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石器时代青海大通县舞蹈彩陶盆

1.时代背景

青海大通县舞蹈彩陶盆属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彩陶文化也叫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距今约6000多年。出土的器物中包括玉器、骨器、石器和陶器，尤以彩陶最为突出，因此，仰韶文化一般也被称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出现于距今57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了三千多年的发展，有马家窑、半山、马厂等类型。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甘肃以及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衰落以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又延续发展了数百年，将彩陶文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马家窑文化以彩陶器为代表，器型丰富，图案绚丽，富于变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它不仅是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艺术的起源，其神奇辉煌的艺术魅力至今还在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2.作品介绍

1973年，考古学家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的一座马家窑类型墓葬中发掘出一个舞蹈彩陶盆，它为我们展示了大约5000年前舞蹈艺术的直观形象。舞蹈纹彩陶盆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泥质红陶，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陶盆大口微敛，卷唇鼓腹，下腹收束，小平底。口沿和外壁上部采用了一些简单的线条装饰，作为主要装饰的舞蹈纹画在内壁上部。陶盆的内壁上绘四圈平行带纹，平行带纹至口沿间，舞蹈纹共分三组，每组均有5人。人物头上有辫状饰物，下身有尾饰，手拉着手，踏歌而舞，舞蹈者的形象以单色平涂的手法绘成，造型极其简练明快。人物头饰与尾饰分别向左右方向飘起，增添了舞蹈的动感。每组两边的舞蹈者外侧手臂均画上两根线条，似柳枝迎风飘动，抑或表示手臂快速摆动的样子。舞蹈图不仅巧妙地反映出原始人的舞乐活动，也是直接而完整地表现人物活动最早的绘画作品之一（图5-1）。

图5-1 新石器时代 青海大通县舞蹈彩陶盆

对于舞蹈的内容，现在有各种看法。一些人认为这是原始鸟兽舞，《尚书·益稷》中所谓“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吕氏春秋·古乐》中所谓“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可能就是指这类鸟兽舞。古人们跳这种模仿鸟兽的舞蹈，不仅是欢庆狩猎的胜利，同时也是在传授狩猎技能和知识，激发斗志和勇气。不少人认为这是原始图腾舞，舞蹈者的头饰和尾饰正是用来装扮成该氏族崇拜的某种动物。此外，还有人认为这是原始祭祀舞或生殖崇拜舞。其实，舞蹈纹最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真实生动地再现出先民们群舞的热烈场面，还在于它形象地传达出他们生机勃勃的活力。

3.作品分析

我国西部新石器时代文化以历史悠久的彩陶为特征，从距今约8000年的最早彩陶的发现，彩陶经过了仰韶、马家窑、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漫长的文化岁月，延续了5000多年，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

这件彩陶盆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马家窑类型。马家窑文化以精致的陶器和流畅的花纹著称，但出土这样形象地反映原始社会舞乐活动的文物，在我国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

画面中舞者动作协调，踏着音乐节拍，舞姿轻盈，神态生动，造型优美。这件陶器的纹饰是画师经过精心构思的，代表了在5000年前的黄河边就有了类似的精神活动。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马家窑文化是一支与仰韶文化关系相当密切并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文化。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制陶业相当发达，尤其是彩陶出土的数量之多和彩陶花纹之繁复，是其他新石器时代彩陶无法比拟的，在造型和彩绘上又有独特的地方色彩。今天所见的马家窑彩陶，都不是传世之品，都来源于墓葬，而且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它是后代对去世的先辈的陪葬品，是虔诚之物、神秘之物、神圣之物。在绘制这些彩陶时，先民们必是怀着极其严肃、神圣和崇拜的心情。他们所画的每一笔线条都不是随意之作，而是寄托着他们的情思，表达着他们的理念。他们绘制的图案，反映着当时社会的现实和基本思潮，并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

二、商代司母戊方鼎

1.时代背景

在我国，考古学按生产工具的演进情况划分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正值石器时代与铁器时代之间，被称为“青铜时代”。

商朝是青铜时代中的第二个重要朝代，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时间。总的来说，商朝是处于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设置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奴隶主对奴隶既可以买卖，也可以随意杀死；奴隶主死后还要有奴隶殉葬，从商朝帝王显贵的陵墓中可以看到，殉葬的奴隶少则几十，多则上千。

