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视野不断发展，并向其他学科方向拓展。大众传播媒介和通俗文化批评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大众媒介对女性不平等的文化表现，成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主要视角。例如，对广告中所流露的性别陈规，女性读者阅读罗曼史小说产生的快感，女性观众对肥皂剧的讨论等。这些研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学者通常将这种尚未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的研究统称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1]

一、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研究视角

社会性别建构视角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主要方面。社会性别视角即以社会性别建构观点来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批评，社会性别视角的核心在于发现、批评和改造社会或文化中的性别歧视。

有研究者从社会性别观点总结了传播学研究中的问题：第一，在传播教育和科学研究高级职位中的女性的缺失。第二，科学常被用来说明性别偏见的“合理性”，如大众传播经典的“两级传播”理论研究和亲身影响研究中的女性样本被再现为容易被广告说服的“充满利益欲望的消费者”。第三，研究主题、理论和方法论带有男性偏见，常常漠视妇女问题。一向“奉行”客观性、价值中立或自由的科学界常常将男性特殊的经验表现为普遍有效的经验，而忽略了妇女的特殊经验，因此，科学原则本身值得反思。第四，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也促进了一些研究者对科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知识、一种情境知识，根植于它的实践者的社会经历之中。传播者、媒介内容、媒介、受众、效果五个方面总结了大众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2]

就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来看，大多数社会公众是从大众媒介中获取信息并娱乐生活的。事实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在大众媒介中获取关于自身社会性别的定义，即媒介成为社会性别建构的主要手段，出现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女性身份的定位。克里斯蒂娜·格莱德希尔的研究认为，女性主义研究“应当将广受鄙夷的大众文化形式与具体的文化消费环境相结合，并将其视为由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她同时认为，“只有如此，对女性电影和肥皂剧的女性主义分析才能跳出电影精神分析的窠臼，不再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男性的窥视，超越女性被征服、被孤立、被凌虐的身份立场。”[3]

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的身份建构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重要领域。杰姬·斯黛西在《凝视明星：好莱坞与女性窥探》的研究中做过一项调查，对一组年龄多居于60岁以上的工人阶级白人妇女进行了接受分析，这些人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都是狂热的电影迷。在通信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斯黛西将她们对电影的反应区分为逃避现实、身份认同和消费主义三种话语类型。其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就体现了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对社会性别建构的关注。斯黛西基于精神分析学说，将电影文本视为女性观众深受父权制利益压迫的产物，由此提出“身份认同”乃是女性同气连枝、携手对抗压迫的利器。不过斯黛西将分析的对象从电影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转移至影院中的女性观众身上，进而生成身份认同机制常有多种迥异的运作方式。从受访者的反馈中可以看出，女性观众往往持续不断地将电影明星视为权利的象征，后者胸有成竹、自信满满，观看她们的表演仿佛为日常生活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斯黛西的观点对大多数电影精神分析的普适主义论调提出了职责。经由细致的受众研究，“女性的观影行为理应被视为与好莱坞电影宰制性意义进行的协商，而非仅仅被动受制于后者的过程”。由此可见，基于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是好莱坞电影建构女性身份认同的潜在手段。

立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身份认同”视角，对女性杂志的媒介批评也有深入的探讨。研究者认为，女性杂志实际上建构了女性的社会身份。自18世纪晚期起，女性杂志始终是获得娱乐和建议的场所，女性杂志扮演着“生存指南”的角色，为女性读者提供各类生活建议，使之得以在父权制社会中生存。女性杂志通过提供娱乐和建议的方式来取悦读者。这个过程如《深掘女性杂志》一书的作者詹尼斯·文希普所指出的，杂志内容是围绕一系列“虚构”组织起来的，其中包括广告的视觉虚构以及与时尚、烹饪、家庭起居相关的内容。当然还有那些实实在在的虚构人物，如言情小说系列、五分钟故事等。此外，名人隐私和“世俗男女”的日常生活报道也在其内。上述种种殊途同归，都旨在将读者引入杂志所建构起来的世界，进而深陷消费主义的汪洋，于是，其结果是女人们“只能通过花钱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女性气质寻求确信，别无他途”。

