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

上午10时15分抵达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给行李箱过磅，居然高出近5千克。威尼斯夏天很热，带了不少换洗衣服，但不至于超出20千克的限量。行李箱中最重的是展览海报和给梁远苇作品用的白酒。为了节省开支，展览海报、画册、手提袋等都由我们自己分头带走。梁远苇的作品要用白酒，本来谈好一家酒企赞助，因为该企业坚持要印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指定用酒”，我们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就放弃了。我动员大家每人给梁远苇带两瓶白酒，大家都很痛快地答应了。

飞机正点起飞。由于这段时间身体超负荷运转，已经极度疲劳，不久就睡着了。不久就又醒来，空姐送来饮料，随后中餐，再睡。醒来了想借看电影打发时间，发现耳机没有声音。坚持了一会儿，等空姐路过时告知问题，随即换了个耳机，还是没有声音。我们确信是机器出了问题。空姐说这个问题不由她管，她只管换耳机，建议我看旁边的小电视。我看了一眼旁边的乘客。5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稍白，略胖，上海口音，正在读中文版圣经，口中还发出声音。我不想打扰她。坚持看无声电影，居然也能入戏，一时间竟意识不到没有声音。

罗马至威尼斯的飞机晚点，在飞机上等了1个多小时后才起飞。抵达威尼斯时，已经快12点了。在取行李时，遇到蔡志松和他的助手朱红亮和简枫，他们本来要晚我们半小时，现在先到了。威尼斯晚上有点凉，我的长袖衣服放在行李箱里。蔡志松让我穿上他的黑色长袖衣，大家都说还合适。

15日就抵达威尼斯的原弓助手张来机场接我们。一见面得知作品已于当天抵达中国馆，比原计划晚了一周左右。这五天时间他们在焦急的等待中将中国馆清理了一遍。从机场去码头不远，我们得坐出租船。五人100欧元，我们一共六人，一船走150欧元，先送蔡志松他们去本岛，然后送我们去丽都岛。我们将行李都搬上船，进入船舱，发现其实可以坐八九人。船并没有马上开，我特担心会晕，我曾经有非常痛苦的晕船经历。一会儿又上来一人。幸好小船开得很快，不晕。朱红亮担心下船后没有人接找不到旅馆，同时行李太多不好行动。我给他住的旅馆打了电话，并将电话给开船的司机让他通报有客人入住，请求帮助搬运行李。

小船经过本岛，并未停下。原来先送的是最后上来的意大利人，接着送我们到丽都，最后送蔡志松等人去本岛。看来意大利人做事比较随性，计划没有变化快。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折腾，才找到入住的酒店。住在三层，其实是四层小阁楼。很低，一不小心就要碰到脑袋。房间里没有网线。在机场买的电源转接器太大，属于日韩系统，但上面明明写着适用欧洲系统。无语。没有牙刷牙膏。实在太累，睡了。

5月21日

不知何时醒来。先吃早餐，只有两种面包，再加上牛奶、咖啡、果汁等。跟值班的工作人员要电源转接器。他打开抽屉找了半天，说没有，建议我去不远处小店购买。按照他指示的路线，我找到小店，如意买到转接器，但还是不能充电。经过几次试验，发现是转接器有问题。我再去小店，换了一个。我发现新的转接器有完整的包装，前面那个则是简易包装。我在店里试了一下，确信能用。看来前面卖给我的那个是坏的，而且是别人退回去的。意大利人做生意也不是特靠谱。

原弓来旅馆见我，然后一起去中国馆。船票分好几种。从公布的信息看，周票最便宜。但原弓坚持说有一种更便宜的月票。卖票的确认有，让我填表。表格全是意大利文，连蒙带猜将表填好。等交表时，对方说每月15号后就不能办理这种月票，要等下月初再办。于是，只好买周票。心想，要是早说，也就不用费劲填表了。

如果说快艇是出租车，渡轮就是公交车了。三站就到。下船后直奔中国馆。在入口处找到我的证件。早来五天的原弓跟他们已经混得很熟了，无须证件也可出入。

原弓和潘公凯的助手已开始布展。原弓描述了场馆里面如何脏乱，清理了五天还是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我到旁边的意大利馆看了看，真是太漂亮了，天壤之别。意大利馆建筑面积估计是中国馆的4倍左右，可用空间50倍都不止，今年又重新整修了一遍，真让人羡慕。我真怀疑我们的外交能力，怎么就不能从紧邻的意大利馆分一杯羹？