在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前，商部落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部落，在黄河下游一带繁衍。商朝确立统治，就在亳（河南商丘）建都，后来在盘庚时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所以商朝一直也称作殷商。商朝的势力范围也大大超过了夏朝，考古学家从安阳的小屯村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说明殷商时代文字已经得到充分而广泛的应用，发展也比较成熟。汉字的结构在甲骨文中已经基本形成。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使我们对商朝的了解更为详细可靠。商朝对于天文天象的记载、干支计时法的运用等在甲骨文上有所反映。商朝的农业和畜牧、养殖业发展都比较快，尤其是手工业，青铜器的冶炼与制造都相当成熟，各种常用的器具和礼器、酒器都制作的十分精美。

2.作品介绍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又称司母戊大方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饰华丽，工艺高超（图5-2）。

图5-2 商 司母戊方鼎

司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75千克，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补上的），下有四根圆柱形足，四足中空，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虎口之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这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3.作品分析

此鼎器型庞大浑厚，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模浇铸的。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

司母戊鼎的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极具考古和历史文化价值。

三、商代四羊方尊

1.时代背景

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青铜器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之后经历了长达16世纪的青铜时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商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青铜器发展到鼎盛，大型器物迭见，花纹繁缛精致，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商代青铜器有很多腹中是素纹的，边沿是夔纹及草龙纹，或凸起来的人面纹，还有兽纹、角叶纹、蝉纹、枭纹等。商代青铜器花纹的另一特点是阴纹深而底平，花纹非常规矩有力。商代初期青铜器花纹粗糙而平纹多，多为薄胎铜器。中期模型铸造无缝，花纹非常细致，细回纹填空，有的细如鬃毛。而且商代青铜器的方圆、卣、簋、壶等，足内多是平底，有凸形网纹，网纹为菱形组合。铜器上多有铜钉，这是器物铸造后，用铜水补孔形成的。商代铜器也有用分铸法的，但较少。如器物上的耳、兽头，可先分别铸好，再放在铸器模上，在浇铸器体时铜水便会将其与器体连接成一个整体。商代青铜器中的酒器尤为发达，四羊方尊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件。

2.作品介绍

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属于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礼器，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千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5-3）。

图5-3 商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每个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其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羊头卷角，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缝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缝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宁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其出土的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绝大多数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考古学者认为，从造型与铸造特征方面看，四羊方尊是典型的商代青铜器。

“尊”是一种盛酒器，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尊”是常与“彝”并称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基本造型是侈口、高颈，圆腹或方腹、圈足较高。四羊方尊式的方形尊和觚式尊，共同特点是在器表的合缝处多饰有凸起的棱脊，且通身雕满了精密繁缛的云雷纹、兽面纹、蕉叶纹，整个器物给人以雄浑厚重之感。

3.作品分析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等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方尊中卷角羊的利用，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合缝处的长棱脊改善了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独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造型简洁，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

四、西周虢季子白盘

1.时代背景

西周朝始于文王，终于幽王，共13帝，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根据地。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沣水西岸。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商王帝辛一度将西伯昌(文王)囚于羑里。周臣用美女、珍宝进献商王，帝辛才放了西伯昌。西伯昌回到国内后，进一步加紧了伐商的准备。此时，商王朝政治腐败，内外矛盾空前尖锐。文王认为伐商条件已成熟，临终前嘱太子发（武王）积极准备伐商。武王即位以后，出兵伐纣。商纣王仓皇逃遁，在鹿台自焚而死，商朝遂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周王朝时代。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武王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国成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也起到拱卫的作用。

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商代又有发展。大量使用奴隶生产，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促使各种手工行业得到发展。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除王室控制的青铜作坊外，诸侯国也有自己的青铜作坊，青铜产品的数量更多，用途也更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青铜业的发展，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兴盛。文字的使用也更广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外，在大多数铜器上都铸刻有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最多的一件铸有499个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这些成就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所变化。

2.作品介绍

虢季子白盘，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器。器呈长方形，四面各有二兽首衔环，四足作矩形，饰环带纹。长130.2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虢季子白盘造型巨大，纹饰华美，是迄今所见最大的铜盘（图5-4）。盘为商至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水器，《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盘与匜配合使用。当时盥洗以匜倒水，用盘承接。盘的作用与现代的脸盆相近，匜则像一只瓢。贵族行礼仪时，往往用匜浇水洗手，用盘承之。

图5-4 西周 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

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文王之弟虢叔始封宝鸡，后东迁三门峡地域，虢季子白就是虢氏家族成员。宝鸡市东南是丰镐的西大门，三门峡境内有交通要塞函谷关和必经要津“茅津渡”，对于周王室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虢季子白的军功和虢氏家族所居之地看，西周初年的分封制，确实起到了“以藩屏周”的重要作用。此盘有铭文111字：“唯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庸武于武功，经维四方，薄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环子白，献俘于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麝，受飨。王曰白父，孔显有光。王赐乘马，是用佐王。口赐用弓，彤矢其央。口赐用戊，用变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记述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征伐北方民族的一次战争，杀死五百名敌人，活捉五十名俘虏，因有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铭文语言洗练，是研究西周政治、军事、青铜工艺的重要史料。铭文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