此外，研究者还认为，女性杂志建构起来的“女性气质”实质是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与现实根本无关。女性杂志、文章广告、时尚信息、家居装饰、烹饪化妆等上述种种所竭力兜售的，乃是一种既成功且怡人的女性气质。只有采纳了某些建议，或购买了某些东西，才能成为更好的恋人、更好的母亲、更好的妻子以及更好的女人。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上述现状的问题在于其始终是围绕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女性个体而被建构起来的，完全置身于社会权利与文化结构的束缚与影响之外。而这种建构的手段就是那一本本迷人的女性杂志，这些杂志建构了人们脑海中女性的真实。女性杂志所提供的“个体性解决方案”往往是通过建构女性的“虚设集体”的方式实现的，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杂志的社论坚持用“我们”这个人称行文。文希普认为，由于女性“被意识形态束缚在相对无力的私人领域之内，对公共事务缺乏发言权，因此，她们亟待通过某些途径来实现表达或宣泄。”一系列不同的“虚构”之所以能够连为一体，在于它们都展示了人类在情感领域而非物质领域所获取的成功。这一点对维系女性杂志的“想象共同体”至关重要，因为从情感领域到物质领域的转变有可能带来阶级、性别、族裔或“种族”的分裂危险。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者约克·赫米斯的《解读女性杂志》一书以对前辈女权主义学者所做的女性杂志研究的综述开篇写道：“我始终有种强烈的感觉，即女权主义的抗争应当以赢得尊敬为最终目标。或许正因如此，前人所做的绝大多数女性杂志研究都令我感觉极不舒服。这些研究仅仅表达了对女性杂志读者的‘关注’而非‘尊敬’。”因此，赫米斯指出，上述研究方法（称之为“现代主义的女权主义”）源自一种将女权主义学者视为“预言家和驱魔者”的媒介批评形式。她解释道：“采用现代话语的女权主义者潜在地认为自己的使命在于让那些无力看清女性杂志等媒介文本之危害性的芸芸众生开窍。她们需要被启蒙，需要优质的女权主义将自身从虚假一时的泥淖中解救出来，从此远离女性杂志，过上毫无欺骗的生活。只有在这种生活里，女性才能得到幸福。”赫米斯认为，女性杂志不断塑造的女性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策略。

赫米斯研究的独创性体现在她与旧式女权主义文化分析的彻底决裂。以往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必须确定文本自身存在着一个可感可触的意义，再去分析受众如何通过阅读文本来将这一意义生产出来。而赫米斯则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读者通过种种解读策略来为女性杂志赋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行为是独立于文本之外的。读者在梦幻和想象‘新的’自我之中建构出新的文本，这意味着包括女性杂志研究在内的‘类型研究’可以完全建立在解读行为分析的基础之上，而全然不必考虑文本的（叙事）结构或内容”。此外，赫米斯还反对关于女性与消费关系的主流理论。她所提出的“解读策略”理论拒绝将女性阅读杂志的行为不加拒绝地视为获取权利的象征。相反，她声称，我们应当仅仅将对女性杂志的消费理解为女性“获取权利的短暂瞬间”。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也成为新的学术动向。1978年，美国女性传播学者塔奇曼与他人主编出版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论文集，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正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也标志着女性主义媒介批评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学科领域。

二、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发展阶段

总体来看，自诞生以来，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经历了形象研究、文本研究再到文化研究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累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伴随各国研究者的努力，也不断累积新的研究成果。在介绍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发展三个研究阶段的同时，也论及促成研究转型背后的方法论转变和理论思潮转变问题。

（一）形象研究阶段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形象研究阶段，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关注大众传播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其理论的关键词是“刻板形象”。

