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化批评研究中，社会性别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但仍有争议的核心概念。人类性别一般分为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前者是从生物学意义上展开的，但是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总是被人为地划分到社会文化层面，从而形成某一历史阶段和某文化区域中相对固定的性别特征。而性属或社会性别就是对人类性别从社会文化层面进行的界定，旨在对社会文化的规定性、对其所赋予的人类性别特征和性别化的过程进行考察，其核心在于对性别的社会化过程的探究。

一、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不同，性别是指男女在生物学上的差异，社会性别则指在社会文化适应中形成的男女角色、性格、地位、行为特征等方面的差异。[1]简言之，社会性别指基于自然性别的差异而被社会按照不同方式进行建构的性别。社会性别不仅是一个词汇，还由此派生出一套分析的范畴和研究的方法，包括社会性别意识、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分析和社会性别理论等。[2]社会性别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每个人都有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源于社会建构，社会性别规范人的行为，决定了人的社会角色和行为特征。

英文gender一词本身的含义一是指心理学所特指的性，二是指语法学上词汇的性。该词在人文社会学科中被借用，在于和原有的生理学层面上的sex相区别，即“在社会文化差异，而非生物学参照中特指男女性的状态”[3]，因此，性属“是指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建构”。[4]一般而言，学术界用sex指涉生理意义上的自然性别，而用gender指涉文化意义上的社会性别。[5]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由此引入并发展了“社会性别”概念，使之成为一种分析的范畴、方法和框架，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6]对于gender，中国学界将其译为“性别”和“社会性别”两种[7]，但大多数学者将其翻译为“社会性别”，并认为在性的问题的研究方面，要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关系来分析现存的文化观念，而不能用现在的概念、现存的观念来进行表述。[8]目前，中国的政治、学术、妇女界等各个领域绝大多数采用“社会性别”的中文译法。

社会性别概念及其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后半期西方社会运动和思潮所引发的对既定概念系统进行反思和质疑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因此，社会性别研究与20世纪后期兴起的以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标志的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同性恋以及族群研究等有直接的联系。就其理论基础来看，社会建构论是社会性别理论的渊源。波伏娃（图14-1）指出，“不论是历史现实还是事物本性，实际上都不是一次性给定的，因而不是固定不变的。”[9]社会建构论首先批判了把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等同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一个女人，出生时在生理性别上是女性，因此，就必然应该拥有女性的社会性别特征，如母性、柔弱性、依赖性等。社会建构论的出现，打破了二者之间联系的固定性和必然性，即人所存在的社会性别特征与人的生理性别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是无关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波伏娃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社会性别的社会性大于生理性，对社会性别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图14-1 西蒙娜·德·波伏娃

由此，基于话语和社会双重力量所建构的社会性别研究，其理论基础是，人类个体总是在社会历史时段中存在的，其自然性别所拥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并不仅仅是自然性别或生理特征的外在表现或生理的必然附加物，而是该个体在具体的历史时段中，在某种社会文化支配性观念的作用下，在社会和话语文本中被建构起来的。福柯则将社会性别与其权力分析相联系，福柯认为，就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关系看，性别不是天生的，男人之所以为男人，女人之所以为女人，是与权力共存共变的。他认为性别在两分的本质主义，如男人/女人、阴性/阳性等的区别中是原因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话语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这个产物不单单是社会压制的，而且是通过自身规训的产物。尽管在父系权力的基础上，或者说在男性话语霸权上，女性气质的建构构成了如今女性分析的核心，但在社会环境下的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塑造的具体过程往往成为这些分析的一个盲点。故此，作为社会活动的传播活动和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性别建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女性主义批评

在争取女性权利和社会地位、妇女解放运动推动及社会性别研究等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成为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的文化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观点认为，西方文明是以男性为中心，由男性控制的，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在家庭、宗教、政治、经济、教育、法律、文艺等社会所有领域中，妇女都受到男性的压制和排斥。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男女性别差异不仅是由生理决定的，也是由父权制社会决定的。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学经典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充斥着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主张对以男性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和社会进行批判，在社会各个领域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还主张发展一套女性诗学，建构一套女性批评话语。

