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突然驾崩于畅春园。皇四子胤禛出人意料地夺得了皇位。

满朝上下，对这匹皇位竞争赛中的黑马都缺乏了解。各地官员，都不知道这位新皇帝会烧什么样的“三把火”。

在动**中即位的雍正，面临着重重危机。除了皇族的怀疑、兄弟们的不服、天下人的窃窃私语，他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在老皇帝康熙晚年的宽纵之下，大清王朝已经乱象重重，再不治理整顿，早晚要出大事。

雍正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看得很清楚。康熙晚年，买官卖官已成常态，甚至连皇子们都纷纷身陷贪腐之中。比如皇九子允禟曾经收受觉罗满丕三十万两白银，为他谋得了湖广总督一职。觉罗满丕上任之后，大肆贪污，导致他的辖地“督、抚、布、按七人，贪庸一辙”[1]，也就是说七位地方高官全部贪腐，湖广吏治一塌糊涂。朝中大臣也大肆结党营私，大学士明珠把持内阁，随心指挥，各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如有缺额，无不辗转贩卖，“当时士夫趋者如市，四方货赂辐辏私邸，珍异之积拟于天府”[2]。另一权臣索额图也是广树党羽，大肆贪赃，其家之富，“通国莫及”。

雍正帝即位之初，他对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级封疆大吏的总体判断是，懈弛者十之八九，“其中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3]。在这些地方大员的带领下，地方官员结成利益同盟，共同对付中央的监督和检查，导致中央政策在各地都得不到执行，“火耗”加派呈恶性发展。“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4]

雍正皇帝的个性与其父康熙截然相反。一提起雍正，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严苛”“险刻”“抄家皇帝”等词语。确实，康熙皇帝崇尚“宽仁”，对臣下不法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雍正却是出了名的“精明严刻”，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他不能容忍他所看到的任何贪渎行为，必将犯官严惩而后快。雍正皇帝也并不回避自己的“苛刻”之名，甚至以此为荣。他曾经说“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清世宗实录》卷四六），“精明严刻，此四字即自相矛盾。既云精明，则所惩治者必当其罪，安得又有严刻之诮乎？”[5]

康熙皇帝好名，喜欢在百官面前“买好”。雍正却不屑于此。他公开表示绝不会谨让退缩，“以取庸主之名”。他深刻认识到，正是父亲喜欢“宽大之名”，才导致“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因此即位后，他不惮以严酷手段，诛除异己，厉行整顿。他公开说，他不怕死后身负骂名：“至于众口之褒贬、后世之是非，朕不问也。”[6]

康熙中年以后，追求稳定，在地方上好用“安静不生事”的庸官、巧宦。雍正却最为反感这种“好好先生”，他说：“柔善沽誉以为平和安静，此风乃国家之大害，实奸诈小人之存心，非忠良大器之行事。”[7]“夫为大臣者，……谓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以博宽厚之名，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不浅，且摘发奸弊，惩一儆百，乃整饬官方之要道，岂得谓之多事？岂得谓之苛刻？岂得谓之琐碎？”[8]如果官员一味当“好好先生”，宽纵玩法之人以沽名钓誉，难免诸务废弛，贻害国家。所以雍正爱起用那些积极有为，甚至是刚猛严苛的官员。

可见这对父子，在性格作风上，几乎处处针锋相对，完全不同。

[1]见《朱批谕旨》（2），第25页。

[2]印鸾章编著：《清鉴纲目》卷五，邓球柏、钟楚楚标点，岳麓书社，1987，第211页。

[3]见《朱批谕旨》（13），第44页。

[4]《皇清奏议》卷二三，李发甲：《澄清吏治疏》。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七册，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四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76页。

[6]见雍正：《大义觉迷录》。

[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五年闰三月初十日。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七册，上谕内阁），雍正六年二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