣败絮，寒不可支，则竟日负邻家铁炉坐不去。面目黧黑，亲故至不可辨识”。[11]到了他父亲一代，家境也没什么好转，全家两三个月才能吃一次肉，一次不过几两，“家经变故多，支用绌，入不敷出，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舍木店残杈剩屑以炊”[12]。

刘光第被钦点刑部主事后，因家境贫寒不能支持京官生活的浩大费用，没有进京。后来，他的一位族叔，自贡盐场绅商刘举臣，主动提出每年资助他银钱二百两。富顺县令陈锡鬯一度“亦年助百两”[13]。这样，刘光第才在母丧服阕后进京为官。因为自己花费全靠他人捐助，欠着巨额人情债，刘光第自然能省即省，不敢大手大脚。

刘光第其实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也不怎么掩饰自己对仕途的热衷，到北京之后，很想快快升官。盖因他之读书，是全家人节衣缩食供出来的，母亲甚至“卖屋而买书”[14]，以供他读书。所以全家人发达之愿望，皆在他一身。

到刑部上班后，他工作十分勤奋。一般人一个月到衙门上二十天班，就已经算非常勤奋的了，他每个月出勤可达二十八九天。《年谱简编》载：“销假就职后到署甚勤，每月必到二十八九次。”[15]在致刘举臣的信中，他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勤奋：“惟本司人数太少，主稿等均劝勤上衙门，一月得二十天都好，如能多上，便见勤敏。”[16]如此勤敏，大家都说他过不了几年就能升官，“同乡皆言，如此当法，数年后，必定当红了”。[17]大家如此鼓励，他对自己的仕途也很有信心，认为像自己这样拼命做官，不难飞黄腾达。光绪十六年（1890年）底，他在家信中说：“故就兄一人一身而论，尽可无虑，十数年间，一帆风顺，便可出头。”[18]

虽然如此说，事实是十年之间，他却始终在候补主事一职上不能迁转。一方面原因是晚清仕途过于拥挤，另一方面则是刘光第的个性并不适合混迹官场。

刘光第从小在艰难困苦中长大，个性强硬方刚，能吃寻常人不能吃之苦。《年谱简编》记载，有一次他走在路上被疯狗咬伤，怕感染病毒，他硬是从附近人家借了把菜刀，活生生把伤口周边的肉都挖下来了：“常步行富泸间，为瘈犬所伤。从乡人借厨刀削去伤口，乡人围观骇叹。”[19]此举断非寻常人所能为，可见其性格之强。

刘光第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是内向、孤介。对于社交活动，刘光第既不擅长，也不感兴趣。除了必不可少的礼仪，比如师门的三节两寿之礼，平日“少交游，避酬应”[20]。偶尔应酬，也多独坐“寡相谐”[21]，坐在那儿不和别人交流。胡思敬说他“恂谨寡交，稠人广坐中，或终日不发一言。官刑曹十余年，虽同乡不尽知其名”。[22]他当了十年官，连同乡都没认全。他这样做，原因当然主要是对官场上的喧嚣浮华十分看不惯，也不愿意对高官做谄媚之态。刘光第也说自己“冷僻犹昔”[23]，“在人稠中”他“不善作便佞趋承之状”，以致“众皆木石视之”[24]。这样的性格，自然影响他在官场中广结机缘，导致迟迟不能升迁。

刘光第的收入中缺少外官“馈赠”等灰色收入，这是因为入仕不久，他就立志要做清官名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也就是进京为官的第二年，他就在家信中说，自己要效仿康熙朝的名臣魏象枢，有了亲戚的资助，就不收什么灰色收入，而是力图保持清廉之节：“昔康熙时魏敏果公（名象枢）为一代名臣，俗所称保荐十大清官者也。其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其戚即应酬之，后来竟成名臣。（有人接济，免致打饥荒，坏人品，此亦魏公之福也。）”[25]

因为立志要做名臣，刘光第十分爱惜羽毛，其清峻程度远过于曾国藩。步入官场之初，刘光第也一度和光同尘，接受过一些馈赠。后来，随着做清官名臣的人生设计日益清晰，他开始拒绝被大多数官员都视为正常的馈赠，“兄……不受炭别敬（方写此信时，有某藩司送来别敬，兄以向不收礼，璧还之）”[26]。甚至连好朋友的帮助他也不要，因为他不想沾染任何灰色收入。有一个好朋友发了笔小财，得到三四千两白银，想帮他一把，也被他拒绝：“京中今年结费太坏，用颇不敷。抡三已补员外，别项进款约三四千金，平时颇知兄，常欲分润，露于言句，不知兄不敢受也。”甚至有人看他成天穿着破旧衣服，想给他两件衣服，他也不要：“赵寅臣欲出京时，欲以纱麻等袍褂相送，因兄所穿近敝故也，兄亦婉而却之而已。”[27]这样他就失去了“他人馈赠”这一京官颇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及至后来因参与变法而获得重用后，他的作风在军机中也独树一帜。