女性主义有激进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及西尔维娅·沃尔比所言的“双重系统理论”等。不同流派都从特定的角度解释女性所受的社会压迫，并根据不同的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激进女权主义认为造成女性受压迫的首恶是父权制，在这一社会系统内，男性群体将自己的权利凌驾于女性群体之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则是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认为男性统治女性只不过是资本统治劳动力的结果。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与前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未将问题归咎于任何制度——父权制或资本主义制度——而倾向于在具体形式中有意无意地将女性排除于特定生活领域之外等。“双重系统理论”体现了激进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融合，指出女性所受压迫乃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互相勾结的产物。在现实发展中，女权主义流派不仅仅有以上四种，还包括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精神分析、社会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流派。

女性主义不仅是学术文本与行为实践的集合，而且是一种从本质上关注女性受压迫的地位、为女性争取社会权利的政治运动和思想工具。非裔美国批评家洛里亚·沃特金斯认为，作为一种自我改造的隐喻，“获得发言权”对于那些从未在公众面前发表过言论的女性群体而言至关重要。女性第一次拥有了说话和写作的权利。尽管女性主义对“发言权”的关注有时过于迂腐，但对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女性而言，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抵抗行为。争取发言权的过程既是一种自我改造的积极行动，又是将自身从客体变为主体的必由之路，因为只有主体才有发言的权利。

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两次**。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女性主义运动，女性要求享有人的完整权利，向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挑战，向所有造成女性无自主性、附属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权力结构、法律和习俗挑战。不同的是，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所以也叫做女权运动。而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认为当时女性虽已拥有教育权、工作权和选举权，但是表面的平等掩盖了实际的不平等。

女性主义批评研究作为正式的研究领域，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与美国。人们一般都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对女性主义这一学科的建立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女性主义主张各异，除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批评理论之外，还有其他不同流派和分支。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理性、公正、机会均等和选择的自由。首先，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早期代表思想是提倡理性。这一理论依据人们具有同等的理性潜能这一假设，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其次，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十分看重公正和机会均等，认为女性的地位受到习俗法的限制，限制了女性对社会的参与。解决途径是通过教育和经济制度的改善，争取平等的机会。对女性教育权的关注是他们的一大特征。最后，反对强调两性间的性别差异，而非常强调男女两性之间的相似性。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的基本观点，是把对女性的压迫视为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它的目的就是结束这一统治。他们最主要的理论建树是创造了男权制理论。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和男性利益相对立，这一利益使女性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不论阶级与种族，共同为女性的解放而斗争。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公共领域，也存在于私人领域，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男性统治的工具。

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运动中活跃的另一流派。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和资本主义问题。在平等和公正的争论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站在平等一边的，它认为女性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系统地处于不利地位，这不是个人的能力造成的，而是由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引起的。因此，她们呼吁通过各种保护性立法以及各种救助弱势群体的措施来争取同男人平等的地位。

在女性主义三大派别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即后现代女性主义。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流派的出现称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后现代女性主义主要有以下基本观点：第一，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一切有关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第二，反本质主义的社会建构论。本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本质的生理和遗传决定论。以为用自然和人性可以解释一切，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社会背景塑造知识，意义是由历史和语言造成的。第三，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是发明女性的话语，产生新的知识，制造新的真理，并组成新的权力。第四，后现代女性主义一反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轻肉体的传统，大谈身体的重要性和肉体的体验，向所有试图将女性的身体意义固定下来的性与性别差异理论挑战。第五，后现代女性主义彰显了相对论与多元论的思想，最终导致个人主义政治。

除了上述女性主义批评四大主要流派之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批评还不断涌现出新的流派与理论分支，如文化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等。这些流派以及不同的理论诉求丰富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术研究。[10]

[1] 卜卫：《媒介与性别》，3页、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 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17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

[3] Judy Pearsall，ed.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p.763.

[4] ［英］彼得·布鲁克：《文化理论词汇》，王志弘等译，167页，台北，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

[5] 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2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刘利群：《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17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

[7] 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8] 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载《妇女研究论丛》，1997（1）。

[9] ［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37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0] 李银河：《女性主义》，45页～5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