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前教育制度的演进

（一）蒙养园制度

1.壬子癸丑学制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著名的民主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1912年7月，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政策和改革措施等重要问题，9月，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称壬子学制。实施一年多之后，至1913年8月，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令，对壬子学制有所补充和修改，于是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学制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见下图3-2。

图3-2 壬子癸丑学制系统

2.蒙养园制度的确立

按壬子癸丑学制的规定，学前教育机构的名称为蒙养园。这个学制将学堂改名为学校，蒙养院改为蒙养园。有关蒙养园的规定如下：“在下面有蒙养园，在上面有大学院，不计年限。”“女子师范学院于附属小学校外应设蒙养园，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附属小学校外应设附属女子中学校，并设蒙养园。”[10]

从这些规定看，虽然作为“下面”的蒙养园被规定为学制体系中的教育机构，但是与所谓“上面”大学院（即现在的研究生院）一样，不占学制年限，并未单独成为学制系统中的一级，而属其他教育机构的附属部分。此时期的蒙养园主要附属在小学和女子师范学校内。这样看来，蒙养园虽然没有摆脱附属的地位，但已不再附设于育婴院和敬节堂内，而是纳入了真正的教育机构系列。总体上，学前教育地位已经显著提高。

（二）幼稚园制度

1.壬戌学制

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中国革命推向新民主主义阶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美国教育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次民主教育改革的浪潮。其中学制改革是这一系列教育改革的主要标志。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通过《学校系统草案》，11月1日，该制以“大总统令”的形式颁行，名为《学校系统改革令》。因1922年为农历壬戌年，故称《壬戌学制》；又因其是对《壬子癸丑学制》的全面更新，故当时亦称其为“新学制”。

该学制的主干学程为“6·6·4”，亦可具体表述为“4·2·3·3·4”。其升学序列和学习年限为：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初级中学（3年）→高级中学（3年）→大学（4年）。入学年龄定为实足6岁。《壬戌学制》的结构体系，详见图3-3。

图3-3 壬戌学制系统

2.幼稚园制度确立

关于学前教育，《壬戌学制》规定：将蒙养园改称为幼稚园，既可单设，亦可附设；办理宗旨，依照“儿童本位”思想，侧重于“谋个性之发展”；教育对象，确定为3～6岁的男女儿童。初对保教内容无明确规定，1929年后，确定为《幼稚园课程标准》中规定的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七项。这就改变了以前学前教育机构在学制中一度没有明确规定的状况，确立了它在学制系统中作为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地位。

新学制的颁布推动了中国学前教育进一步向前发展。如1922年12月在新学制颁布后不久，江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及第一师范学校分别开设幼稚园。1923年5月，浙江省教育厅也要求各县自本年度起至少筹设一所幼稚园。1923年，陈鹤琴在南京创设了中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此后，全国各省市的幼稚园都不断有所发展，并且向农村延伸。1927年，在陶行知的领导下，还先后在南京郊区燕子矶、晓庄、和平门、迈皋桥等地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乡村学前教育机构。

二、学前教育的实施

（一）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

民国前期，可以信赖的学前教育统计资料极少，因而很难得到全国比较准确的学前教育机构的数据。但有几点可以明确：一是教会学前教育机构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国人自办的很少。1924年，南京第一女子师范进行不完全的全国调查，发现国人自办的学前教育机构仅34所；二是主要集中在城市，直到1927年，才出现第一所由陶行知创办的农村幼稚园；三是国人自办的学前教育机构据张克勤于20世纪30年代初对上海、南京等七市幼稚园概况之调查，当时私立幼稚园明显多于公立幼稚园（见表3-1）；四是出现了不少由知名人士创办的有较大影响的幼稚园。

表3-1 七市幼稚园最近之概况比较表[11]

民国后期的教育统计资料已较为完备，有关民国后期幼稚园的总体发展概况，可从表3-2中得到一个连续的、较为可靠的印象。

表3-2 1929—1947年中国幼稚教育概况表[12]