3.作品分析

虢季子白盘，是迄今所见最大的铜盘，纹饰华美，为青铜器中的瑰宝。虢季子白盘一向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它的金文排列方式与字形处理方式显然有别于其他西周铭文，却与东周后期战国吴楚文存在着某种相近的格局。例如，它非常注意每一文字的单独性。线条讲究清丽流畅的感觉，而字形却注重疏密避让，有些线条刻意拉长，造成动**的空间效果。造型的精练与细密，也使我们惊讶于西周金文中这样清丽秀逸的格调。

五、西汉长信宫灯

1.时代背景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到处出现割据势力，而刘邦和项羽也在这时崛起。他们找到了楚王的后代，立为楚怀王(后为楚义帝)，并且各自出兵，打算推翻秦朝统治。

刘邦听从谋士的安排，于公元前206年首先攻入秦都咸阳，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实现“先入关者为汉王”的约定而成汉王，但因自己的实力不及项羽，转而退军霸上。此后项羽渐握大权，他杀掉了义帝，自封为“西楚霸王”，凭借自己强大的武力进行统治，分封诸侯。他将刘邦封在蜀地，并将刘邦的国号定为汉。该年中国有两个年号：一是“汉王元年”；一是“西楚霸王元年”。不久，刘邦在自己的封地整顿军队开始进攻项羽，刘邦的军事才能虽然无法与项羽相比，但他善于使用人才，他重用萧何、张良、陈平等谋士为他效力，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不被项羽重用的将领韩信，正是韩信出色的军事才能使局面逆转。在最后的垓下战役中，刘邦赢了项羽，而项羽拒绝了属下东渡乌江卷土重来的建议之后，在乌江边自尽，为楚汉战争画上了句号。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国号汉。五月定都长安，西汉王朝诞生。

汉代漆器、丝织和陶瓷等都成为工艺美术史上值得重视的项目。汉代的工艺美术中，青铜器也占了一定的位置。壶是汉代青铜器的流行样式。一般的是朴素无饰，只鎏金。有些比较华丽的，有细如发丝的线刻的流云或人兽等纹饰。汉代也流行用青铜做成羊、驼、人等形状的灯和各种形状的香炉。有一种炉，通称为“博山炉”，上部做成山岳的样式，岭峦间有树木和野兽，其下承之以人形及盘。据记载，汉成帝时长安有巧匠丁缓，所作华美的作品中，就有紫金的香炉及雕镂奇禽异兽的九层金博山香炉。汉代青铜器中，铜镜也十分发达。

2.作品介绍

长信宫灯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公元前172年铸造，青铜鎏金制品，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灯最初的主人是阳信夷侯刘揭，后来刘揭之子“有罪国除”，此灯被没收进少府的“内者”(官名)，归长信宫所有，故又增加了“长信宫”字样的铭文以示宫灯易主。长信宫是皇太后居住的宫殿，文帝的皇后窦氏是刘胜的祖母，景帝时为皇太后，很有权势。后来窦太后又把此灯送给了家族中的一位叫窦绾的女子，窦绾将铜灯视为珍宝，死后就将灯随葬。

长信宫灯的形态为一年轻跣足宫女，跪坐在地，她面目端庄清秀，目光十分专注，头略向前倾斜，神情恭谨、小心翼翼，表现出一个下层年轻宫女所特有的神态。宫女左手持灯盘，右臂上举，袖口下垂成灯罩。

整件宫灯通高48厘米，重15.85千克。由头部、右臂、身躯、灯罩、灯盘、灯座6个部分铸造组成，头部和右臂可以组装拆卸，便于对灯具进行清洗。宫灯部分的灯盘分上下两部分，刻有“阳信家”铭文，可以转动以调整灯光的方向，嵌于灯盘沟槽上的弧形瓦状铜柄可以调整出光口的大小而来控制灯光的亮度。右手与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宫女铜像体内中空，其中空的右臂与衣袖形成铜灯灯罩，可以自由开合。燃烧的气体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沉积于宫女体内，不会大量散发到周围环境中。灯罩上方部分残留有少量蜡状残留物，推测宫灯内燃烧的物质是动物脂肪或蜡烛。宫灯表面没有过多的修饰物与复杂的花纹，在同时代的宫廷用具中显得较为朴素。