这一阶段的研究者认为，媒体倾向于较少、较低地呈现女性形象，且这些女性形象表现出“类型化”的特征。以Betty Friedan于 1963年出版的《The Feminine Mystique》的奠基之作开始，到1977年Kathryn Weibel出版的 《Mirror Mirror：Images of Women Reflected in Popular Culture》，都认为女性在小说、电视、电影、女性杂志和杂志广告等媒体中呈现的刻板形象基本上都是家庭主妇的、被动的、身心健康的、美丽的女性形象。由Gaye Tuchman、Arlene Daplan Daniels and James Benet三人合编于1978年出版的《Hearth and Home：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也收录多篇各媒体领域中的女性刻板形象。其中收录了Tuchman 非常重要的文章《The Symbolic Annihilation of Women by the Mass Media》，文章强烈指责了大众传播媒介对女性的扭曲与歧视。该研究重点讨论了报纸、电视、杂志等的性别刻板形象，采取了内容分析的量化研究方式，呈现女性形象被贬抑的数据，但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质化分析。

刻板形象的研究从最初到现在一直在持续进行。在早期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中，广告被认为是社会与性别歧视神话最明显可见与持续的证据。Gunter在1995年整理的许多实证研究内容中发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电视广告具有强烈的刻板印象：有近四分之三女性出现于厨房和卧室产品广告中，女人出现在家中的频率比男人多出两倍，当女性出现在工作场合时，她们通常是男性的助手。20世纪70年代晚期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发现，此种趋势仍继续持续着，男人通常出现于工作场合，而女人则是家中的主妇或母亲。然而，渐渐地男人也以丈夫或父亲的角色出现在家中，女性的职业范围也逐渐增加。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广告开始采用“忙碌的职业女性”这样的概念，但这些女性仍必须要在家中煮饭与处理杂务。20世纪90年代初，Cumberbatch研究英国电视黄金时段的500则广告，发现广告中男性出现于烹饪的次数首次多于女性，但这多发生在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殊场合。

温乃楠于2008年通过对中央电视台一套综合频道中半年来的广告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传统上被认为主要由男性扮演的形象，如“权威/专家”、“老板/经理/领导”，女性作为主要形象出现的比例仍然很小，约为4%；而女性扮演的“母亲/妻子/女儿”、“家庭主妇”、“美女”、“其他类型从属形象”等形象仍占女性形象总体的一大部分，约为80%。可见，女性形象出现在广告中，大多扮演的是家庭领域内的、辅助的、从属的、点缀的角色。[4]范竞文在2006年对电视广告的研究中也有类似发现：女性主角在职业角色上的比例偏低，而其中又以专门及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最高，而男性主角的职业角色比例偏高，并且以主管及监督人员的比例最高，由此可知，两性在职业角色上的性别刻板印象十分明显。

女性身体也是媒体在呈现女性议题时不可忽视的面向，根据研究者Dittmar和Howard在2004年的研究发现，在电视、广告及其他流行媒体中出现的众多模特中，约有20%低于理想体重，属于神经性厌食症的范畴。而诸多研究已经证明，反复接触超瘦模特的媒体信息会加强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并引起饮食紊乱。各国关于刻板形象研究的发现都很相似，Gallagher 在1980年和1985年综合相关的研究发现，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政治制度下，女性都在传播内容上和媒介产制过程中受到歧视，或局限于传统角色与价值。

（二）文本分析研究

在以刻板形象为特征的研究中，惯常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定量的内容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形象分析的研究结果在各个国家、各种媒体中都极其相似，研究停留在表面，难以继续深入下去。基于此，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开始转向，从对女性形象出现频率及其角色类型的分析转移到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上。结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启发了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因为结构主义理论能够使得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深入到文本的深层，探寻其意义建构背后的深层意识形态。

在这一阶段，研究者开始对以女性为接受对象的媒体或节目类型进行研究，研究者们认识到文本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企图，需要批评的已经不仅仅是表面被扭曲的女性形象，而是整个文本中蕴藏着的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总体上看，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应当揭示被文本编码的、深层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采用语义学分析方法，在语义学中，任何事物都被看成是一个符号。在文本的建构中，不同的符号表达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文本倾向于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服务，倾向于把自己建构为封闭的文本。[5]