总体上讲，由于“中华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极为缓慢。学前教育机构的最多年份1946—1947年也仅为1301所，对于四万万人口的中国来说，其幼儿入园率之低可想而知。另外分析表3-2数据还可以发现几个方面信息：①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幼稚园的发展，大体呈稳步攀升态势。②抗日战争时期的幼稚园虽急剧减少，但此期所办理的保育院却收容了大量难童，并兼负起相应的学前教育职责。③抗日战争结束后，幼稚园恢复和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二）知名学前教育机构

1.南京高等师范附设幼稚园

该幼稚园实为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下设的幼稚园。南京高等师范于1917年增设附属小学。1919年陈鹤琴、廖世承留美归国后，南京高师便在学校附小增设幼稚园。园舍位于附小中的“杜威院”。办园指导思想是当时方兴未艾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因此，该园重视幼儿的自发活动，尊重幼儿的兴趣，注重生活经验和直接知识的获取，尤其注意个性的培养和人格的养成。该园共有教职员工4人，招收幼儿为3～6岁，多半系教员子女。游戏运动器具和恩物等设备齐全。在教学中以生活为中心，无显分科目，以谈话、游戏、手工、音乐为主要活动。日活动见下表3-3。

表3-3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幼稚园日课表[13]

2.浙江大学教育系培育院

浙江大学，前身是1897年创建的求是书院，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现代高等学府之一。1928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并增设教育学系，1935年秋，时任教育系主任郑晓沧，主持创设了培育院，但实际由儿童心理学博士黄翼主持。教保人员由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和在校学生担任。该院招收3岁（第二学期改为2.5岁）至4.5岁的幼儿入院，满5岁即出院。每半岁为一级段，每一级段学生仅4人。开院之初，为4个级段；第二学期，改为5个级段。学生总数为20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内迁，培育院被迫停办。

浙江大学培育院是一所兼具实习性与实验性的学前教育设施，教保人员由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和在校学生担任。作为实习性的学前教育设施，供《儿童心理学》《儿童训导与心理卫生》《儿童心理专题研究》等课程观察、研究、实习用。培育院强调幼儿生活自由、愉快、家庭化、游戏化，尽量给儿童以自由活动的机会，寓指导于不觉之中。培育院初为半日制，后过渡为全日制。其“组织活动”的类型有：①团体活动与个人活动；②领导活动与自由活动；③设计活动与随机活动；④文字教育与具体教育。在设计作业中，经常开展的组织活动还有节会、旅行、放风筝、养蚕、种豆、烹饪请客、做豆浆、写信等。

3.厦门集美幼稚园

厦门集美幼稚园为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的一部分，成立于1919年2月。陈嘉庚（1874—1961年）是福建同安人，早年去新加坡习商，后来成为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事业家。厦门集美幼稚园建有西班牙风格的葆真楼、养正楼、煦春楼、群乐室等专用屋宇，设备齐全；辟有体操场、游戏场、花圃、假山、水榭、小桥等活动场所，既美观又实用。1927年，集美幼稚师范创设后，改名为集美幼师附设幼稚园，以作为幼稚师范生的实习基地。

该园有明确的办园指导思想，即把幼稚教育当成立国之根本的基础，认为有了健康的儿童才能有健全的国民；教师为儿童的伴侣，幼稚教育是爱的教育；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建立在儿童需要与生活的经验上；幼稚园应成为“儿童的乐园”，幼稚教育是求孩子的解放与幸福；幼稚园教育有改造家庭教育的责任。这一办园思想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新教育的要求，既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又具当代的现实意义。

4.北京香山慈幼院

北京香山慈幼院于1919年10月正式成立，收受因水灾而遭难的孤儿、弃婴和附近的贫儿。主办者为熊希龄（1870—1937年），该院初属慈善性质。开办一年后，感到贫苦儿童中不乏天资聪颖者，于是决定开展教育工作。全院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一校是婴儿教保院（出生至四岁）和幼稚园（五六岁），第三校是幼稚师范（即北平幼稚师范学校）。

