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及著作

朱熹（1130—1200年），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逆翁，谥文，又称朱文公。祖籍婺源，出生于福建省尤溪县。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宋代集理学之大成者，世称朱子，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家境穷困，自小聪颖，19岁中进士，历高孝光宁四朝。22岁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后历任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知漳州、知潭州等地方官。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65岁高龄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然而由于朝中权力倾轧，仅仅40天后即被罢免，改任秘格修撰。朱熹回福建后，建竹林精舍，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庆元二年（1196年），当权派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为伪学。

朱熹一生专心于儒学，主要进行讲学和著书的工作。他曾经长期在福建武夷山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讲学，1191年，迁居建阳考亭，建竹林精舍，继续聚徒讲学，1194年精舍扩建改名为沧州精舍。在其任地方官期间，他积极发展地方教育。任同安县主簿时，积极整顿县学，成效显著。在知南康军时，主持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还亲自拟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知漳州时，首次刊刻后世经典“四书”，《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在知潭州时，主持修复岳麓书院，并利用闲暇，亲自到场讲学。

朱熹平生著述等身，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乐律、辨伪、自然科学等广泛领域。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白鹿洞书院揭示》《学校贡举私议》《读书之要》《小学》《童蒙须知》《近思录》，其中与儿童教育有关的著述便有近10种，其中最著名的是《小学》和《童蒙须知》。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三种共计121卷，《朱子语类》140卷。在朱熹丰富而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儿童教育理论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重大。

二、论儿童教育目的

朱熹把儿童教育称之为“小子之学”，他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以及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15岁之前为小学教育，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朱熹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岁而入小学，十有五岁而入大学，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朱文公文集》卷十五）

他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认为这是忘本逐末，他主张先引导人“明天理灭人欲”，再思入仕为官。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如此写道：“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

朱熹主张“明天理”，进行“五伦”的家庭教育，通过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加强家庭和社会凝聚力，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小学教育阶段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他指出：“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朱子语类》卷七）他认为小学教育不应只是举子教育及单纯的文字训练，还应该注重儿童的道德教育，培养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他将习惯的培养称为“事”，“事”是具体的日常生活准则，是相较于“理”而言的，“理”是指抽象的道德伦理学说。

三、论儿童教育的环境

朱熹十分重视教育环境对教育的影响作用。他十分赞同古人关于施行胎教的主张，他在《小学·立教》中引用《列女传》中关于胎教的理论论述道：“《列女传》曰，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过人矣。”与传统胎教既注重物质环境又注重人文环境的观点相比，他更注重人文环境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

朱熹从论证齐家、治国的关系中，阐明了家长在儿童教育中的教育职责：“所谓治国必先齐家，其子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大学章句》）

除了要求父母、长辈加强自身修养、发挥表率作用之外，还要求为婴幼儿慎择乳母。他认为，为幼儿选择好的老师应该从为幼儿谨慎选择好的乳母开始。乳母与婴幼儿接触的时间长，对婴幼儿有很大的影响，“乳母之教，所系尤切。”既然乳母的影响如此大，那么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乳母，才能对幼儿产生有益的影响呢？朱熹在《小学》一书中引用《礼记·内则》中的话，如此说道：“凡生子，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这既是他对乳母的要求，也是他期望儿童所应具有的品行。

教师对儿童的影响同样十分重要，不容忽视。朱熹承袭了孔子的身教思想，并进一步把对塾师的要求明细化，他所著的《童蒙须知》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蒙师须知”。同时，朱熹还强调要注意培养儿童辨别是非、结交益友的能力。他曾在《与长子受之》这封家信中教育儿子：“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他指出应近益友，远损友。那到底如何判定益友与损友呢，他在《训子从学帖》中说道：“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媚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

四、论儿童教育的内容

朱熹主张将传统封建礼教作为儿童教育的主要内容。他从经传史籍等古代著作中择选有关忠君、孝亲、事人、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编纂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德育教材。在《小学》中朱熹强调：“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有所以为修身、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三纲五常”是儿童教育最主要的内容，“三纲”中对儿童教育影响最深的即“父为子纲”，而“五常”则是儿童教育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

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较弱，因此，朱熹认为小学教育的内容应该“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力求浅近、具体。他认为，对儿童的教育不能一味讲大道理，幼儿无法理解，重要的是教他们怎么做。他提出“学其事”的思想，“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小学》）他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掌握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知识技能。因此，他在《小学》中说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大学章句序》中又说：“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希望儿童通过“学其事”，在实际活动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成为“圣贤坯璞”。[2]

朱熹制定的《童蒙须知》按照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要求，对儿童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童蒙教育的内容。“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考，当次第晓达。”在日常生活习惯方面，他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脱衣服，必整齐折叠箧中。勿令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洗浣。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要完洁”；“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百凡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元所”；“凡饮食之物，勿争较多少美恶”。而在学习习惯方面，则要求：“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摺”；“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童蒙须知》）

五、论儿童教育的方法

朱熹在儿童教育的方法上，主张先入为主，及早施教。他认为儿童“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儿童在幼年时期，知识和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还未定型，很容易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然而，如果儿童先一步接受了其他“异端邪说”，再教给他儒家的伦理道德就容易遭到抵触。因此，他主张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先入为主，及早施行，这样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小学》）

朱熹结合自身体验并总结多年的讲学经验，提出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是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过程，因此，他要求要严格地、不间断地对儿童进行道德行为习惯的训练。同时，他提出儿童的生活和学习能力都比较弱，道德观念和意志力比较差，为他们制定出一些简明的条文和准则，使其能够遵照实行，是非常有利于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的。他首创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使儿童的一切言行都有能够遵循的标准，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他制定了《童蒙须知》以及《训蒙斋规》来规范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以期使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另外，朱熹还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应力求生动、形象，激发儿童的兴趣，使儿童乐于接受和学习新知识，同时，还指出要将认知和实践结合起来，不可割裂，要做到“知行相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