图14-2 雅克·拉康

这一针对文本中意识形态的研究转向，主要是源自结构主义的理论传统，深入到文本的深层探寻其意义背后社会的权力结构运作，包括资本主义、统治霸权和意识形态运作等。同时也结合了心理分析对父权结构的研究，尤其是拉康（图14-2）从象征秩序的观点解释父权社会权力如何建构主体认同；罗拉·莫薇应用心理分析理论说明电影如何达成父权欲望掌控的男性凝视机制以及唯物主义的心理分析学者Nancy Chodorow将女性主义研究与精神分析相结合而提出的“母性的再制”等观点。这些研究都提出了如何分析社会性别再现的深层结构的主要理论依据和方法。

除了少数历史性的分析外，这一阶段的研究多半是以符号学个别文本诠释的方式进行的。例如，麦克罗比对英国流行的少女杂志《杰基》所做的分析非常著名。她深受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把《杰基》视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符号系统，即为少女们日后的妻子和母亲角色进行定位。麦克罗比运用语义学方法详细地分析了构成女性青少年意识形态的四种主要代码，即浪漫代码、个人生活代码、时尚和美丽代码、音乐代码等。这四种代码倾向于把文本建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以灌输主导意识形态。尽管麦克罗比认为主导意识形态不会完全按照期望的那样发挥作用，有可能遭到读者的破坏和新的解释，但显然，主导意识形态力量的强大是不容置疑和不可颠覆的。[6]Macdonald 曾在其所著《再现女性》中归纳出“以男性为中心”的媒体在20世纪所塑造的关乎女性意象的“迷思”。第一种迷思是“女性是神秘不可测而善变的”，在此迷思下，女性的意象被填充了两种状似矛盾的男性想象，若非完美无瑕的“女神”，就是能吞噬男性的“怪物”，女性在这种神话下被迫抽离其历史与社会的脉络，而被神秘不可测、谜样甚至致命的意象所取代。第二种迷思是“女性都是有母爱天性的”，在此迷思下，所有女性都被认为具有照顾他人的天性，对家庭、子女无私奉献。第三种迷思是女性拥有并享有自主的性欲，然而这种带有解放妇女束缚意味的迷思却很快被商品化，成为另一种被消费的神话。第四种是有关“理想女体”的迷思。在此迷思之下，女性的身体，特别是西方的、白种的、年轻的、苗条的女体，成为一种美学的参考对象，而女性相关的媒体，特别是女性杂志，则更透过这一迷思来塑造意义与打造认同。

媒介与女性美貌迷思的研究向来是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同样经历了从量化分析到质化分析的转折。张锦华在2002年出版的《女为悦己者“瘦”——媒介效果与主体研究》中，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发现，在“美貌”与“自主”的呼唤下，瘦身广告更大量夸赞其“医学科技和仪器设备”的效果。假借科技知识诊断女性身体为“病态”或“不美”，夸大科技知识及设备的权威、效率、容易读等，骨子里却结合父权观点的美貌迷思、贬抑及丑化不符合男性审美的女体形象、制造深层的美貌焦虑、更让整个社会开始迷恋纤瘦的女体，甚至任意批判、歧视别人的身体，忽略对个人体型差异以及健康愉悦的尊重。[7]

还有学者研究创刊25年之久的《妇女杂志》，重点考察该杂志报道的主题及传达的两性价值和形象，探究女性杂志和女性价值变迁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在两性价值方面，《妇女杂志》中所传达的女性价值朝向自由多元的方向发展，鼓励女性做有主见的人，但在男性价值方面，仍偏向传统的价值，和根深蒂固的男性形象相符合。从社会背景变迁和《妇女杂志》的报导内容来看，在1970年以前，《妇女杂志》偏向扮演社会变迁的促动者，从1971年始，和社会变迁的时间差距拉近，反映者和强化者的角色开始突显出来，但因时间不易明确划分，促动者的角色也不能去除。从《妇女杂志》的报导内容来看，在1970年以前，父权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但自1971年开始，女性角色日益多元化，两性关系也朝平等方向发展，显示父权意识形态的威力已逐年减低。[8]