北京香山慈幼院试验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把学生分编为蒙养级、半工半读级、普通级、高材级和特殊级（为问题儿童而设）。至1924年上半年，全院学生骤增至1500余人，分设有蒙养园、小学、男子初中、女子师范、职教班和艺徒班等教育设施。在1923年和1929年，分别设立了香山慈幼院的蒙养园（后依制定名为幼稚园）和婴儿园。蒙养园收容4～6岁幼儿，3年毕业，学额为50名。实行寄宿制。师资均聘幼稚师范科或幼师生担任，引用欧美最新式保教方法，注重营养配方，强化律动体操，采用设计教学法，试验学生自治制。在训育方面，力求使儿童达到独立、互助、勤劳、俭朴的标准。婴儿园原则上收容1～3岁的婴儿，后拓展年龄为0～4岁，学额定为50人。入园后，分幼婴、中婴、大婴三类，分别制订营养配方和保教方案。

5.南京鼓楼幼稚园

南京鼓楼幼稚园于1923年春由东南大学教授陈鹤琴在自家客厅创办。同年秋，得东南大学教育科之辅助，聘请东南大学幼稚教育讲师卢爱林女士为指导员，甘梦丹女士为教师，该园便成为东南大学教育科的实验园地，中国第一个学前教育实验中心。该园的办理宗旨为：“不受旧式幼稚教育之束缚，立意创造中国化的新幼稚园。”1925年，派毕业生张宗麟来园为专事研究员，协助陈鹤琴进行实验研究。该园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实验性。1925年至1928年，进行了几项实验研究：读法研究、设备研究、故事研究、课程研究以及幼稚生的行为习惯、幼稚生的技能练习、幼稚生生活历等多方面的实验研究。课程研究共经历了散漫期（1925年秋冬）、论理组织期（1926年春夏）和中心制期（1926年秋冬），实验研究的成果，反映在陈鹤琴于1927年初发表的《我们的主张》中。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分列了音乐、游戏、工作、常识、故事、读法、数法、餐点、静息九项。课程实验的成果，成为1929年教育部所颁行《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的基础。

6.南京燕子矶幼稚园

1927年11月，在陶行知领导下，由张宗麟协助筹措在南京郊区创办南京燕子矶幼稚园。该园是中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又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试用于幼稚教育领域的试验田。办园宗旨在于研究和试验如何办好农村幼稚园的具体办法，以便在全国农村普及。开办之初，借用的是燕子矶小学房舍，招收附近农民子女30名，实行免费入学。1928年春，新校舍落成，辟有活动室、导师研究室、图书室、清洁室等设施，幼儿增加至40名。同年秋，该园由王荆璞女士主持，并开始进行若干学前教育实验。如编制“幼稚生生活历”的实验，又如“试用生活法”的实验等。1930年，晓庄学校被封后，该园停办。

7.上海大同幼稚院

1930年3月，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中国互济会（原名中国济难会）创办上海大同幼稚院，专门收容与抚育革命同志的子女，负责人为董健吾。为了便于掩护，托人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了“大同幼稚院”横幅，照着漆成横匾，挂在门口。1931年冬，外界开始有人注意大同幼稚院。互济会负责人深恐发生意外，影响革命后代，遂当机立断，于1932年1月解散该院，并将孩子们安全转移。

大同幼稚院从筹办到解散，虽只有两年，却收容并抚育了毛泽东、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等革命前辈的子女，因而也被誉为革命后代的“红色摇篮”。

8.上海劳工幼儿团

1934年，在陶行知领导下，上海劳工幼儿团由其学生孙铭勋、戴自俺创办于沪西女工区。幼儿团招收自断奶到8岁的婴幼儿，将托、幼、小三者连成一气，因而不宜采用幼稚园名称。该团选址于沪西劳勃生路（现胶州路）工厂区，其宗旨是为女工服务，向劳工的儿童实施教育。经费来源主要靠陶行知募集和青年会的资助。入团儿童，免收学费。师资及保育人员的不足，仰赖上海女青年会派出志愿人员协助。设备因陋就简，桌凳、滑梯、跷板、木马、积木等，大多请木工自制。教育的重点是卫生健康教育，并经常带孩子到附近公园散步、观察，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1935年，因经费等问题而被迫停办。劳工幼儿团为中国第一所专为工人子女开设的学前教育机构。

