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张宗麟（1899—1976年），浙江绍兴人。1921年秋，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科，师从陶行知、陈鹤琴等著名教育家。1925年毕业后，协助陈鹤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成为中国第一个男性幼儿教师。1927年，至晓庄协助陶行知培养乡村教师，先后兼任晓庄第二院（幼稚师范）指导员、晓庄教导主任。1931年，他到福建集美幼稚师范任教员，次年兼任集美乡村师范校长。后历任桂林师专教师、重庆教育学院教务长、湖北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等职。1937年，张宗麟以国难教育社代表的身份参加宋庆龄等人发起的营救“七君子”活动，为国难教育社主编抗战课本。

1942年，张宗麟前往新四军淮南根据地，任江淮大学秘书长。1943年8月，他来到延安。在边区，张宗麟曾任延安大学教育系副主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教研室主任。北京解放后，张宗麟任北京军管会教育接管部副部长，后任高等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高等教育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司长等职。1976年在上海逝世。张宗麟有关学前教育的主要著作已收入《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

二、论幼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幼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张宗麟在《幼稚教育概论》中指出：“各种儿童教育之发达，以幼稚教育为最迟，各种教育之收效，以幼稚教育为最难；髫龄稚子，能力薄弱，充其量而为之，不足当成人之一睐；于是社会上对于各种教育之轻视，亦以幼稚教育为最甚。然而静心默思，幼稚教育之重要，实为惊人”。[62]他认为，幼稚教育的重要性首先是由儿童对人生、对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决定的。幼稚儿童在人生中的重要性，表现在“在生理上，此时期儿童最易蹈危险，正如初放之芽，最易被虫蚀；在心理上则所有影响最深，几乎一生不消”。因此，如果没有对儿童进行良好的教育，将影响其一生。幼稚教育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表现在，无论是为国效劳之壮年国民或为国家败类之壮年国民，“问如此效果发源何处？莫不如童年时造成之”。他指出：“据人口调查，儿童自三岁至六岁死亡率最大……倘能有良好之保护与教育，使婴儿皆长为成人，更能各现其个性，则国家社会之进步，必速于今日”。同时，他又指出，“吾人爱国热忱，发于理智者少，而发于情感者多。然而永久的情感，非一时所能造成，必日浸月渐，然后根深蒂固，虔心不改。吾人倘以国民为必须爱国者，必须为社会服务者，则其教育当自最初级之教育开始，此教育为何？即幼稚教育也”。由此可见，不论从儿童个人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社会利益的角度，他都认为幼稚教育十分重要。

其次，张宗麟认为，幼稚教育对于整个学制而言亦十分重要，幼稚教育“为学制上一切教育之起点”，它不但是“小学教育之基础”，亦为“中学、大学教育之基础”，“非独小学生，即中学生大学生许多习惯、性情，亦可在幼稚园养成之，如研究的态度，对人的品性等，皆奠基于此”。[63]

此外，张宗麟还指出：“幼稚园与家庭之关系最为明显。为家庭托付儿童之第一个场所，最能与父母接触之第一种教育事业”，许多家庭因“父母各有职业，又有其他事务，不能负子女教育之责，于是托付于幼稚园”，又有许多“父母因学识关系，对于子女之教育，有时爱而不知教者甚多。”[64]亦需要幼稚园的帮助，因为幼稚园由专门的人才，可以使儿童在幼稚园接受良好的教育。幼稚园在担负教育儿童的责任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发起组织母亲会等形式对家长进行教育方法的辅导。

三、论幼稚教育的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

（一）幼稚教育的服务对象

张宗麟认为幼稚园为谁服务的方向性问题至关重要。他指出，“世界上第一个幼稚园是产生在穷乡的，世界上幼稚园的发达也是在贫民窟里”。但是社会变迁过程中，本为贫儿来的幼稚园，反被富人用了。中国的幼稚教育也一样，幼稚生也都是来源于比较富裕的家庭。他认为这极不合理，因为作为富人的太太们每天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本有时间就可以教自己的孩子了。而穷人的母亲们，“每天不是进工厂做工，便是到田里去做活”，反而她们的孩子却与幼儿园无缘。若幼稚教育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幼稚园将变成富贵孩子的乐园……这种幼稚教育必定渐归消灭”。为此，他指出：“幼稚园若是为着整个民族的教育之一，那末非转移方向，从都会转到乡村与工厂区去不可”。[65]对此，张宗麟还对幼稚教育的服务对象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农家妇，工厂的女工，贫民区，失业的小贩、车夫及做短工的家庭，女子职业者等家庭的母亲，由于忙于生计，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应该有人替她们照顾孩子。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张宗麟非常拥护陶行知提出的幼稚园下乡进厂运动。1927年11月，与徐世壁、王荆璞一起协助陶行知创办乡村幼稚园。