大陆地区学者近些年在文本分析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增长。兰璐希在针对国内大型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的文本分析中发现，这档节目虽然在形式上一改过去电视节目中女性处于“被看”位置，充当男性审美对象的境况，将女性置于评判席，并且数量上大大超过男性。男性成为被品头论足者，女性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动和权威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男性的身份地位，也使得这档节目备受关注，并在去年创造了连续12周全国卫视收视总冠军和亚军的好成绩。[9]但研究者也指出，“女性从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她在充当评判对象的同时，自己也成为被看的一员，而男嘉宾的选择情况也反映给了各位女性。所以这种表面上的不对等并没有反映本质，女性被观赏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女性依靠男性来评判自身的方式也没有改变”。不论对于场上男嘉宾而言，还是场内摄影师选取镜头传达给电视机前观众的影像，最具自主权的环节——选择“心动女生”都是优先选择面容姣好、身材性感的女性。所以，通过摄像机这一双特殊的眼睛，男性既满足了对女性的观赏，又将男性的审美观反射给女性，使女性按照男性的意识需求去规范自身，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最终，节目依旧满足的是男性的需求，只不过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将其观点展现出来。掌握主动权的是在节目形式内容背后隐藏着的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作者还指出，之所以有这样的节目形式，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对市场利益的追逐，节目主创希望既能在表面上营造出女性能够掌控男性，又不触碰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主流与现实。

虽然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学者费尽心思揭露媒介文本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的企图，但却无法得到普通女性受众的认同，也无法阻止她们消费女性文化产品。文本分析中对文本的过度依赖和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关注使研究者们反省过去的研究取向。研究者们开始逐渐认识到，意义必须是在文本与读者的互动中产生的，因此不少学者站在受众的角度，开始以质化的、民族志法的研究方式对女性受众进行人类学的经验式研究。

（三）文化研究阶段

新阶段的女性主义研究受到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现象。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

文化研究学派从文本—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立，按照该学派代表人物霍尔在其著作《编码/解码》中提出的，讯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统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发生，而有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因此与早期的刻板形象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中的受众被置于被动消极的位置不同，在文化研究学派中，受众被认为是积极的、活跃的，具有自主诠释能力的。并且研究者们具体考察两方面的情况，即受众如何解读文本以及受众如何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接受文本。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因此，也有研究者将其称为“解释研究”。

在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文化研究阶段，研究者结合质性研究的传统，采用深入访谈方法，援引现象学、象征互动论、人类学研究、诠释学、扎根理论等方法论基础，形成了多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通过对女性受众的焦点访谈与个别深度访谈，分析女性受众对女性意识广告的解读。研究者总结了激励与宣泄、拒绝与解构、认同与矛盾三种主要解读类型。激励式的解读策略是指广告中的影响被受访者诠释为一种可以追求的理想及自我对于广告中主角形象、故事内容或女性意识诉求的欣赏。广告诉求是广告代言人激励她们往那样的目标前进。拒绝与解构的批判式诠释则是受众明白地批评广告再现的人为或非真实性的特征。她们“拒绝”从广告媒体中所察觉到的商业动机或资本主义逻辑，解构从广告文本中所解读到的“错误”意识形态，将个人先前的文化知识带入诠释分析广告策略生产所隐藏的经济动机、商业意图以及父权意识形态或主流社会价值，作者还在其中细分出八种面向类型。

而认同与矛盾解读策略指的是受众在她们的自我认同、个人实践以及广告呈现的影像和概念之间，进行协商解读的两种不同的互动方式。认同包括符号式的认同与个性化的认同，而矛盾是指阅听人在解读广告的过程中，显露出他在各项核心/延伸、主要/次要甚至相互冲突的认同之间持续摇摆的情形以及受访者在自我觉知、广告文本与其他社会文化等种种竞争论述的意识形态内进行辩证的一种策略，并依此延伸到个人实践层面上的困境或限制。[10]

正是因为多数女性受众对肥皂剧的喜爱，肥皂剧的收视研究在这一阶段对女性受众的解读分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林芳玫在1996年更针对电视剧《阿信》一剧做观众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年长女性对父权社会规范抱持着顺从态度，但并非消极宿命似的屈服，而是真正参与实践，而年轻女性对传统父权更具批判意识，对文本所呈现出的宰制意识做出了抗拒式解读。[11]

