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乾隆晚年，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气象不复当年。

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1]

相较于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仅止于皮相，中国官员表达得更为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2]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官场如此，日甚一日。”[3]就是说，从乾隆四十五年起，官场就渐渐烂掉了，你给那些大员送上一万两白银，他们就如同收了一篮水果那样不当回事。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爱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4]这些人在官场上被排挤、被嘲笑，最后要么被逐出官场，要么同化于贪腐风气当中。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本烂到了底的官僚体系。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首要原因是乾隆皇帝老了，懈怠了。

早年的乾隆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的亲身感受记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刻（六点钟）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舍值日，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了。冬天的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我们十多个人值班，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谁知道皇帝天天如此。这还是平时。当西陲用兵之时，如果有军报到了，虽然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览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到面前指示机宜，动辄千百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作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5]

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了乾隆固定模式般的起居：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6]

历代皇帝临朝，都是大臣们齐集之后，皇帝大驾才姗姗而来。可是在乾隆朝，却屡屡出现皇帝枯坐宫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们特别傲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际，皇帝就已经穿戴整齐，做好准备，静坐宫中。经常是太监们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才“始云齐集”。乾隆皇帝经常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东翻西找，看书来打发时间。以至于皇帝经常发火，降旨训斥群臣：“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曾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清高宗实录》卷一〇六）“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

有一次，乾隆天刚亮就起来批阅奏章。批阅完毕之后，忽然想起几天前曾叫部院大臣们推荐督抚人选，于是派太监通知大臣们前来汇报推荐情况。这时已是辰巳时刻（早上八九点钟），皇帝在宫中等了好久，大臣们一个未到。六部在紫禁城外，各部尚书迟迟不到还有借口，而内阁大学士们就在紫禁城内办公，怎么来得这么慢？一问太监，原来几位大学士查郎阿、陈世倌、史贻直这个时辰还没上班呢！乾隆大为光火，降旨说：“可见向来所奏每日入署办事，粉饰之虚辞耳！尔等身为大臣，当以早朝勤政进规于朕，方无忝责难于君之道。而先自偷安，有是理乎？”（《清高宗实录》卷二五九）大臣们只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然而，中年之后，乾隆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7]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特别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后，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8]“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9]

随着年龄的增长，乾隆的精力渐渐衰退。年轻时期，乾隆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举凡一政，乾隆能从头脑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遗训，直到大臣的奏议里勾籍出全部资料，他的大脑如同强力机器，把这些庞杂的资料加以迅速整合、对比、加工、提炼，在第一时间得出准确而高明的结论。到了晚年，这面镜子已经雾蒙蒙一片，照什么东西只能显出个似是而非的轮廓。精神之光，原来可以烛照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大脑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机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过度磨损，相互只能勉强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年轻之时，如果军务紧急，他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钟看刚刚送到的情报，从不疲倦。而晚年，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头脑就已经进入半睡半醒状态，不论怎么以意志去强催强唤，都调动不起精神。

因此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乾隆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乾隆中前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人在壮岁之时，往往雄心万丈，通常以主动进取之态面对世界。进入老年之后，力不从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御心态应对外物，求稳怕乱，易变得被动、随和。

早年峻烈无情的乾隆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他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功，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认为此奖过当，“可恨之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也”（《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一）。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营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惩办一人。”（《清仁宗实录》卷三七）

老年乾隆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他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壮年时代的乾隆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词，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恩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嬉，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10]

[1]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810、4891页。

[2]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二九《外集二·上执政论时务书》，文物出版社，1985，第328页。

[4]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守令篇》，转引自张国骥：《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岳麓书社，2011，第79页。

[5]见赵翼、姚元之：《檐曝杂记·竹叶亭杂记》，《檐曝杂记·卷一·圣躬勤政》，李解民校点，中华书局，1997，第6—7页。

[6]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892页。

[7]《戏语》，见《清高宗御制诗》。

[8]《少寐》，见《清高宗御制诗》。

[9]《钦定大清会典》卷二九九。

[1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0，第48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