（二）幼稚教育的发展方向

1925年10月，在对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地的幼稚园进行考察后，张宗麟指出中国当时的幼稚教育存在教会垄断和社会漠视的症结，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四个补救办法。第一，“停办外人设立之幼稚师范及幼稚园”，政府应该依据国家教育法令限期停办外国人设立的幼稚师范及幼稚园。第二，“严定幼稚师范及幼稚园之标准”，他认为在停办外国人所设幼稚师范及幼稚园之后，为免除未来之弊端和创设独立国家之教育精神，要严定幼稚教育之标准。第三，“筹设幼稚师范并检定幼稚教师”，停办外国人所设幼稚师范后，筹设本国的幼稚师范，并使“从前受过非正式幼稚师范教育之幼稚园教师，皆须受国家检定，方许其从事职业”。第四，“鼓起社会之注意”，[66]他认为这是根本方法。张宗麟认为只有通过以上这些措施，才能克服当时中国幼稚教育之顽疾，充分发挥幼稚教育培养人才的奠基作用。

在揭露中国幼稚教育存在弊端的同时，张宗麟对学前教育的本质和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明日的幼稚教育“是普及的”，“是必定为某个集团（国家或其他）或某种思想训练幼稚儿童的”，“是‘教’与‘养’并重的”，“是与家庭沟通的”，“是与小学联系的”，“必定训练儿童有集体工作的精神，免去个人单独行动的散漫行为”，“必定引用科学的养护法”，“必定有它的一贯主张”，“幼稚教师除了为着维持自己的生活外，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为着实现理想”。[67]

四、论幼稚园课程

幼稚园课程思想是张宗麟学前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参与南京鼓楼幼稚园和晓庄乡村幼稚园课程的试验研究，对幼稚园课程的本质、内容及编制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课程及分类

关于幼稚园课程的含义，张宗麟指出，“幼稚园课程者，由广义地说之，乃幼稚生在幼稚园一切之活动也”，它包括“一切教材，科目，幼稚生之活动”。[68]他认为幼稚课程有两种，一种是以儿童活动分类，包括五个方面：开始的活动，即幼稚生初入园时必须养成之习惯，如放手巾、认识老师和同学等；身体的活动，即健身之习惯与技能，如卫生习惯和走、跑、跳等；家庭的活动，即反映家事和家庭关系的娃娃家游戏、建筑游戏等；社会的活动，即养成公民所必需的各种纪念日活动和同伴交往等；技巧的活动，即自我表达的活动，如手工、图画、整理打扫等。另一种是以学科分类，包括音乐、游戏、手工、自然等科目。但不管按照哪种分类，教师都不可拘泥于某时当教何课程，而应动静交替地安排好儿童每一日的活动。一般每日可安排一两次团体作业，除午餐、午睡外，不必有规定的时间表，但某时期如何作业，教师必须胸有成竹。

（二）社会化的幼稚园课程

在《幼稚园的社会》一书中，张宗麟提出了社会化的幼稚园课程的主张。他指出幼稚园的各种活动都应当倾向社会性的，因为教育的灵魂在于培养某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为适应社会生活，幼稚园里不仅应该设置“历史、地理、家庭、职业、卫生、风俗人情、伟人事迹、各国人物的生活等”[69]社会科目，而且幼稚园的一切活动，从广义上讲，都可以说是“社会”，都应具有社会性，即便是“自然”科目也绝不是纯粹去研究自然，也必定是与人生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研究。为此，幼稚园的课程应是社会化的幼稚园课程。

张宗麟指出了幼稚园社会化课程的两个根据，即儿童社会与成人社会，这二者又是极不相同的。他认为，幼稚生年龄很小，社会经验少，只能通过直接而容易做的活动来了解社会，成人应该尊重儿童，并帮助儿童组织社会。他十分赞同达恩斯提出的“孩子可以领悟任何人生的、物质的，以及社会集团的、现代状况的一切，这种种领悟的能力，只有他自己的经验所能给予”[70]的观点。