升了官，别人都要给报信的太监赏钱，只有他一个钱不给：“向例，凡初入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不仅如此，不管谁家有事，他也不随礼：“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28]

当了军机章京，别人每年都可以收到大笔外官送的礼金，只有他一文不要：“（光第）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皆谢绝。既入直枢府，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君独辞却；或曰：‘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君赧然谢之。”[29]

如此做官之法，使得他升官反而更为赔钱，每年要赔五百两。他自己在家信中说：“兄又不分军机处钱一文（他们每年可分五百金之谱，贪者数不止此）；……如不当多时，所赔犹小；如尚不能辞脱，则每年须干赔五百金。”[30]

基于以上原因，刘光第的生活自然摆脱不了艰窘。他在书信中描述自己的生活说，因为今年收入少，所有家务都是夫人带一女仆亲自干：“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以致连厨手亦不能请了，全是一婢女与敝室同操作，日无停趾。”[31]家里越发破旧得不像样子：“盖去夏大雨后，顶全漏，烂纸四垂，屡次觅裱糊匠不得（通京俱从新裱糊，匠人忙极）。及觅得，又以价太昂，屡相龃龉，直至冬月，始迫于不得已，费十余金，乃收拾完好。……惟是顶棚未裱好时，客厅诸事，俱颇潦草。”[32]

这种贫困状况贯穿了刘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终。一般人苦熬、苦做京官，一是期望能在级别上快些升上去，二是期望能外放到外地做地方官，收入可以名正言顺地大涨。资助刘光第的族叔也是这样期望的。可惜，因为参与维新变法，刘光第没有迎来自己经济状况改善的那一天就断送了性命，他的族叔也没能收回投资。在他变法失败后被捕之时，连执行抓捕任务的官兵都惊叹他家之穷：“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33]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不尽相同。虽然明清两代京官通常都很穷，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京官都生活在困窘当中。京官之中，也有少部分人身处巨富阶层。

这些人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权臣，因为掌握的资源广而巨，夤缘攀附者门庭若市，所以营私肥己的空间很大。典型代表当然非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莫属。

另一类是“肥缺官员”。京官中有些职务，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巨，比如内务府及户部的某些职官、银库官员、各榷关税务官员等。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满人，这是因为清代的“首崇满洲”的民族政策。王志明说：“中央机关的满缺最多，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1785年朝官中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分别是2751、253、142、558名，其中户部和工部的某些机要部门如银库、缎匹库、火药局等，全为满缺所独占。可见要津和中央机关为满人所控制，牢固了满人的统治权。”[34]这类满族京官自然活得特别滋润。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晚清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对晚清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里我们不论其政绩，只来看一看他的经济生活。

那桐乃内务府镶黄旗满洲人，叶赫那拉氏，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北京。他的家族是内务府世家，家资丰厚。不过和大部分内务府纨绔子弟不同，他自幼肯于读书，并且取得了举人功名，这在满人中算得上相当难得，所以被人称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又颇有办事才干，在满族官员当中属于一位“能员”，所以升迁之路相当顺遂。

那桐留下了一部日记。读这本日记，我们发现，从青年时代起，那桐的生活就是极为优裕，甚至是奢华的。

那桐的住宅位于金鱼胡同，这是一座豪华宅邸，一座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二十五亩之多，房屋三百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以“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而闻名京师。[35]

那桐日记起自光绪十六年。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比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他共有十九天赴宴或者在家宴请别人，约晚饮，到同兴楼小食，赴福寿堂之约，在家晚饮，赴九九园消寒九集，到福全馆晚饭，谈崇文门公事，同和楼晚饭，赴九九园之约……名目繁多，经常子初、子正才归。[36]除了日常锦衣玉食，那家花园“经常举办各种演出活动。……京戏名角大都是那家的常客。那家爱听戏，经常一唱就是一整天，甚或连唱几天”。[37]

在晚清时代，能不能玩得起“西洋玩意儿”是一个家庭是否有实力的重要标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38]。

