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及教育活动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6岁破蒙，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24岁中进士，“少年通经”“声闻中外”，随后授职翰林院编修。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他冲击很大。愤而研习西学，赞同变法。1912年以前，蔡元培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和光复会，参加了同盟会，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骨干。其间还主持过绍兴中西学堂、上海爱国女学，并于1907年远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才回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致力于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1912年1月至7月，他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持民国初期的教育革新工作。1917年至1923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学校进行全面改革，使得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27年至1928年，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司法部部长等职务，同时还担任大学院（教育部）院长，主持了教育行政学术化改革事务。1928年以后，他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1940年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撰写了大量教育论著。他的学前教育主张主要体现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美育的实施方法》《美育》等篇章之中。

二、“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1912年2月，蔡元培撰文《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在文章中，蔡元培根据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观点以及资产阶级的需要，为养成“共和国民健全的人格”，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育”并举的新教育总方针。他说，教育可以分属于政治和超然于政治两类。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属于前一类。军国民教育即体育，它可以增强国民的体质与意志，是近代中国应对强邻交逼、丧失国权的办法；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它把文化知识、生产技能融入教学中，对发展国家经济、强国富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它是完全人格教育的核心，它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主要内容，可以避免国家间的私斗和社会的贫富分化。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属于后一类，即属于超然于政治的教育。世界观教育着重培养人们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促使人们对实体世界抱有积极态度；美育培养人们的审美情趣和人格尊严，使人们不厌弃也不执着于现象世界，是人们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的桥梁。

蔡元培强调，“五育”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作用，然而都是培养健全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因为，人们既要立足于现象世界，还需要从现象世界进入到实体世界，如此精神上才会趋于自由高尚，接近纯真完美。他还借用人体的机制构造，对“五育”的不可偏废的功能做了一个形象的说明：“军国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1]

他还将“五育”并举的思想与清末教育宗旨做了区分。他说，以往清政府提出的“尚武”“尚实”“尚公”教育宗旨与他所说的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和道德教育大致相对应，但是，“忠君”与现今共和政体不相符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背，“尚公”与他所说的公民道德教育在范围上有所不同，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则是清政府完全没有提到的。

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强调了德、智、体、美全面和谐的发展，摒弃了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内容，提倡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顺应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因此，1912年9月，“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正式公布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针。“五育”并举的思想对近代中国学前教育方向有其指导意义。

三、“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原则

1918年，蔡元培在《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的演说辞中提出了“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原则。他说，过去封建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片面地要求教师和学生围绕科举考试开展相关活动。比如，为了掌握诗歌的创作技巧，学生必须先学习《千字文》《龙文鞭影》和《幼学须知》等书；为了熟记四书五经，学生可以不了解自然现象和社会状况；为了使学生科考成功，教师可以不管学生的禀性，而采取单一的教学方法，即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他认为，封建旧教育的这些做法压抑了儿童的禀性，摧残了儿童的身心健康，令人不寒而栗。他主张新教育应反其道而行之。新教育应“在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如农学家之于植物焉，干则灌溉之，弱则支持之，畏寒则置之温室，需食则资以肥料，好光则复以有色之玻璃；其间种类之别，多寡之量，皆几经实验之结果，而后选定之；且随时试验，随时改良，决不敢挟成见以从事焉。”简言之，面向儿童的新教育应“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2]

为了贯彻“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原则，蔡元培还提醒教育界人士不要死守教科书、强迫学生仅学习书本知识。针对这一不良的做法，教育界人士应当采取三种解决办法：“第一，须设实验教育之研究所。第二，教员须有充分之知识，足以应儿童之请益与模范而不匮。第三，则供应教育品者，亦当有种种参考之图画与仪器，以供教员之取资。”[3]

蔡元培的“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原则，是针对封建传统教育严重忽视儿童心理的做法而提出的。这些原则为中国教育事业的科学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批判封建儿童教育观的思想武器。

四、论学前儿童公育和美育

（一）学前教育公育

1919年3月，蔡元培应北京青年会的邀请，在《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的演讲中提出了公育的主张。

他首先指出，家庭教育不利于培养学前儿童。第一，作为专门的事业，教育需要专人承担；第二，家长没有充分的时间实行教育。他说，男子一般有一定职业，每日有一定做工的时间，还有奔走公益的，应酬亲友的，随意消遣的，每日没有多少时间与他的子女相见；妇人或有职业，或是操家政，或应酬好消遣的，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专心教育子女。他还指出封建家庭教育的弊病：“还有大多数的父母夫妇的关系、兄弟妯娌的关系、姑嫂的关系、主仆的关系、亲戚邻居的关系，高兴了就开玩笑，讲别人的丑事；不高兴了，相骂相打。要是男子娶妾，雇了许多男女仆，那就整日的演妒忌猜疑的事，甚至成年的人爱看的书报与图画，爱听的笑话与鼓词，不免有不宜于儿童的。”认为许多儿童都是受了家庭不好的教育，进学校后很不容易改良。

针对这些弊病，蔡元培提出学前教育应采取公育的形式。其措施是各地方设立胎儿院、乳儿院和蒙养院，聘请专人管理。无论是胎儿院还是乳儿院，都应陈列令人心旷神怡的设备。蔡元培要求：“胎儿院的设备，如饮食、器具、花园、运动场、装饰的雕刻与图画、陈列的书报，都是有益于孕妇的身体和精神的”，“乳儿院的设备，必须于乳儿的母亲身体上、精神上都是有益的。要是母亲有了疾病，或发了邪**、愤怒、悲愁的感情，都是害及乳儿的。”[4]

（二）学前教育美育

蔡元培在1922年6月演讲《美育实施的办法》时讨论了学前教育美育的问题。他说，面向学前儿童开展美育，应以胎教作为起点，从公立的胎教院、育婴院和幼稚园等方面着手。具体做法为：

公立胎儿院中实施胎儿美育。应使孕妇生活在平和活泼的气氛中，进而对胎儿产生美育效果。公立胎儿院“要设风景佳胜的地方，不为都市中混浊的空气、纷扰的习惯所沾染”，“建筑的形式要匀称，要玲珑……四面都是庭院，有广场，可以散步，可以作轻便的运动，可以赏月观星”，“室内糊壁的纸、铺地的毡，都要选恬静的颜色、疏秀的花纹”，等等。

公立婴儿院中实施婴儿美育。婴儿出世后，迁入育婴院中，而育婴院也应陈设优美。其建筑“与胎教院大略相同，或可联合在一处。其中陈列的雕刻、图画，可多选**的康健儿童，备种种动静的姿势；隔几日，可更换一套。音乐选简单静细的。院内成人的言语与动作，都要有适当的音调态度，可以作儿童的模范。”

幼稚园中实施幼儿美育。儿童满三岁后，进入幼稚园须接受美育熏陶。此时的幼儿会主动表达美感，因此应该设置舞蹈、唱歌、手工等专门课程。另外，“教他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他们的美感，不可用枯燥的算法与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