张宗麟指出了社会化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7类活动：①生活卫生、家庭邻里、商店邮局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和名胜古迹等方面。②日常礼仪的学习和演习。③节日和纪念日活动。④身体的认识活动和基本卫生活动。⑤健康和清洁活动。⑥认识党旗、国旗和总理形象的活动。⑦各种集会和社团活动。

为了使社会化课程能够更好地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张宗麟强调在实施时要做到以下几点：①注重培养儿童互助与合作的精神，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互助是无条件的，他的报酬不是当时的或不是直接的，而合作是有条件的。②培养儿童对他人的爱和怜的情感，张宗麟指出，爱是有生气的，是双方的，可以使被爱者产生力量、培养力量，如师生间的爱。怜是单方面的，如富人对乞丐的施舍。从教育观点看，前者比后者积极，但二者皆不是自私自利。③培养儿童具有照顾他人的思想。张宗麟指出，幼儿对别人的观念还不是很深切，在活动中往往只顾自己，因此，要注意教育幼儿在活动中顾到别人。他认为在教育过程中还应该使幼儿知道生活的来源，懂得尊重劳动者。

五、论幼稚园教师

（一）论幼稚园教师的任务和要求

张宗麟认为，由于幼稚生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幼稚园教师的任务实际上要重于小学教师，它包括：养护儿童；发展儿童身体；养成儿童相当之习惯；养成幼儿相当之知识与技能；与家庭联络并谋家庭教育改良之方；研究儿童。其中尤以养护儿童为幼稚园教师的最重要的责任。

鉴于幼稚园的重要任务，张宗麟对幼稚园教师提出了以下具体的要求：第一，幼稚园教师对社会应有的态度，这包括，幼稚园教师要意识到幼稚教师只是社会上的一份正当职业而已，幼稚园教师是为大多数儿童谋幸福的，要对所有儿童一视同仁，幼稚园教师要深入社会中去，帮助农家妇女、工厂女工、贫民区以及其他职业的需要帮助的母亲照顾孩子。第二，幼稚园教师要有新的本领，具体包括：能说话；能演讲；会算账；会组织合作社；会书写文件书信；会看文件；会做账房；会医小病；会做日常手工；会招待；懂得当地习俗；能吃苦；会动手；能终身从事幼稚教育为社会谋福利等。

（二）论幼稚师范

1.论幼儿教师的专业化

随着各地幼稚园的增多，急需良好的幼稚教师。张宗麟指出当时幼稚师范培养的师范生“无论从人数、课程，或实地施教的现状而论”都不能满足幼稚园对幼稚教师的需求。而普通师范生因为所学的教育原理与技能，大半是普遍的，是注重在小学教育的，在专业要求上与学前教育有着质的区别。若移到“小学教育以前去，在原理上还有一部分可以引用，在教学的技能上很难运用”。而且“幼稚园里的游戏、音乐、手工、图画诸科固然不是小学可比，又非小学的雏形……不可直抄小学教学法”。另外，“还有家庭的联络是幼稚教师最重要的职务，恐怕也是普通师范生难得做到的……此外如养护上也比小学里更具有繁重的责任”。因此，张宗麟特别强调，需要专设幼稚师范学校去培养专门的学前教育师资队伍。他说：“幼稚生在体力智力上都和到学龄的儿童不同，所以应该有不同的教育……应该有曾经受过幼稚师范教育的人才去任教师”。[71]

2.幼稚师范的实施

为了使幼稚师范能够培养出健全的幼稚园教师，张宗麟对幼稚师范的招收条件、修业年限、课程安排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家要对幼稚师范负完全责任，对于幼稚师范教育的入学资格，由于“幼稚教师实在要万能的，所以普通知识技能的修养，要非常充足……所以最低限度应收初中毕业生，倘若再提高，招收高中毕业生，那是更好了”。[72]幼稚园教师非为女子之专业，须有男子加入。

至于幼稚师范学制，他认为应该以三年为限，在三年期间修完所有课程。同时，由于幼稚师范课程的复杂性，可以请大学教育科毕业生担任普通教育学课程，对于各种专门课程，则可以“请富有幼稚园经验的保姆担任，或者和教育上有高深学识的人士合任”。[73]