灯上刻铭文九处，共65字，内容包括灯的重量、容量、铸造时间和所有者等，如“长信尚浴，容一升少半升，重六斤，百八十九，今内者卧”。

3.作品分析

秦汉时期，传统的青铜工艺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辉，在手工艺中不再占有重要地位，转而向轻便、精巧和实用的生活用品和观赏艺术品方向发展。灯具是古代匠师们经常进行创作的用具之一，其装饰性雕刻最早出现于商朝。汉朝的工匠们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并加以创新，制作出很多传世精品，长信宫灯就是这一期间的著名作品。长久以来，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品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

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它设计精巧，结构合理，新颖别致，是一件实用和美观高度统一的工艺品。它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体的方法。考古学和冶金史的研究专家一致公认，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图5-5）。

图5-5 西汉 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造型优美，构造精巧，为汉代灯具中的杰作，体现了古代匠师的创造才能以及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从环保角度来分析，青铜灯具中绝大多数是燃油灯，当时的燃料主要是动物油脂，而且油脂和灯芯同在一个灯盘里面。虽然点灯时灯盘里面的油脂沿着灯芯慢慢上升到火焰里，但是仍然会有一些没完全燃烧的炭粒和燃烧后留下来的灰烬，随着油面的上升和热气挥发，造成室内烟雾到处弥漫，污染室内空气和环境。汉代的青铜灯具中，有一些在设计上就解决了如何消烟除尘，防止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一类灯具，称之为“灯”。灯的定名，是因为灯上装的弯性中空导烟管，带烟管的灯统称灯，灯又可简称为。灯上除了装有导烟管，灯的体腔都是中空，用以贮清水。长信宫灯就属于灯。

从器型结构来看，长信宫灯的结构非常科学，尺度适宜。汉代的灯具，有动物形和人物形，高度一般在20~50厘米。两汉的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贵族府邸，由于追求宏伟的气魄，外形庞大，室内空间就显得十分空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时期的人还保留着席地而坐的习俗。所谓坐，实如今日之跪，曲其足向后，以膝抵地、抵席，臀部依托在脚后跟上。体位下降了，所以一些常用的器物，如几、案、床、榻、灯具等都比较低矮。

据史料记载，汉魏的独坐式小榻高度一般只有12~18厘米，为了充分发挥灯具的照明功能，青铜灯具的尺度一般都偏小而适宜人的视觉空间。高度为48厘米的长信宫灯，在精致的灯座上面置有灯罩，灯光从一侧照出，与人们跪坐时眼睛的视线基本适宜。而现代立灯的高度，一般为146~180厘米，这是由现代人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此灯造型生动，在处理人与灯的关系时，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

长信宫灯造型为宫女跪坐，右臂自然举起，左臂伸向右方，手持灯盘；人体形态生动，神态端庄安详，衣纹疏密有致，简洁流畅。右臂下的灯盘点燃时，燃烧时产生的烟通过右臂被吸入中空的人体内，丝毫不影响人们对灯具的观赏，反而由于灯火的映照，增添了宫女形象的美丽，达到了使用与审美的高度统一。

从光学方面来分析，一是已有反射和聚光的装置——灯罩，特别是由灯罩的开合来调节灯光的亮度与照射角度，可见当时人们已注意到控制亮度的问题；二是设有烟道，这起着加强空气对流，使燃烧充分，增高温度，增大发光强度的作用。

汉代青铜灯具的装饰纹样多样化。灯具的装饰纹样主要有弦纹、瓦纹、连弧纹、三角纹、卷云纹、鳞纹、缠枝纹、卷草纹、兽面纹、龙纹、云兽纹、驾凤纹、鸟纹、鹿纹、蝉纹、猴纹、虎纹、兔纹、蛙纹、羚羊纹、羽人纹等。装饰手法则采用了当时铜器上比较普遍运用的漆彩绘、鎏金、透雕等。而长信宫灯运用以上纹式却并不多，线条极其简单，朴素典雅的宫女形象，通过通体鎏金的青铜灯体表现出来，神态悠然，朴实无华。

从宫灯的构造可以明显看出，早在汉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就已经意识到了环保问题，这比西方早几千年。从光学角度来看，汉代的人们已经掌握了调节光线明暗的简要方法，又把审美性、实用性和科学性和谐地统一起来。

