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掀起这样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一个村主任式的设想：“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辩是非，奸邪难以横作，由是逼成有司以为美官。”[1]“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2]
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协调都会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
者也相信，道德**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越到晚年，朱元璋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来越成了主旋律。性格中天生的“狂暴”、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的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底层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3]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于是朱元璋火了。洪武十九年（1386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坏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坏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4]。他们有的因为被罚款而导致家中被罚了个精光，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去搬石块就会被处死。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
他知道，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当然最有效。同时，对那些壮着胆子捉拿官员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奖励。常熟县百姓陈寿六串通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县里的恶劣吏员顾英捉住，送到南京，朱元璋大为高兴。在《御制大诰续编·如诰擒恶受赏第十》中他说：
前者《大诰》一出，民有从吾命者。惟常熟县陈寿六为县吏顾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众。其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其吏，执《大诰》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更敕都察院榜谕市村，其陈寿六与免杂泛差役三年，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若陈寿六因而倚恃凌辱乡里者，罪亦不赦。设有捏词诬陷陈寿六者，亦族诛。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其陈寿六岂不伟欤？
在这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对官员下手，老百姓从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这一天终于出现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朱元璋得意地说：“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5]
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1368—1386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戴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他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黥刺、剕、劓、阉割为奴、锡蛇游、斩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迫令自杀、枭首、凌迟、免发广西拿象、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种极为危险的行当。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本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6]，“多不乐仕进”[7]。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如当时“监察部副部长”左佥都御史严德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辞职，朱元璋怀疑他是装病，将他黥面发配到广西南丹。后来严德珉遇赦放还，活到宣德朝，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先时国法甚严，做官的常保不住脑袋，这顶破帽不好戴啊！”说完还朝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能得到“圣恩”的人太少了。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毫无必要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一天只有一餐吃带肉的菜，抚民有方，担任济宁知府三年，官吏不奸，户口增数倍，还大兴教化，老百姓歌颂他是“我民父母”。这样一个人，因为牵连到了“空印案”里，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杀死。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刚直有才学，任职期间，荆、襄卫所军队掳掠妇女，官吏都不敢过问，他找到卫所军官，叫他们把掳掠的妇女全部释放；安陆有冤狱，他冒着触怒御史台的风险，上书为之平反。这样一位刚直的好官，也因“空印案”的牵连而死。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杀的人里有许多无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要的是一个纯而又纯的、与贪污绝缘的官僚队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这样一个在别的皇朝没能实现的人间奇迹，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多少人冤死，在朱元璋看来是无所谓的。
虽然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愿景终于没有出现。在朱元璋的政策下，想在官场全身而退几乎就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认为反正随便做什么都会遭受责罚，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搜刮的活动。他们“当未仕之时，则修身畏慎，动遵律法。一入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资”[8]，享受一天是一天，于是贪污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9]。“朕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10]弄得朱元璋连声哀叹：“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群众运动”也很快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乡里“老人”也很快腐败起来。他们毫不自重，“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公道不昭，贞邪莫辨，妄张威福，颠倒是非，亭宇与职掌败隳”。[11]
至于擒拿犯法吏员一举，负面作用也很快反映出来。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最难掌握的。不久，就有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为了政治利益，威胁利诱百姓们保举自己，打击他人，更有许多地方群众为了抗税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税收官员捉拿到京。这类事情远比真正捉到的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个劲地呜呼不已。
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对刑部官员说：“愚民犯法，如啖饮食。设法防之，犯者益众。推恕行仁，或能感化。”[12]
虽然朱元璋屡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但还是改变不了他曾经希望世世代代指导人民的《大诰》很快被弃如敝屣的现实。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死后，《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明末时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王朝之一”的身份被列入史册。
朱元璋的错不在于反腐，而在于运动式、单一化反腐。近代法律家沈家本先生对《大诰》所载案例逐条进行考证，其结论是几乎所有大诰刑案都存在或法外用刑，或处刑不当，或枉施刑罚的问题。面对贪腐，朱元璋过于迷信暴力。他在反腐问题上几乎穷尽了各种手段。在惩贪问题上，“强盗”出身的他显得相当“一根筋”，他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认为用刀剑可以创造出一个绝无贪污的世界，可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1]《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
[2] 《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
[3]《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
[4]《御制大诰三编·违诰纵恶第六》。
[5]《御制大诰三编·逃囚第十六》。
[6]张廷玉等：《明史（三）》卷一三九，列传第二七，《叶伯巨传》，中华书局，2000，第2652页。
[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史·明初文人多不仕》，曹光甫校点，凤凰出版社，2008，第497页。
[8]叶伯巨：《万言书》，转引自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444页。
[9]《御制大诰·序》。
[10]《御制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
[11]王毓铨：《申明亭》，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1997年修订本，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第913页。
[12]张廷玉等：《明史（三）》卷一三八，列传第二六，《杨靖传》，中华书局，2000，第2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