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往往起于皇帝的一念。董仲舒认为，天下之治乱，唯系于皇帝之一心：“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汉书·董仲舒传》）反过来说，皇帝心不正，则天下必然大乱。也就是说，在古代专制政治中，朝政的清明与昏怠，官僚机器的振作与衰败，完全视皇帝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强弱而定。

这一点，西方人也深有体会。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彻骨的理解。他认为，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末，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1]

黑格尔的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是皇权的延伸，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社会可能只剩10%；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乃积习相沿，并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清高宗实录》卷六八八）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脱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2]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11次，迟延占4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9次，迟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四任县令在十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3]。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五任地方官，却居然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六）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压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揪出了正犯。皇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稽查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借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累月，并不勒限严催。”（《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除了“懒”，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清高宗实际》卷六二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们“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实录》卷六七〇）。

如果说专制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127页。

[2]《乾隆吏科题本》卷一〇〇。

[3]《署湖广总督舒常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