长信宫灯既可作为实用的照明工具，又可作为精美的室内陈设，是汉代青铜灯具的典型代表，体现了中国古代灯具制造的巨大成就。

六、明《官帽椅》《明式黄花梨条桌》《明式小座屏风》

1.时代背景

明代家具工艺，是明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以前，高型家具已经逐渐普及，“小木作”的工艺水平也有所提高，中国古代家具的民族样式已大体形成。这些都为明式家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和工艺基础。进入明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生产的较大发展，商业发达，市场繁荣，对外贸易活跃，手工业的生产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历经200多年发展的明式家具，三个条件对其有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是良好的物质条件。优质的木材是木制家具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从盛产高级木材的南洋诸国运回大量的花梨、紫檀等家具材料，打开了从这些国家进口高级木材的通道。这为明式家具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明式家具的精品，大多是当时从南洋进口的花梨木、紫檀木、红木、铁力木等。其次，园林建筑的发展是明式家具发展的又一重要条件。明代，贵族、富豪修建园林成为一种时尚。私家园林的修建在苏州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些私家园林以建筑为主体，是住宅的一部分，也可以被看做住宅的延伸和扩大。大量的园林建筑需要大批的家具，可以说，明式家具是在明代至清代初期苏州园林建筑家具式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文人参与家具设计、木匠技艺精湛和木工工具的提高，也是明式家具发展的重要条件。明代许多私家园林的主人是能书善画的文人墨客，他们对家具有着高雅的见地和独特的审美标准，往往亲自参与园林内家具的设计，这对明式家具的发展及风格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明代和清初的文人文震亨、高濂、李渔等都对当时的园林和园林家具做过系统的研究，并亲自参与家具设计。苏州是明式家具的主要产地，苏州木匠的精湛工艺被誉为“苏做”。

2.作品介绍

明式家具有着十分实用的功能和科学的造型尺度。根据实用功能，明式家具可以分为六大类：坐具类，有杌、交杌、长方凳、条凳、梅花凳、官帽椅、灯挂椅、交椅、圈椅、禅椅、瓜墩、鼓墩等；几案类，有琴几、条几、炕几、方几、香几、茶几、书案、条案、平头案、翘头案、架几案、棋桌、八仙桌、月牙桌、三屉桌等；橱柜类，有闷户橱、连二橱、连三橱、书橱、竖柜、四件柜、六件柜、衣箱、药箱、百宝箱等；床榻类，有木榻、竹榻、凉床、暖床、架子床、拔步床等；台架类，有烛台、花台、衣架、镜架、面架、承足（脚踏）等；屏座类，有镜屏、插屏、围屏、座屏、炉座、瓶座等。

3.作品分析

官帽椅以其造型酷似古代官员的官帽而得名。官帽椅分南官帽椅和四出头式官帽椅两种。所谓四出头，实质就是靠背椅子的搭脑两端、左右扶手的前端出头，背板多为“S”型，而且多用一块整板制成。南官帽椅的特点是在椅背立柱和搭脑相接处作出软圆角，由立柱作榫头，横梁作榫窝的烟袋锅式做法。椅背有使用一整板做成“S”形，也有采用边框镶板做法，雕有图案，美观大方。明式黄花梨官帽椅，无论是搭脑、扶手、柱腿等的线形，都非常简洁、流畅、挺劲，优美而富有弹性和韵味（图5-6）。

图5-6 明式黄花梨官帽椅

条桌是明代最常见的家具。明式黄花梨条桌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桌腿采用“内翻马蹄式”（图5-7）。在明式家具的腿脚线形中，“内翻马蹄式”非常有代表性。这条从腿部延伸到脚足的变化微妙的线形，曲而不软，弹性十足，流畅而不失挺劲，柔婉而不失雄健，显示出家具线形独特的艺术魅力。明式家具全为榫卯结构，桌面与腿部的弧形连接，不仅丰富了线条的变化，也增强了桌子的牢固性。

图5-7 明式黄花梨条桌

座屏是带有底座而不能折叠的屏风。古时人们常用它作为主要座位后的屏障，借以显示高贵和尊严。后来人座屏多被放在室内的入口处，尤其是室内空间较大的建筑物内，进门常用大型的座屏作陈设，起遮掩视线的作用。座屏屏扇有三扇式、五扇式，也有独扇屏与底座可装可卸的。明式家具吸收了我国传统的雕镂和镶嵌装饰手法，这些适度的雕镂和镶嵌，疏密有致，简繁相宜，恰到好处。明式小座屏风的三个边部，采用了雕镂设计，显得轻灵精致，下边缘没有雕镂，则是为了加强底座的平稳性，底座横梁与边缘之间的花形空隙，既不破坏底座的敦厚与结实，又不让底座显得沉闷，选材与做工也极为精良（图5-8）。

图5-8 明式小座屏风

课后思考题：

1.何谓彩陶文化？

2.青铜器有哪些主要类型？

3.从环保功能的角度分析长信宫灯的特色。

4.明式家具的艺术特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