只有蔡志松的作品未到。我开始担心，因为他的作品体量大，需要吊车。他助手说要27日才能到，那就绝对晚了。我们必须在29日前将整个展览布置完毕。

我注意到有人在属于意大利馆的草地上挖坑，还动用了挖土机。意大利人却要求我们一定不能在草地上放重物，因为下面埋有水管。现在看来所谓埋有水管绝对是谎言。还有，原先说中国馆的所有东西都不能动，门窗墙壁都不能粉刷。但是，属于同一幢建筑的意大利馆却正在整修。更有趣的是，负责油漆意大利馆门窗的油漆工人，看到中国馆的门窗实在太难看了，主动过来帮我们把门窗刷了一遍。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原弓租了一套公寓，整个团队都在公寓里吃住。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5月22日

再去中国馆。原弓在馆里的机器有一台可以成功喷雾，但喷出的雾气很快就被干燥的空气所吸收，离他跟我描述的效果相差十万八千里。郁闷！

原弓自己也非常紧张。我们在入口处的一个小店坐下来商量对策。原弓坚持要在场馆里增加水喷雾装置，我表示反对，因为我担心如果将水喷雾装置放进场馆，湿度会太大。原弓有些激动。我还是坚持不能将水喷雾装置放进场馆。我帮他分析原因。在上海做试验时效果好，原因是加湿装置放在地面上，水雾接触地面后会转而往上升，从而形成大雾。现在的加湿装置放在四五米高的油桶上，雾气从高空下落还未形成反弹就被空气吸收了。我建议他将加湿装置放在油桶中央而不是边缘，这样雾气会落在油桶盖上形成反弹。原弓还是非常焦虑。因为如果不能出大雾，他的作品就失败了。

我们喝了咖啡之后再去中国馆。这时第二台机器可以工作了。终于见到了在试验中出现的大雾。一方面因为出雾量多了一倍，另一方面因为空气湿润了，吸收雾气就不那么快了。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一共有23台机器！现在担心的，不是雾太小，而是太大太浓，影响视线，可能出现撞上油罐等安全问题。我和原弓商量，一方面增加指示灯来照亮地面，另一方面缩短放雾的时间，增加放雾的频率。原计划放15分钟再停一次，现在看来只能放5分钟就得停一次了。

5月23日

应约去威尼斯大学见两位美学教授Daniele Goldoni和Roberta Dreon。今年三月，我的朋友Richard Shusterman来威尼斯大学讲学。我刚设计出方案，就跟Richard进行过沟通。他对我的方案非常了解。Richard也真够朋友，来威尼斯讲学时一直宣传我的方案。据Richard转述，Daniele Goldoni和Roberta Dreon对我的方案非常感兴趣。我随即与Daniele Goldoni和Roberta Dreon取得了联系。后来我与潘公凯商量，需要在威尼斯开一个针对中国馆的学术研讨会，但苦于没有合适的场地。美院外事处的老师说可以跟威尼斯大学孔子学院联系，看能否找到一个会议室。我想，如果开研讨会，最好能够让更多的外国理论家和批评家参与其中，由与艺术相关的单位来主办。如果由孔子学院来主办，而且参加研讨的都是一些汉学家，我担心舆论会说我们在做文化侵略。我想到了Daniele和Roberta。马上给他们发去电子邮件。没想到很快得到他们的确认，他们愿意来主办研讨会，并免费提供场地。

原计划12时见面，由于Roberta赶不过来，临时推迟到1时30分。我接到Daniele的信息时已经出发，于是又去中国馆转了转。原弓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好了，潘公凯的作品也初具规模，我感到非常欣慰。

威尼斯大学校园很多，我用Google搜索了一下，锁定了大致目标。然后乘船从军械库出发。下船后就迷失了方向。简直像个迷宫！我用手机上的指南针确定方向，终于找到了目的地。

