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我们浏览一下本章所述的理论在历史上取得的进展。希腊自我实现论者把理性的训练、知识的发展看作至善，有忽视心灵的感情和冲动因素的倾向。现代自我实现论者一般都在更大的范围内看待至善，没有把它限制为理智机能的训练，而是看作整个生命的保存和发展。作为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的幸福得到了适当的地位，被看作目的或至善的一个部分，自我实现论与快乐主义比以前更接近了。快乐是达到完善目的的一个手段，是有德性的行为的一个伴随物，是目的正在被实现的一个信号。利他主义的成分也逐渐被引入现代自我实现论的概念之中。族类的保存和发展被看作人生的理想和道德的标准。人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为他个人的完善和幸福而努力，他也是为整体的利益而努力。同情也和自爱一样作为一种心灵的天赋成分取得了它的地位。[68]在进化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向直觉主义的接近。人致力于他自己和他的同类的保存和完善，良心在相当程度上是服务于这个理想或目的的一个遗传的手段。它要求那对于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是好的东西，它是普遍意志在个人心中的表现。

[1] 关于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的事迹，见色诺芬《回忆录》，波亨丛书译本；柏拉图《普罗泰哥拉篇》《申辩篇》《克里托篇》《会饮篇》等，周伊特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6。书目见维贝尔《哲学史》。

[2] 见色诺芬《回忆录》，第4卷，第6章11；第1卷，第1章16，第2章，第9章5。

[3] 《回忆录》，第1卷，第4章7～17；第4卷，第3章3以后。

[4] 见色诺芬《回忆录》，第2卷，第7章10，第4卷，第4章4；柏拉图《申辩篇》，29、30。

[5] 关于柏拉图（前427、前347）的观点，见柏拉图的对话，特别是《泰阿泰德篇》《斐多篇》《斐里布篇》《高尔吉亚篇》和《国家篇》，乔威特译。

[6] 见《高尔吉亚篇》，474c以后；《斐里布篇》，11b、14b、19d。

[7] 《泰阿泰德篇》，176a。

[8] 见《斐多篇》，64～67、69、79～84、114。

[9] 见施维格勒《希腊哲学史》，第228、232页。

[10] 见《斐里布篇》，20以后。

[11]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6卷；马勒哈《残篇》，第2卷，第261页以后；利特尔和普内勒的《残篇》，第116页起。

[12] 见本书第6章第3节。

[13] “我宁可发疯也不愿去感受快乐，”他曾经说。（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6卷）

[14] 希洛普的第欧根尼（安提斯泰纳的学生，安提斯泰纳被柏拉图称作一个“发狂的苏格拉底”）是犬儒主义的一个极端代表。他说：“一个人不仅必须学习没有快乐，而且必须学习忍受痛苦。”

[15] 此观点见亚里士多德（前385—前323）《尼各马可伦理学》，威尔顿译。

[16]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2卷，第6章，威尔顿译本第50页。

[17] “一只燕子并不成春天。”亚里士多德补充道。

[18] 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2卷，第9章。

[19] 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7卷；斯托巴乌《牧歌》，第2卷；西塞罗《论界限》；塞内卡、埃庇克泰图、马可·奥勒留；利特尔和普内勒《残篇》，第392页及以后诸页。

[20]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291页。

[21] 严格的斯多亚派思想家甚至不承认快乐是一个结果。

[22] 西塞罗（前106—前43），《论善与恶的界限》，波亨丛书译本。

[23] 塞涅卡（约前443—？），《致卢奇里的信》，波亨丛书译本。

[24] 约生于公元60年。他的教训由佛拉维·阿里安保存在《论文集》或《手册》里，朗译。

[25] 死于公元180年。《沉思录》，朗译。

[26] 此观点出于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普罗提诺，看来他为有—个肉体而感到羞愧。

[27] 英译本。

[28] 柏拉图和他的后继者的这些禁欲主义倾向，与早期基督教有许多共同之处。基督教曾经在一个长时期里是一种禁欲的宗教，它宣传肉体的受难，把世界看作一个泪谷，一个坟墓，天堂才是灵魂真正的家。有关基督教的人生观，见包尔生《伦理学》，第1编第1章，在那里有精妙的叙述。

[29] 见本书第1章第6节（1）。

[30] 见《利维坦》，特别是第6、13、14章。

[31] 关于斯宾诺莎（1632—1677）的观点见他的《伦理学》（Ethics），怀特译。亦见波亨丛书。《伦理学著作选》（Selections from Ethics），福勒顿译。书目见维贝尔《哲学史》，亦见福勒顿《论斯宾诺莎的不朽》（On Spinozistic Immortality）。

[32] 见《伦理学》，第3部分，命题六。

[33]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二十：“一个人愈努力并且愈能够寻求他自己的利益或保持他自己的存在，则他就愈具有德性，反之，只要一个人忽略他自己的利益或忽略他自己存在的保持，则他便算是软弱无能。”（引自贺麟中译本。——译者注）亦见第4部分命题二十四。

[34] 《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十八附释。

[35] 《伦理学》，第4部分，附录四。

[36] 《伦理学》，命题二十八。引自波亨丛书版。

[37] 见理查德·昆布兰（Richard Cumberland）（1632—1719）的《关于自然规律的哲学探讨》（De Legibus nature），1672年，马克斯韦尔翻译成英文，1727年。见E.阿尔贝（E.Albee）《理查德·昆布兰的伦理学体系》（The Ethical System of Richard Cumberland），《哲学评论》，1895年。关于沙甫慈伯利，见本书第2章第4节（1）。

[38] E.阿尔贝：《理查德·昆布兰的伦理学体系》。

[39] 见本书第2章第4节（1）。

[40] 见本书第2章第7节（2）。

[41] 《人类的由来》，第4章，第1部分，结论。

[42] 《伦理的科学》，1882年。

[43] 《伦理的科学》，1882年，第4章二。

[44] 《伦理的科学》，第406页。

[45] 《伦理的科学》，第407页。见第9章第359页起，亦见第10章第404页起。

[46] 《法律的目的》两卷本，1874年。

[47] 见《法律的目的》，第2卷，第95页起。

[48] 《法律的目的》，第2卷，第134页起。

[49] 《法律的目的》，第9章，第204页起。

[50] 见《伦理学》三卷译本。

[51] 《伦理学》，第3部分。

[52] 见《伦理学》，1887年；《伦理学的原则》，1897年。

[53] 见《伦理学体系》，弗兰克·梯利编译。

[54] 见《伦理学的实质及其变化》。

[55] 见《人性论》。

[56] 见《伦理学原理研究》。

[57] 见本书第2章第7节（1）。

[58] 见艾波特译《康德的伦理学理论》，第12、16、55、164页及以后诸页，第180、241页。

[59] 见艾波特译《康德的伦理学理论》，第29页。

[60] 见艾波特译《康德的伦理学理论》，第30页。

[61] 见艾波特译《康德的伦理学理论》，第33页。

[62] 见艾波特译《康德的伦理学理论》，第44页。

[63] 见艾波特译《康德的伦理学理论》，第46页及以后诸页。

[64] 见艾波特译《康德的伦理学理论》，第56页。

[65] 见艾波特译《康德的伦理学理论》，第52页。

[66] 见艾波特译《康德的伦理学理论》，第57页。

[67] 比较西季维克的体系，见本书第6章第13节。

[68] 比较本书第6章第14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