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一转眼，时间已经过去十六年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张居正已去世。人亡政息，在台上永远正确的张居正现在处处犯错误了。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十日，亲政的万历皇帝下旨：“起佥都御史海瑞为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三月，又“升南京都察院佥都御史海瑞为南京吏部右侍郎”。

这一年，海瑞已经七十二岁了。孔子七十而无逾矩，他的忠实学生海瑞是否也因为一生的挫折和十几年的反思而变得聪明了呢？是否像朝廷所期望的那样“平气虚心，正直而济以中和刚方，而文以礼乐，务广包荒之度，毋狃意见之偏”[1]，而“将来建立必有胜于今日”[2]呢？

人们期待着海瑞的再次亮相。

诏书一下，海瑞即刻打点衣物，准备启程。有人劝他要拿拿架子，朝廷让他委屈了这么多年，怎么能一召即起呢？起码得推辞一两次。海瑞不以为然：“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区区虚袭奚取焉。”[3]遂起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了十八年，海瑞终于等来了又一个政治春天。

还是海瑞一贯的风格，“自琼台至蚬冈，家仆皆徒步。有一小僮，亦只携附前舆，不与马。又自五羊至上新，惟坐小船寂寂过，多无知者”[4]。

然而，毕竟久经风霜摧折，七十二岁的海瑞，确实少了一份十八年前的自信。海瑞的心里，既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欣喜，又有“即从巴峡穿巫峡”的急切，也有政治风云留下的重重阴影。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人情世态，见知于一时，焉保有终于后日？汉魏桓谓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5]

似乎少了一份明朗，多了一些沧桑。

说是这么说，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时的激愤之语。一旦做起事来，海瑞的风格仍是控制不住的火爆。

海瑞上任后，立刻收到百姓反映五城兵马司到处敲诈勒索、强行摊派的控告。所谓“五城兵马司”，乃是南京城内的治安队，是腐败的高发地带。海瑞决心拿这里开刀。他发布告示说：“五城兵马司官吏，如狼之贪，如虎之猛，敲诈百姓的膏血，用来迎合上官，自己贪污。各街巷的人，如果被五城兵马司侵扰，可以放胆到我这里来告，本官定为你们做主！做老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亦不做软弱听人打、听人杀而不言的百姓。有冤不告，冤何时止？”

一纸告示下达，朝廷明白了，海瑞还是那个海瑞，丝毫未变。“海青天”依然像以前那样强硬如钢，岁月不但没有使他的性格里增加一点弹性，反而老而弥坚，老而弥辣。

海瑞还是没有弄明白官场里的利益规则，他不知道他动了五城兵马司，就等于动了南京兵部，就等于动了整个南京的官僚网。虽然五城兵马司仅为六品衙门，却是可以通天的重要部门。他以为自己以“副部级”侍郎之威，一个号令就可以解决问题，实在是太天真了。

不仅如此，不久之后，海瑞又上疏皇帝，对朝廷吏治表示极大不满，建议恢复明太祖对贪官“剥皮实草”的酷刑，以为非如此，官场风气无法好转。

理所当然，海瑞南京吏部右侍郎的椅子还没有坐热，一纸调令下达，“升右侍郎海瑞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又一次明升实降。原来，“南京为养望地，官号吏隐。右都虽长御史，称独坐，然于诸御史无所短长，取相引为尊重，他吏治民事无相关者。稍积望岁月，且迁北矣。即京中人从来未知右都御史为谁氏，况其行事乎！”[6]

成祖迁都北京后，为了表示对太祖的尊重，在南京设了一系列官职，然而大多有官却无职无权。右都御史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闲职。名位虽高，实际上什么事也管不了。年轻的万历皇帝在召来海瑞不久就后悔自己年轻没经验，犯了个错误。他现在终于明白张居正为什么不起用海瑞了。

也许是人老了，海瑞终于感觉到了灰心的滋味。失望和绝望是不同的，在人生末路上，绝望就意味着对自己一生努力的否定。他终于发现他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他给梁云龙的信中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7]

一生的雄心壮志终于消泯，他现在可以基本判定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这一生，他吃了常人所不能吃的苦，承受了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放弃了人生的诸多乐趣。他把自己活生生的生命压榨成了一块顽石，却没有做成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反而被洪水轻易地从一个角落冲到了另一个角落。

他一道又一道上辞呈，希望尽快摆脱污浊的官场。皇帝却一次又一次拒绝。皇帝欣赏海瑞的品格，佩服海瑞的勇气，赞美海瑞的清廉。他可不想承担放逐清官的骂名。有这样一个将来可以留名千古的清官在自己的时代，是朝廷的光荣，也是他这个皇帝的光荣。

既然不能求去，海瑞只好做起他的右都御史。只要做了，他就不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学不会敷衍了事，学不会做表面文章。本来，“右都御史”只是名义上的尊称，习惯上，在南京御史台并不管实事，与众御史其实“无所短长”。整个南京御史台甚至都不怎么上班，右都御史更是经常经月不见一面。

然而，海瑞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御史的职责就是纪律监督，自然应该做百官的表率。这一点上，南京御史和北京御史不应该有什么区别。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纪律，要求所有御史都得上班。

海瑞每天早早就到御史衙门，谁上班迟到了，立刻罚俸。御史们其实没有公事可办，也得一天天在堂上坐着。

南京御史纪律松弛惯了，违法乱纪是寻常之事。海瑞一旦发现，定然严惩不贷。御史陈海楼的家人到市场上用官员红票买米，只付给一半价钱，这其实是南京官场的惯例。海瑞得知后，将其家人责打三十大板，并且戴上大枷，放在衙门口示众。有一位御史生日之时，在家大摆宴席，请了歌伎戏班子唱了一天。海瑞找出太祖定下的规矩，“御史为百官之表，宴燕不得延伎”，毫不留情地把这位御史按到地上，杖责了一顿。