我们在一家小咖啡馆坐了下来，聊了许多美学与当代艺术的话题。Daniele很喜欢音乐，自己还作曲。Roberta也做一些展览策划。二人对当代艺术都不陌生。随后谈到开研讨会的细节。会议的主题确定为“美学与当代艺术——观念、身体与感受”，由威尼斯大学哲学与文化遗产系和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联合主办，Roberta主持，规模在30人左右。为了开好研讨会，与会专家上午10点去中国馆看预展，下午3点正式开会，晚上7点结束后共进晚餐。商量好细节后，Roberta要去佛罗伦萨办事，Daniele领我去看会场。威尼斯全是小巷，如果不亲自去一趟，无论如何也说不清。会场确立在威尼斯大学的主楼Ca’ Foscari二楼的一间小型报告厅，可以容纳50人左右。有人正在做报告。由于正值威尼斯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代表聚会，我们遇到了不少教授代表。Daniele将我一一介绍给他们，并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学术研讨会。有教哲学、传播、艺术史、中文等学科的教授。只要跟中国馆有关的，Daniele都介绍我跟他们认识，而且特别叮嘱我要给其中两人发去展览材料，因为他们都是有名的批评家。Daniele的热心让我非常感动。其中见到孔子学院的院长马可。他马上说出我的名字，并说我31日要去他们那里讲演。弄得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原来中央美院外事处的老师已经安排我和潘公凯去那里讲演，但我事先知道的不是31日而是1日，时间变了没有通知我，我还以为马可认错了人。他们都知道中国馆的方案，一见到我都表示要去中国馆闻“味”。还有一个教中文的女教授，6月5日要去北大。据说北大一位副校长要接待他们，跟我说了那位副校长的名字，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她对我连副校长是谁都不知道，感到非常困惑。我告诉她北大太大，副校长太多，变化太快，我确实不全知道。她还是非常不能理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她的汉语发音有问题，难免张冠李戴。

晚上，在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à DEGLI STUDENTI DI PADOVA）学习西方美术史的徐栎栎非常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学校教当代艺术的教授Furlan Italo对中国馆的方案特别感兴趣，明早要亲自来中国馆看看。并且一再强调，Furlan教授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批评家和策展人，是今年意大利馆策展人的老朋友。我叮嘱原弓，早上一定要早点去。

5月24日

约好10点，栎栎和她的教授9点半就到了。栎栎给我打电话说，中国馆没有人。我觉得太奇怪了，因为我昨晚亲自听见原弓给他的助手说早上8点就要去做准备。栎栎和他的教授只好先去意大利馆逛逛。我给原弓打了电话。他们其实早到了，在里面换电线，没有听见有人敲门。原弓的装置接的是临时线，昨晚改成了正式线，由于Furlan教授来了要看效果，正式线一下子换不完，只好改回临时线。对此我感到非常过意不去，因为助手们实在太辛苦了，他们要将耽误的工期抢回来，每天晚上都要加班。

这次可以同时开动8台机器，几分钟之后中国馆就云雾缭绕，如同仙境。Furlan教授非常激动，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而且体现了中国智慧。他表示31日还要再来，而且要替我们写文章，因为这件作品体现了中国艺术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对潘公凯作品中的温差变化也非常称赞，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主意，因为能够给观众强烈的身体感受。

送走Furlan教授之后，历史悠久的《威尼斯新闻》负责外联的Jennifer来中国馆。《威尼斯新闻》是双年展的主要媒体，所有展览都在上面登了宣传广告。中国馆也不例外。她给了我两本杂志，据说里面有两页介绍中国馆。我翻了两遍，全是花花绿绿的展览广告，就是没找到中国馆的介绍。回到旅馆想继续找，杂志不见了。在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做展览，如果没有好的效果，没有好的口碑，是不容易被观众找到的，就像刊登在《威尼斯新闻》上的两页广告一样。我希望中国馆从布展开始就有好的效果，好的口碑，通过艺术家内部的传播，其效力远胜于在杂志上登广告。

中午Jennifer带我们去一家小馆吃中饭。Jennifer点菜，有头盘，主菜，甜点，咖啡。耗了两个多小时。我有些如坐针毡，在吃饭上花这么多时间实在是不值得。接着去Jennifer男朋友的新家。就在饭馆的旁边，两分钟就到。Jennifer的男友是个艺术家，喜欢版画和印刷，对纸张尤其有研究，能够鉴定各种形式的印刷品的真伪。非常敞亮的房子，里面有花园，外面临河道。这是他刚租下的房子，租期15年。房子还没有收拾好，因为原主人去世了，留下许多杂物。依照威尼斯人的办事速度，要将这些杂物全部整理好，估计得大半年时间才能完成。