此外，关于女性阅读的媒介批评也有所探究。Redway的《Reading the Romance》结合文本和受众分析，研究女性阅读罗曼史小说的动机。阅读罗曼史小说的乐趣不仅因为故事吸引人，也是妇女用来逃避的方式，拿起小说来看意味着暂时脱离家人的使唤，制造全然自主的女性时空。同时，Redway使用心理分析理论说明，罗曼史小说也可满足人们的特殊欲望，即在父权体制下，妇女是爱的提供者，却鲜少被照顾和呵护，于是在罗曼史小说中，男主角成为一种感情的替代。

三、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方法分析

在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三种类型中包含不同的研究方法，分别是行为主义、批判理论和解释取向的文化研究。虽然形象研究与文本分析都重在探讨女性角色如何在媒介呈现中受到扭曲与歧视，但是方法论上仍延续行为主义经典研究，选择可观察的量化研究模式，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对讯息的类别或频数加以测量。

探讨女性主义传播研究法论的著作是由Kathryn Carter & Carole Spizack主编并于1989年出版的《研究女性传播：理论与方法的观点》。作者批判了“男性主流”传播研究的基本假设，并引用心理分析、现象学和质化研究等观点，指出既有研究视野的局限和缺失，并重新界定传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种对方法论的转变要求实际上是对研究中女性个人经验而非量化的普遍资料的重视，同时还强调，相关研究过程应重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从诠释的角度认识个人经验，并研究个人经验。因此，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者开始使用文本研究方法，以结构主义观点，深入文本符号的底层，解析深层权力的运作，将个别现象视为结构决定或影响的表征，认为媒体中的性别符号其实受制于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

而到了文化研究阶段，其所依据的方法论又再度离开了批判理论的主要脉络，研究者开始反省早前那种不关注受众解读经验，或者将受众与文本关系简单化的方法论，采用深入访谈方法，援引现象学、象征互动论、人类学研究、诠释学、扎根理论等方法论基础，来处理“人们自己如何诠释自己的生活意义与行为”问题。荷兰学者凡·祖仑将之称为“解释研究”，其方法论上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2]

第一，研究的对象。质性研究典范中基于现象学、象征互动等理论，将人看成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积极的个体，认为意义来自人与生活及社会情境的互动。基于此，要了解女性的经验就应深入访谈或参与观察，探究女性的个体经验，其情境意义为何，女性如何主动解读文本意义，女性的行动如何成为社会互动的一环等。虽然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大多不否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但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权力情境的一环，其运作仍必须依据主体的行动诠释。因此，了解女性主体本身的意义赋予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传播学者Keller与Hawkins通过男性价值和女性价值比喻不同研究方法论中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所谓的科学研究其实具有男性认同的特征，男性从小与母亲差异的认同导致疏离的人际关系，因此发展出“静态”的客观概念，认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可以维持一种严格中立而互不影响的关系；而女性与母亲的亲密认同使得女性之间具有强烈的共同感，而这份共同感不但不应视为研究的缺点，相反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分享其实具有增进了解的功能，主观经验呈现的沟通也应视为有意义、有洞见的知识。因此，文化研究阶段较能重视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并且认为这样的互动其实具有互相赋权的能量，对女性意识的提升具有正面效果。

第三，女性主体认同。解释取向的研究并非与文本分析中批判取向的研究大相径庭，大多数研究者都企图兼顾诠释过程中的社会权力运作，无论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解释父权社会所造成的性别认同差异，还是分析受众解读中所援引的社会规范，都同样显示女性主义研究的一贯目标，就是以解释压迫与寻求解放为最终关怀。在揭示媒介表面或隐藏的性别歧视与压迫现象和关照女性读者的传播与解读经验中，可发现女性性别歧视不仅存在于媒介文本中，同时在媒介大环境的就业政策和营销推广政策中也都能看得出来。除了以上大的研究分类之外，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也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更加丰富的、与女性主义传播实践紧密相关的议题。