关于幼稚师范设置的课程，张宗麟认为应包含以下几个部分：①公民训练组：含本国史、本国地理、世界史概要、社会学、最近世界概况，占15%。②普通科学组：含科学入门、应用科学、生物学、应用数学、簿记，占15%。③语文组：含国文、国语、英文（非必要），占10%。④艺术组：含国画、手工、烹饪、家事学、音乐，占15%。⑤普通教育组；含教育学、教育心理、教育史、普通教学法，占10%。⑥专门教育组：含幼稚教育概论、儿童心理、儿童保育法、幼稚园各种教学法、幼稚园各种教材讨论、幼稚园实习、幼稚教育之历史及其最新趋势、小学低年级教学法，占35%。[74]

张宗麟还提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幼稚园教师，只靠在学校中几年的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随时修养，不断进取。幼稚园教师还要加强品性上的修养，多读书读报，要与本地区幼稚教育联络，可利用假期集中学习，要正当处理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小结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在献身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对于如何对待儿童、如何实施学前教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儿童教育思想和学前教育理论。蔡元培、鲁迅、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和张宗麟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蔡元培提出了“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原则；鲁迅强烈地批判了宗法制度下的传统儿童教育，呼唤“以儿童为本位”；针对传统“书本中心”的“死教育”，陶行知和陈鹤琴分别提出“生活教育”和“活教育”理论。陈鹤琴、张雪门和张宗麟是学前教育专家，他们与陶行知均提出了自己的学前教育理论体系。

关键术语

五育并举；尚自然、展个性；礼教“吃人”；儿童本位；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幼稚园的新大陆；儿童六大解放；艺友制；活教育；整个教学法；五指活动；行为课程；实习三年；社会化幼稚园课程

思考题

1.评述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学前教育原则。

2.试述鲁迅对传统儿童教育的批判。

3.试述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主要内涵和现实意义。

4.陶行知对学前教育的主要观点有哪些？说说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5.试论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6.试述陈鹤琴的幼稚园课程思想及对当前中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重要启示。

7.试述张雪门的幼稚园“行为课程”的内涵及其实施。

8.试述张雪门幼稚师范教育理论及对当前幼儿教师培养的意义。

9.如何理解张宗麟社会化的幼稚园课程？

[1]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2]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3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3]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40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4]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66～567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5] 易惠清：《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史》，第68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6]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鲁迅论教育》，第7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

[7] 出自《准风月谈·新秋杂识（一）》，《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8] 出自《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9] 顾明远等：《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第14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10] 出自《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转引自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鲁迅论教育》，第267页，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1986年。

[11] 出自《两地书·第一集·北京》，《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2] 鲁迅：《花边文学·漫骂》，《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3]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第54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14]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第46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15]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63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16]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25～2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17]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18]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13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19]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28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20]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59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21]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16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22] 戴自俺、龚思雪：《陶行知幼儿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第29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

[23]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8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24]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62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25]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2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26] 唐淑、何晓夏：《学前教育史》，第189页，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7]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2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28] 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全一册），第3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

[29]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6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30]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356～35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31] 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编：《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第34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

[32]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3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33] 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第34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

[34]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75～7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35]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8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

[36]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67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37]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一卷，第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38]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一卷，第1～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39]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一卷，第3～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40]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68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41]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689～69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42]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69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43]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69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44]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一卷，第68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45]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教育文集》（下卷），第10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

[46]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二部），第4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

[47] 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全一册），第179～18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

[48] 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全一册），第179～18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

[49] 戴自俺：《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下卷），第337页，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

[50] 戴自俺：《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下卷），第452页，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

[51] 张雪门：《幼稚教育新论》，第46页，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52] 张雪门：《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第1页，台北，台湾书店，1966年。

[53] 张雪门：《幼稚园教育概论》，第23页，师范小丛书之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年。

[54] 张雪门：《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第1页，台北，台湾书店，1966年。

[55] 张雪门：《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第1页，台北，台湾书店，1966年。

[56] 戴自俺：《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下卷），第127、181页，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

[57] 唐淑：《学前教育史》，第13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58] 戴自俺：《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下卷），第395、404页，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

[59] 张雪门：《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第7～8页，台北，台湾童年书店，1970年。

[60] 戴自俺：《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下卷），第1056页，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

[61] 张雪门：《实习三年》，第1页，台北，台湾书店，1996年。

[62]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63]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64]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65]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398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66]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12、5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67]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422～42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68]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3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69]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27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70]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284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71]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75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72] 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第209～21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

[73]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76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74] 张沪：《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第56～5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