已经跟运输公司的人联系上，蔡志松的作品已经到港，且办好了清关手续，只等有船后运到中国馆了。

5月25日

潘公凯的作品基本完成，剩下的工作主要是调试投影和安装空调。

原弓的助手在紧张安装室外草地上的水喷雾。这件作品本来是没有的。由于蔡志松让云飘起来的方案实施起来困难太大，他的云朵就做成了飘不起来的雕塑云朵。尽管视觉效果很好，但与我让云朵飘起来的构想有较大的距离。我想到原弓用水喷雾的装置让圣马可广场飘起来的方案，该方案未能得到威尼斯方面的许可而无法实施。我问原弓是否可以在中国馆的草地上安装水喷雾装置，让蔡志松的雕塑云朵飘起来。他说如果时间来得及，他尽量争取做出来。原弓亲自去工厂督促，终于在发货之前就把设备制作出来了。

所谓水喷雾装置，是通过高压将水雾化，通常在园林景观中使用。原弓将喷嘴的密度加大，能够瞬间喷出浓度极大的水雾。我以前只是听原弓说这个装置的效果，没亲眼见过还是一直放心不下。终于，在晚上6点钟左右，第一部分设备安装完毕。我们按捺不住要看效果。开机，水雾喷出，随着压力的加大，水雾越来越浓，越来越高，飘到了意大利馆的草地上。在意大利馆布展的艺术家和助手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或原地不动或跑过来看这边的水雾。其中有个女建筑师激动地说，太神奇了，简直是奇迹。要知道这只是全部设备的四分之一。如果将所有设备都安装好并开动，它们喷出来的水雾一定能将整个处女花园变成一处仙境。

蔡志松的作品终于有了着落，26日到两只货柜。27日到一只货柜。

5月26日

潘公凯作品的投影调试完毕，只差三台空调的安装、地面踏板和鹅卵石的铺设。

中午蔡志松的作品运抵码头。由于作品太大，叉车无法卸下来，需要吊车。运输公司再去协调吊车。大家都在着急的等待中。

中饭后，吊车终于来了。十几个人将大云拉进中国馆。我第一感觉是重量和体量都太大，在草地上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令人沮丧的是，原来说好的一定要提前拉来的那个货柜却并未拉来，所有的组装工具都放在那个货柜里，这样安装工作仍然无法进行。必须等到27日中午最后一个货柜的东西到了之后才能安装。

这些巨大、巨重的不锈钢和玻璃钢云朵，如果不能安装成功，后果不堪设想。原先托人租用吊车，结果没有租到。我开始为这些云朵焦虑。

5月27日

梁远苇和杨茂源的团队抵达中国馆。梁远苇开始安装她的关于酒的装置。幸亏有原弓从上海带来的升降机，否则梁远苇作品的安装将有大问题。由于梁远苇选择的空间周围有许多原弓作品的电线，这些电线会影响到酒的装置的效果。原弓的作品需要改线，工期需要一天。

蔡志松最后一个货柜的作品终于抵达中国馆，是长达7米的云朵的主体部分。安装依然无法进行，因为没有吊车。吊车28日下午才能抵达。

运输公司不小心将潘公凯的一个未开封的箱子搬走了，箱子里装着作品需要的踏板。潘公凯的团队显得很无助。这些踏板要周一才能送回，因为意大利人周末不工作。本来应该最早完成的，看来要成为最晚完成的了。

5月28日

上午在旅馆发了些邮件，告诉参加研讨会的学者研讨会的时间和地点。同时，给一些策展人发了邀请信，请他们来看中国馆的预展。到中国馆时已经12点了。终于来了一辆吊车，但是主体云朵并未安装。只是安装了六米云朵，并且将小云朵挂到了灯杆上。吊车时间到了，开走了。原来这台吊车是临时过来帮忙的，不收费，时间到就走。我有些着急：一方面担心下午新的吊车不来，主体云朵不能及时安装调试，这样影响整个中国馆的布展；另一方面担心将小云挂到灯杆上，主办方不同意怎么办？要取下来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认为应该趁着有吊车的时候，先安装主体云朵，然后再安装其他云朵。尤其是要征得技术人员的同意之后，才能将云朵安装到灯杆上去。为此，我批评了蔡志松的助手朱红亮。