在媒介与现实影响的批评方面，国内关于在媒介行业中女性传媒工作者中的现实生态问题研究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传播学者刘利群比较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女性传媒工作者在实践上、理论上和角色认同上所面临的困境，她的探讨颇能引起传播业界和理论界的思考。[13]刘丹的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大为增加，但是这也不代表着女性在媒介生态中的处境乐观。因为，尽管女性在媒介从业总人数中占40%，但是，在决策层中的比例却不到10%。大部分的女性在媒体单位中主要服务于“软新闻”领域。总结种种关于女性在媒体行业中的现况之后，最终还是得出女性新闻工作者被“边缘化”的结论。[14]

此外，女性运动与媒介之间的互动也是研究的主题。学者Bernadette通过历史研究，在更广大的时空背景下，呈现出新闻媒介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对话。伴随着女性运动在美国社会的发展，当支持女性主义的记者撰写与女性主义议题相关的新闻时，她也会受到女性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媒介政策两种具有冲突性的观念和原则的双重影响。因为内化于新闻记者职业素养中的专业主义要求更多是含有商业化、自由主义以及男性主义取向的，这将会对它们关于女性主义的新闻选择、新闻生产带来限制。[15]与此同时，这些新闻工作者也在女性主义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为女性主义在媒体上争取了更多发言权，推动着现实中女性地位的提升和改善。自身的地位也随着社会对女性的认识转变而发生积极改变。

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尚需进一步探究。首先，多数还是基于文本分析的研究范式，媒介批评研究还需要在文化工业的生产、制作和营销模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在文本分析阶段，运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等方法，探讨文本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但是，有关媒介中女性歧视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上，还需要结合认知心理学和框架理论等理论模式，从而分析受众如何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再次，要解决媒介中存在的女性歧视，就应该影响到现实层面，推动相关现实制度的改变。因此，对于女性主义传播制度的批评研究十分必要。最后，国内现有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大多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讨论和揭示在媒体的实践中存在的女性歧视现象。但是，有关女性受众的媒介使用，女性媒介使用与文本的互动以及与社会经验的互动的批评研究等领域需要不断强化。

思考与练习

一、名词解释

1.社会性别

2.女性主义

3.女性主义批评

二、简述题

1.简述社会性别理论的主要观点。

2.简述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

3.简述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主要视角。

4.简述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发展阶段。

三、案例分析

阅读文本材料《女权主义者对性别平等的误读》，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3日，试使用相关媒介研究理论进行分析，思考媒介如何建构了女性主义。讨论：媒介是否有明显的性别观念？媒介对人们认识和了解世界有无影响？假如没有大众传播媒介，您如何了解现实社会？

四、课堂练习

对同学进行一次访谈，了解“女性”的媒介使用有什么特点？与男性比较有什么不同？并将访谈结果整理出来，撰写研究报告。

[1] 蔡骐：《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初探》，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3）。

[2] 卜卫：《媒介与性别》，3页、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 ［英］克里斯蒂娜·格莱德希尔：《文类与性别：肥皂剧个案分析》，见［英］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3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温乃楠：《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问题研究》，大连，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5] 刘胜枝：《西方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述评》，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6] Mcrobbiej，An ideology of adolescent femininity，London：Croom Helm，1982.

[7] 张锦华：《女为悦己者“瘦”——媒介效果与主体研究》，台北，台湾正中书局，2002。

[8] 赖珮如：《女性杂志与女性价值变迁相关性之探析》，台北，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4。

[9] 兰璐希：《电视交友类节目中的男权中心现象——以〈非诚勿扰〉为例》，载《现代商业》，2010（20）。

[10] 范竞文：《女性阅听人对具女性意识广告之解读研究》，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1] 林芳玫：《女性与媒体再现：女性主义与社会建构的观点》，170页～182页，台北，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1996。

[12] Zoonen，Liesbet Van，Feminism Media Studies，Lodon：Sage，1994，p.135.

[13] 刘利群：《媒体职业女性的困境》，载《妇女研究论丛》，2003（2）。

[14] 刘丹：《大陆女性在媒介行业中的现实生态》，载《新闻爱好者》，2011（2）。

[15] Bernadette Barker-Plummer，News and Media：A Historical Dialogue，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vol.12，No.3，2010，pp.144-146，19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