那桐日常应酬手笔也很大。日记记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熙大人宅”有喜事，他出份子二百两白银[39]；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升为“正部级”后，到各处拜谢老师，送给荣禄银一千两，其他送崇绮等十一人，从四十两至一百两不等[40]；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庆亲王女儿结婚，他送“大裁江绸二套、九件荷包二匣、宴席二桌、绍酒二坛、茶叶百斤、羊烛百斤、喜分百金”[41]；日记中经常可见他借钱给别人，比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伦贝子借去一千两京松银。[42]

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来自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那桐的特殊出身。那桐出身内务府，家底本来就很厚。

第二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那桐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且多次署肥缺。中举之前，那桐因为精明能干，就经常被派一些临时性职务，比如“充户部恭办（皇帝）大婚典礼处派办司员”“充恭办（皇帝）万寿庆典总办”[43]。虽然都是临时充任，但这些皇家庆典例来开支浩大，承办人员扯虎皮做大旗，可钻的空子极多。甚至修办光绪朝《大清会典》这类看起来没什么油水的工程，也有很大闪展腾挪的空间。光绪二十五年，那桐任《大清会典》馆提调官，事毕将工程用剩下的六万两白银交还朝廷，得到慈禧太后的专旨表彰，说他“奉公洁己，办事认真”[44]。这件“小事”能引起最高层的注意，说明这六万两如果想法分掉，才更符合那时官场之惯例。

那桐长期担任户部的职务。户部的职掌均与经济财政相关，户部官员的公开收入名正言顺地高于其他部门，“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45]。那桐长期任职户部，到底获得多少收入未见记载，不过他自光绪十一年至十九年（1885—1893年）在钱法堂当差，做到主事。光绪十一年起在捐纳房当差，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总办，直至光绪二十四年。这几个地方都是极有油水的所在。此外，他还在贵州司掌过印。那桐为人，并不在意清节，反而是贪名久著，正如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中说那桐“平日贪婪无厌”，“亦是著名大贪污者”[46]，所以在户部期间，他的收入应该就已经不菲。

那桐还出任过一些著名的肥缺。

第一个肥缺，就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47]。户部银库是收贮各地送到京师的赋税饷银之所。

众所周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是五千两，除此之外到底有多少灰色收入，他在日记中当然不可能透露。不过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48]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49]

这两笔高达十二万余两的巨额投资显然不是他的公开收入所能承担的。事实上，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跻身高级京官，后更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

那桐做过的另一类肥缺是“派充左翼税务委员”“派充崇文门正监督”等税收官员。[50]这也是著名的肥缺。

清代税关官员都是肥缺，崇文门税关更是肥中之肥。崇文门税关处于万方辐辏的京师，商贾往来频繁，征税总额巨大，此关的税务官员和胥吏很容易暴富。[51]清代巨贪和珅之发家致富，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担任崇文门监督所获收入。那桐担任这些职务的具体收入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一生行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洁身自好。

除去以上两个因素，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极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这也许与他长年在北档房、户部工作不无关系。……他热衷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比如，他经营商铺、置田产、地产、买房产、出租房屋，把自家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办事经常习惯性地核算成本，比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第一次随两宫赴东陵谒陵，来回十余天，回来他曾算了一笔账，‘此次一役除户部应领津贴银四十两，尚须赔数十金’”[52]。如此，那桐的资产积聚相当迅速。

那桐的经营活动中，获利最丰的当属当铺。清代皇族和大员热衷于典当业，这是因为开当铺税收少，获利丰厚。据夏仁虎记载：“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53]

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他的性格所致。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务，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圆融、开朗、外向和精明使他很善于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在国步艰难之际仍然全力经营自己的“幸福生活”。从《那桐日记》看，他每年春节登门拜年往还的数字相当惊人。光绪十六年，那桐三十四岁，身为中级京官，当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他登门所拜的人家约计260家，第二年春节期间，拜年约330余家。官至一品后，前往各府拜会的数量略有减少，但来访的客人却明显增加。成为重臣的1904—1911年，那家每年过年更是门庭若市。这自然也预示着他灰色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广：除去附加效应不提，最直观的收获是每个登门者所携的节礼。《那桐日记》中记载的“持贽”者中，所持最高的为“千金”。[54]