三、幼稚园师资培养

（一）相关政策及规定

根据壬子癸丑学制的规定，幼儿教师的培训，被正式引入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在1912年9月公布，1916年1月修正的《师范教育令》中规定：“专教女子之师范学校称女子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校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女子师范“得附设保姆讲习科”。1916年，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首次对蒙养园保姆的资格做出了规定，学前教育师资由中等幼儿师范教育机构来培养的理念再次得到强化。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了《注重幼稚教育案》，要求各地应择适宜之地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在师范学校内开设幼稚师范科。国民政府在1932年颁布的《师范教育法》及1933年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校规程》中均有“师范学校得附设特别师范科及幼稚师范科”的规定。

（二）幼稚园师资培养机构

在各项相关政策和法规的驱动下，中华民国时期的师范教育较清末有了较大发展。随着学前教育师资培养能力的增强和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师资队伍也在缓慢发展，见表3-4。

表3-4 1929—1947年中国幼儿教师数量变化情况[14]

续表

从表3-4可见：整个民国时期，幼儿教师的数量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很大的突破。幼儿教师的数量最多年份是1936年和1946年，分别是2607人和2805人，抗战爆发，幼稚教师数量急剧滑落。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幼稚师资数量得以恢复和发展。

民国时期办理幼师培训机构较有成效者，包括公私立幼稚师范学校，如厦门集美幼稚师范学校（1927）、南京晓庄师范幼稚师范院（1929）、北平幼稚师范学校（1930）、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1940）等，在办学方面各有特色，在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

1940年10月，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在江西泰和县文江村的一座松林密布的荒山上落成。这是中国第一所公立单设的幼稚师范学校，陈鹤琴任校长，该校在创设之初就附设了小学和幼稚园。1943年2月，该校由省立改为国立，同时增设了婴儿园和幼稚师范专修科。加上之前的幼师部、附属小学和幼稚园，构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教育实验基地，为当时全国10所国立师范之一。该校的宗旨有三：一是培养幼稚园教师与幼稚教育的人才；二是在幼稚教育理论和教材方面的实验研究；三是活教育的实验。该校的课程分精神训练、基本训练和专业训练三项，特别注意和婴儿园、幼稚园及小学的实际相结合。教学方法强调以做为中心，采取分组讨论共同研究的方式并采用集体教学的方法。教学步骤分为观察实验、参考阅读、发表创造、批评改进四个阶段。成绩考查曾创用过“荣誉考试制”，使学生不为分数而读书。

2.北平幼稚师范学校

1931年7月，北平幼稚师范学校由熊希龄、张雪门正式创设于北平西四牌楼关帝庙。其前身为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科。其办学方针是为适合本国国情及生活的需要，造就忠实地为平民服务的师资。招生的对象以慈幼院女生直升者为主，也招一些外校的初中毕业生。该校学制灵活，学生每年所学课程及实际经验，均作为一个阶段的结束，如学完一年级课程即等于幼师速成科的标准，基本上可任幼稚园助理教师；学完两年，为幼师全科的标准，可任幼稚园正式教师或主任；学完三年毕业后，可兼任小学低年级或婴儿园教师和主任。此外，该校在教育见习、实习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采取一年级看、二年级做、三年级管的办法，每学期或每学年均有实习安排，实习次数多、时间长；实习单位以幼稚园为主并向两端延伸（婴儿园和小学）；实习内容以教务为主，扩展到家事、校务。幼师毕业生一出校门就能开办幼稚园，当称职的教师或主任，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幼稚师范学校南迁。

四、学前教育社团

（一）中华儿童教育社

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前身名为“幼稚教育研究会”，由陈鹤琴1926年筹创于南京，1927年正式设立该会。在业务上开展了“艺友制”实验，并出版发行了《幼稚教育》。1928年，《幼稚教育》更名为《儿童教育》。1929年，幼稚教育研究会更名为“中华儿童教育社”。

1929年7月，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杭州成立，陈鹤琴被公推为大会主席。有个人社员47人，团体社员22个。会议通过了《儿童教育社简章》，确定中华儿童教育社宗旨为：“本社为纯粹学术研究机构，以研究小学教育、幼稚教育、家庭教育，注重实际问题，供给具体教材为宗旨。”[15]《儿童教育》为该社社刊。教育社设常务、编辑、事务三种理事，并有总社理事会、分社理事会。为进行各项业务，设总务部、研究部、编译部、推广部、介绍部、福利部。