其实海瑞也知道没有必要做得这样严厉，这样苛刻。他或许也知道这样会招来人们的反感、厌恶、痛恨。

南京的御史们不堪其苦。虽然弹劾海瑞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举动，他们也不得不为之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月，御史房寰弹劾海瑞：“莅官无一善状，惟务诈诞，矜己夸人，一言一论无不为士论所笑。”皇帝批复：“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三）

皇帝终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原来，“清官”们是不适于“当局任事”，参与实际权力运作的。但是他们适于“镇雅俗、励颓风”，也就是说，做一块官场的门面，用来装点朝廷，用来让大家学习其精神。

精神可用来写到书上，记入史册，激励人心，却不可施用于实际。

这其实是千古“清官”共同的命运。“清官”只是官场的遮羞布，是厕所窗台上的一盆塑料花。

在官场上被视为异端、视为魔鬼的同时，在民间，海瑞却已经渐渐成了“神”，成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在老百姓的心中，“海青天”就是善恶的最终裁判者，是传奇式的大英雄。

张萱《疑耀》卷二《司马文正海忠介》载：海瑞从海南起复，入南京为官，进入南京那天，老百姓都涌到街上，“黄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观公”。老百姓每天到海瑞宅第求见海瑞的络绎不绝。有的百姓进来后，并无事相求，海瑞问：“见我何为，欲言事乎？”百姓叩头说没什么事，“愿一见海爷颜貌耳”。

南京市流传着许多关于海瑞的传说。有一天大家都传说北京押解来一个“木妖神”。原来，有一天皇帝在御花园，此妖神作祟，皇帝举诸大臣名来压这个妖神，妖神皆不惧。唯云送南京海某处，则无声。今解来矣。

林林总总的传说不一而足，在海瑞上下班的路上，每天都会有人专门等候，希望能在海瑞掀起轿帘的时候看一眼他的真容。“海瑞”这两个字，已经成了一种符咒，被用来诅咒一世的贪官。在南京市井，甚至有一种专门以“海瑞惩贪”为题材的评书，听者如堵。

海瑞已经成了一个偶像，正义的化身，一个超现实的存在。而现实生活中的海瑞，却已经心如死灰。他憎恨这个荒谬的世界。

海瑞终于死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十四日，海瑞病故于南京。

“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钱犹扣回”[8]，兵部送的柴火多了一些，他如数退回。

“病不药”，拒医而死，“无一语及身后事”[9]，不但没有大臣们例有的遗疏，甚至连一句遗言也不留。他对这个世界，已经彻底无话可说。

像每个清官的身后一样，史书照例要花些笔墨描写一下他身后的清贫，“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10]。

有更详细的记载说：“检箧内仅禄金一十余两，绫、紬、葛各一。”[11]消息传出，整个大明官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麻烦制造者”终于消失了，人们不必再绷紧神经。海瑞终于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神龛。各种典礼隆重举行，海瑞的尸体被涂上一层又一层金粉，制成金光灿灿的木乃伊。在忙忙碌碌中，大家有一种欢庆的意味。

皇帝听闻，也为他辍朝悼伤，遣吏部左侍郎沈鲤谕祭。

祭词之溢美，无以复加：

惟尔高标绝俗，直道褆身。视斯民由己饥寒，耻厥辟不为尧舜。矢孤忠而叩阙，抗言增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揽辔励澄清之志。迨起家于再废，乃浃岁而三迁。岩石具瞻，卓尔旧京之望；素丝无染，褒然先进之风。……若金在冶，虽百炼之愈坚；俟河之清，奈九泉之莫及。[12]

礼部议谥，请赐“忠介”，赠“太子少保”。

谕江浙地方为海瑞建专祠，春秋享祀。在海瑞的家乡，琼州府城小北阂外建专祠，与宋苏文忠公、明丘文庄公，称“三公祠”。

无数官员在海瑞祠写下了一篇篇纪念文章，把所有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词汇都给了海瑞：

公之秉节，素丝羔羊。岁寒松柏，烈日秋霜。公之丰仪，野鹤昂藏。明珠南海，翡翠越裳。……位禄名寿，公俱克全。千秋不朽，含笑九泉……（《南京同官公祭海公碑》）

慷慨片言，世争传其谏草，崎岖百死，天亦监其精忠。……既升华于九列，旋建节于三吴。矢志霜清，每为民而任怨，几先介石，亦因毁而得名……（《赠官赐谥制碑》）

[1]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一六《题都给事中光懋论巡抚海瑞疏》，转引自赵世明：《高拱与隆庆政治》，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第200页。

[2]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一六《题都给事中光懋论巡抚海瑞疏》，转引自赵世明：《高拱与隆庆政治》，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第200页。

[3]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5页。

[4]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5页。

[5]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书简·复汪渠瀛广东巡按》，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689—690页。

[6]黄秉石：《海忠介公传·留宪》，收入海瑞：《海瑞集》（上册），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64页。

[7]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7页。

[8]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7页。

[9]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7页。

[10]张廷玉等：《明史（五）》卷二二六，列传第一一四，《海瑞传》，中华书局，2000，第3958页。

[11]梁云龙：《梁中丞集·海忠介公行状》，收入《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朱巧云校点，海南出版社，2004，第47页。

[12]黄秉石：《海忠介公传·留宪》，收入海瑞：《海瑞集》（上册），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