所以，虽然国难重重，但那桐因经济实力雄厚，人际关系广泛，性格开朗乐观，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看《那桐日记》的九十万言中，最频繁的记载是家居生活、饮宴应酬、礼尚往来的繁忙和享受。不论年岁如何，每逢年节，那家肯定会频繁举办各种奢华的饮宴聚会。甚至国难临头之际，遇到红白喜事也从未草率行事，各种喜分、奠分一丝不苟。“1890—1925年间，那家的娱乐活动多得不可胜计。如果外出听戏（包括入宫听戏）、看花灯……出游不计算在内的话，那桐及家人最钟爱的文娱活动是堂会，内容包括‘什不闲’‘八角鼓’‘大鼓书’‘说书’‘影戏’（含皮影、幻灯）、洋傀儡戏（木偶戏）和京剧。‘双处评书’‘抓髻赵什不闲’‘子弟什不闲’‘马老什不闲’‘马老八角鼓’，多是那家固定邀请的演员，甚至成为门客。日记里常提到这些演员的名字，有时还进行评论和比较。什不闲很受那家老少的欢迎，隔三差五就会被请到那家来娱乐一番。……家庭祝寿，友朋拜寿多以演戏为乐，甚至把京剧当成‘贺礼’相互送来送去。1903年，那桐的二女儿19岁生日，‘在新西花厅唱安庆高腔戏一天，伦贝子、诚玉如、三祝、小川、彭子嘉、陶杏南送昆戏六出，来客甚多，午正开戏，子初散’。”[55]“对这些活动，那桐总是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偶尔才会感慨两句‘忙累’‘倦极’。”[56]“几乎未间断记日记的晚清到民国的35年里，那桐绝少出现失望、烦躁、不安、不如意、心灰意懒等负面情绪。相反，倒是兴奋、昂扬、兴味盎然、兴致勃勃、心满意足表现得淋漓尽致。”[57]

综上所述，那桐是京官中优裕派的典型。清代优待满族的特殊政策，内务府出身的背景和屡署肥缺，使他拥有了雄厚的家底。而善于理财投资的天赋和开朗圆滑的个性，推动他在动**的政治大背景下敛财投资，成为京城巨富，其生活水平是曾国藩等普通汉族京官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的。

[1]高楷：《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第440页。

[2]《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八年十二月。

[3]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京官俸银及其他收入》，张国宁校点，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101页。

[4]高楷：《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15、280页。

[5]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第443页。

[6]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48页。

[7]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高楷：《刘光第传》，第440页。

[8]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子长安圹铭》，第70页。

[9]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年谱简编》，第451页。

[10]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高楷：《刘光第传》，第439页。

[11]《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先大父家传》，中华书局，1986，第35—36页。

[12]胡思敬：《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先妣述略》，第44页。

[13]《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刘光第年谱简编》，中华书局，1986，第451页。

[14]《刘光第集》编辑组：《先妣述略》，第44页。

[15]《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年谱简编》，第451页。

[16]《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193页。

[17]《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196页。

[18]《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17页。

[19]《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刘光第年谱简编》，中华书局，1986，第450页。

[20]《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刘光第年谱简编》，中华书局，1986，第452页。

[21]《刘光第集》编辑组，《上张安圃师书》，第291页。

[22]《刘光第集》编辑组，胡思敬：《刘光第传》，第443页。

[23]《刘光第集》编辑组，《上张安圃师书》，第291页。

[24]邹元标：《答方凤轩民部书》，见上书《都门偶学记》，第175页。

[25]《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中华书局，1986，第200页。

[26]《刘光第集》编辑组，《京师与厚弟书》，第287页。

[27]《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33页。

[28]梁启超：《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第436页。

[29]梁启超：《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高楷：《刘光第传》，第439页。

[30]梁启超：《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京师与厚弟书》，第287页。

[31]梁启超：《刘光第传》，收入《刘光第集》编辑组，《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第207页。

[32]《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中华书局，1986，第247页。

[33]《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年谱简编》，第457页。

[34]王志明：《雍正朝官僚人事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第16页。

[35]见贾珺：《台榭富丽水石含趣——记清末京城名园那家花园》，《中国园林》2002年第4期，第71、73页。

[36]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203—206页。

[37]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4页。

[38]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3页。

[39]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207页。

[40]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300页。

[41]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324页。

[42]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281页。

[43]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附录《那桐亲书履历本》，新华出版社，2006，第1079—1080页。

[44]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327页。

[45]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下《俗语以富贵贫贱威武六字分配六部》，张国宁校点，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84页。

[46]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第75页。

[47]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附录《那桐亲书履历本》，新华出版社，2006，第1080页。

[48]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252页。

[49]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第293页。

[50]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附录《那桐亲书履历本》，新华出版社，2006，第1080、1082页。

[51]见万依：《供宫廷及税官染指的“崇文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第29页。

[52]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6—127页。

[53]夏仁虎：《枝巢四述·旧京琐记》卷九《市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28页。

[54]见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2页。

[55]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124页。

[56]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3页。

[57]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2页。此段直接引文以外部分也主要参考了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