中华儿童教育社的业务目标有三个方面：①研究儿童教育；②推进儿童福利；③提倡教师专业精神。其工作内容和方式包括：①研究问题；②实验方案；③提倡风气；④建议政府；⑤编译图书；⑥流通书报；⑦协助社友；⑧辅助导师；⑨采访资料；⑩联络研究。该社除继续编辑出版《儿童教育》月刊外，还委托郑晓沧编辑“儿童教育丛书”，又委托丁柱中、陈鹤琴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另有《儿童生活》《儿童教育新刊》等多种读物面世。

中华儿童教育社在1930年至1947年间共召开了12届年会，年会议题围绕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提出。中华儿童教育社还邀请当时一些国际教育界著名专家学者来华讲学，为中国儿童教育研究提供前沿的学术成果。如1931年秋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罗格（Rogge）及夫人来到上海讲学。陈鹤琴就请罗格夫妇分别向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沪社员和工部局所属中小学教职员做了题为“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陈鹤琴即席翻译。文纳特卡制倡导人华虚朋博士（Carleton Wolsey Washburne，1889—1968年）也曾受中华儿童教育社之邀，讲演《关于儿童中心教育运动》，教育社为此出版文纳特卡制专号。

中华儿童教育社不但是国内研究儿童教育的中心，而且参加国际新教育联盟（new education follow－ship）及世界教育专业组织（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的工作。《儿童教育》也成为沟通中西、调和新旧教育的媒介，是关心世界文化和国际学术思想一种必备的书报。

（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战争中，产生了大量孤苦无靠的难童。为解决难童的收容、教养问题，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和保育院应运而生。1938年3月，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全称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日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为常务理事，另聘蒋介石、毛泽东、蔡元培、陈嘉庚、茅盾、斯诺为名誉理事。此后，全国各省市（包括陕甘宁边区）、香港和南洋群岛成立分会20余个。在各战区设立了儿童保育院53所，包括延安设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第二保育院，总共收容难童3万余名，其中包括大量的学前儿童。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设会宗旨是：“抢救民族后代，培育无家可归的难童健康成长为抗日建国力量。”保育院的办理经费，主要由保育会向社会各界募集；另一部分，则由中华民国赈济委员会拨付。保育院除雇请专人对难童进行养护外，还选聘师资开展难童教育。游戏、唱歌通常被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形式，语言、识字更是作为常课，劳作教育则被视为生产自救的有效方式。难童在保育院中生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或被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收养，或被选送至适宜的教育机构学习。如陶行知所创办的育才学校，早期学生的主要来源，便是从各地的保育院中挑选而来的。

五、学前教育法规

（一）《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

《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于1915年7月由民国教育部公布，后历经1916年10月和1920年1月两次修订。在《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的“蒙养园及类于国民学校之各种学校”中，对蒙养园的宗旨、保教内容和方法以及设备等做了具体规定，其主要内容如下。[16]

（1）提出蒙养园的宗旨为“以保育满三周岁至入国民学校年龄之幼儿为目的。”“保育幼儿，务令其身心健康全发达，得良善之习惯，以辅助家庭教育。”

（2）保育之项目有游戏、唱歌、谈话、手艺。

（3）保育儿童的方法为“幼儿之保育，须与其身心发达之度相副，不得授以难解事项及令操过度之业务。”“幼儿之心情容止，宜常注意使之端正，并示以善良之事例，令其则效。”

（4）关于蒙养园的师资，则提出：“蒙养园保育幼儿者为保姆”，“保姆须女子有国民学校正教员或助教员之资格，或经检定合格者充之”。“蒙养园长及保姆之俸额及其他给予诸费，县知事依照国民学校教员之规定，参酌地方情形定之。”

（5）蒙养园的设备应设“游戏园、保育室、游戏室及其他必要诸室，室以平屋为宜。”设备包括“恩物、绘画、游戏用具、乐器、黑板、桌椅、钟表、寒暑表、暖房器及其他必要器具”。

