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童发展生态系统理论
在诸多的儿童发展理论中，儿童发展生态系统理论从儿童与环境的动态相互作用机制出发理解儿童发展，对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具有重要的启示。布朗芬布伦纳指出，儿童实际上是嵌入在一个多层级的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系统，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系统、宏观系统；随着时间的推进，儿童、所处环境中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儿童是在与环境要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发展的，在微观系统中儿童与身边情境要素（尤其是人）的互动过程是驱动儿童发展的重要中介要素。[1][2]美国的ECERS系列量表可以看作儿童发展生态系统理论在托幼机构环境评价中的操作化应用的典范。ECERS-R构建了一个包含43个评价项目、指标众多的班级观察等级评分量表，从空间与设施、保育、语言推理、活动、互动、作息结构、家长与教师7个方面（子量表）对幼儿的班级生活、学习环境进行客观的观察和评价。[3]
（二）发展适宜性实践理论
美国幼儿教育协会于1987年首次提出“发展适宜性实践”的儿童早期教育理论和方法。后来历经两次修订，增加了“文化适宜性实践”（Cultur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CAP）的维度，仍然统称为“发展适宜性实践”[4]。发展适宜性实践是在儿童发展与学习以及关于儿童早期教育的有效实践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起来的一套早期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它指出教师应准确把握幼儿（作为个体以及作为群体一员）现有的发展水平（阶段），帮助每一位幼儿实现富有挑战性和可达到的学习目标。发展适宜性实践理论涉及三个核心的维度：认识幼儿的发展与学习（认识在每个年龄和发展阶段的典型特点是至关重要的，基于科学研究的知识能够帮助教师决定哪些经验对于儿童的发展和学习而言是最佳选择）；认识个体适宜性（通过持续观察幼儿的游戏及其与周边环境和他人的互动，教师能够了解每位儿童的兴趣、能力、成长进步，对个体幼儿的了解帮助教师在保育和教育的过程中把儿童当作独特的个体来对待）；认识文化的重要性（教师必须努力认识儿童的家庭，了解其价值观、期望以及影响其家庭和社区的因素，这些背景信息帮助教师为每一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有意义、有关联的重要学习经验）。[5]
发展适宜性实践理论是全美幼儿教育协会所有工作的基础，包括出版、培训项目、学术会议、托幼机构认证等。发展适宜性实践理论是美国早期教育领域最重要的指导性理论和方法，成为包括ECERS-R在内很多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工具的理论基础之一，也对世界其他各国的早期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认为，人类需求满足的迫切性和顺序性有一个从低级到更高级依次推进的过程。他把人类需求由低到高分成五个层级：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尊重（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马斯洛指出，人在一个时期，某一种需求会占主导地位，其他需求会处于相对从属地位。[6]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于理解托幼机构依据儿童需求的轻重缓急提供支持性教育服务、衡量特定指标，对于儿童发展和学习的价值、建构质量评价指标的层级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教育文化人类学
许多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在对世界各地不同族群文化的研究中涉及教育领域，并用极其生动的素材无可辩驳地证明特定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模式有其文化边界，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揭示了在萨摩亚的部落中儿童成长的历程与美国当代青少年的成长历程的不同是多么巨大而有趣，且美国当代社会的教育比起“原始的”萨摩亚部落并无显著的优势。[7]苏泊尔（Charles M.Super）与哈克内斯（Sara Harkness）使用“发展生态位”这一概念来分析影响儿童发展的文化结构，强调儿童的发展、抚养和教育与其所处的具体而复杂的文化情境须臾不可分割，抛开文化情境谈幼儿的发展和教育是不可取的。[8]托宾等时隔20年再度比较了美、中、日三种不同文化下的幼儿教育，发现三个国家的幼儿教育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和各自的特色，因为各自的文化传统对幼儿教育观念和实践有着潜隐且强大的制约作用。[9][10]托宾进而指出，特定社会的“质量标准”应当反映本土的文化价值和关切，并且不应跨越自身的边界强加于其他文化——无论通过何种途径。[11]文化人类学家的这些研究发现与发展心理学中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以及后来的社会建构主义不谋而合。正是基于这些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研究者深刻认识到，我们必须对以“拿来主义”的方式照搬国外（尤其是西方的）评价工具的做法保持谨慎批判的态度。融合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国际共通理解，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今天的核心价值观凝练中国的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观念，基于中国的国情和学前教育实际情境研制适切的质量衡量标准，这对研制中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工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