可以看出，《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与《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相比，对于师资的规定上有所进步，提高了蒙养园保姆的资格，规定了其享有国民学校教员的资格和薪俸。

（二）《幼稚园课程标准》

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在陶行知、陈鹤琴的努力下，编订幼儿园课程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9月，大学院召开中小学课程委员会会议，会上确定中小学及幼稚园课程标准的科目及制定原则等问题。会后，陈鹤琴组织郑晓沧、张宗麟等人以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课程试验成果为基础，正式制定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1929年8月，陈鹤琴主持制定的《幼稚园课程标准草案》经由教育部（1928年10月大学院改回教育部）公布颁行，定名为《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1932年10月，教育部在对《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进行修订后，颁行了《幼稚园课程标准》。1936年7月，此标准经再次修订后重新颁发全国。

《幼稚园课程标准》全文分“幼稚教育总目标”“课程范围”“教育方法要点”三大部分。课程范围分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七个课目，基本上包含了鼓楼幼稚园课程试验中的科目。

《幼稚园课程标准》规定幼稚教育总目标为：

1.增进幼稚儿童身心的健康。

2.力谋幼稚儿童应有的快乐和幸福。

3.培养人生基本的优良习惯（包括身体、行为等各方面的习惯）。

4.协助家庭教养幼稚儿童，并谋家庭教育的改进。

《幼稚园课程标准》在“课程范围”部分每个科目下面列举了该科目的目标、内容提要和最低限度的要求。如“社会和自然”一项内容如下。

（1）目标。

（甲）引导对于自然环境和人民活动的观察和欣赏。

（乙）增进利用自然，满足生活，组织团体等的最初步的经验。

（丙）引导对于“人和社会自然的关系”的认识。

（丁）养成爱护自然物和卫生、乐群等的好习惯。

（2）内容提要。

（甲）关于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卫生方法，以及家庭、邻里、商铺、邮局、救火组织、公园、交通机关等社会组织的观察研究，与本地名胜古迹的游览。

（乙）日常礼仪的演习。

（丙）纪念日和节日（如元旦、国庆、总理忌辰诞辰、五九、五卅、儿童节以及其他令节）的研究举行。

（丁）身体各部的认识和简易卫生规律（如不吃担上的糖果，不吃杂食，食前必洗手，食后必洗脸，不随地便溺，不随地吐痰，不吃手，不用手挖耳揉眼，早睡早起，爱清洁等）的实践。

（戊）健康和清洁的检查。

（己）党旗，国旗、总理遗像等的认识。

（庚）习见的鸟、兽、虫、鱼、花草、树木和日、月、雨、雪、阴、晴、风、云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和研究。

（辛）月份、星期、日子和阴、晴、雨、雪等逐日天象的填记。

（壬）附近或本园内动植物的观察采集、并饲养或培植。

（癸）集会的演习（以培养公正、仁爱、和平的态度精神为主）。

（3）最低限度。

（甲）认识自己日常生活所用的主要衣、食、住、行各项物品。

（乙）略知家庭、邻里、商铺、工场、农田以及地方公共机关的作用。

（丙）知道四肢、五官的机能作用。

（丁）认识家禽、家畜及五种以上植物，并太阳、风、雨的作用。

（戊）认识总理遗像和党旗、国旗。

（己）对于师长、家长有相当的礼貌。

（庚）有爱好清洁的习惯。

《幼稚园课程标准》的第三部分“教育方法要点”共十七条，其主要内容为：规定将各科打成一片，实行课程（作业）中心制的设计教学；幼儿园各种作业可由儿童各从所好，自由活动，但是每日必有一次团体作业，故事、游戏、音乐、社会和自然大都可由教师引导，施行团体作业；教师是儿童活动中的把舵者、儿童问题的最后裁判者，教师须细微、全面地观察儿童并做记录；必须充分利用户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注意设备要合乎中国的国情，合乎当地社会情形，要适应儿童需要和不违背教育的意义等。

《幼稚园课程标准》是中国学前教育专家第一次在总结国内试验成果的基础上，从国情出发制定的学前教育规程。它的颁行标志着学前教育从初期的模仿抄袭中摆脱出来，向中国化学前教育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