在无奈之下，我们只得先去吃中饭。在去吃饭的途中，接到电话说吊车可能在15分钟后到。我让朱红亮和翻译赶紧返回，由简枫随后将他们的中饭带到中国馆去。等我们吃完饭后到中国馆时，主体云朵已经开始安装，只剩下最后一个部分。当然也是最难安装的部分。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主体云朵终于安装好了。

现在是六米长的云朵有些问题，架得太高，不太好看。我主张改变云朵方向，蔡志松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现在的方向好。最后，决定维持现在的方向，将云朵底架降低，整体前移。

全部安装完毕之后，总体效果不错。尤其是有意大利馆众多五颜六色的雕塑陪衬，这些白净的云朵更加显眼。尽管浮云并没有真的浮起来，但在地中海的阳光照射之下，可能会形成漂浮的幻觉。

负责技术的人员整天都在中国馆的草地周围转悠。我特别担心他不让蔡志松挂云、打洞、挖坑，这些都是事先没有申报的，而且是他特别叮嘱不能干的事情。我连忙过去跟他问好，并且问是否可以挂云、打洞、挖坑。他的回答是：“都可以！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我担心我听错了，禁不住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喜欢！我喜欢中国馆的作品！”原来他整天在中国馆附近转悠，是因为喜欢我们的作品！我还以为他来监督我们，怕我们做出违反规定的事情呢。

这一天特别开心。晚上中展副总经理阎东要请我吃饭，对布展初步成功表示祝贺。他明天要带他的团队去罗马，谈一个有关建筑的展览。

晚饭回到旅馆就睡，这一觉睡得尤其香！

5月29日

原弓的团队早早进场，由于梁远苇和杨茂源的作品对光线有新的要求，原弓的作品需要重新走线和布置灯光，用黑布封好的窗户要重新敞开，为此我们白付出了600欧元。原弓对此没有怨言。

梁远苇还在调试她的作品。在原弓的启发下，她将管子放到更高的位子，有点像起伏的山峰。从针头射出来的水，有点高山流水的意象。

杨茂源已经开始摆放他的罐子。大家一起帮忙，不一会儿工夫差不多就摆好了。

今天来中国馆看作品的艺术家和策展人非常多，我一遍一遍地给他们解释作品的意义。从观众的参观路线来看，尽管梁远苇的装置比较靠近大门，但是处于观众参观线路的死角，如果要看到梁远苇的作品，观众就需要走一段回头路。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当初将梁远苇的作品安排在另外两个地方，但她偏偏不选那两个地方，而选择了现在这个地方。同时，我对梁远苇作品露出针头表示担心，因为万一有人碰到针头，很有可能受到伤害。我随即给梁远苇发短信告知她我的担心。我的解决办法是将整个装置往窗户边上靠。但是，梁远苇并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她好像一点儿也不担心作品潜在的危险。

见到意大利一位参展雕塑家，我说如果他有作品在中国，我可以邀请他去参加首届大同雕塑双年展。他表示很有兴趣，但遗憾的是没有作品在中国。我建议他今后去中国做几件作品，留在中国展览，他觉得是个好主意。

晚上Richard Vine和Harvey Dzodin来到威尼斯。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并相约明天一早去中国馆。

5月30日

与Richard Vine和Harvey Dzodin一道去中国馆。一路上Richard跟我聊天，他坦白地说以前中国馆的展览让他感到非常失望。他开玩笑说，这次最好不要让他再失望了。今年3月我去纽约时访问过Art in America编辑部，Richard接待了我，并听取了我的方案，随后写出文章发表在该杂志的网站上，对中国馆是个很好的宣传。

我们走进处女花园，原弓在草地上制造的水喷雾让他们两人都非常震惊，我看得出来他们非常兴奋，与其他艺术家和策展人的感受一样。我问Richard我是否又让他失望了。他说绝对没有，他太喜欢这次中国馆的展览了。

中午见到美国艺术家Clifford Ross一行，同行的还有古根海姆美术馆馆长。我一一介绍了中国馆的作品和我的构想，他们对中国馆的展览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原弓室外的水喷雾赞不绝口。

意大利馆的布展接近尾声，今天是策展人Vittorio Sgarbi给媒体介绍作品。Vittorio被媒体簇拥着，从上午到下午。这边原弓室外的水喷雾经常弥漫到意大利馆，记者们的镜头里少不了中国馆的印记。整个意大利馆从布展人员到艺术家再到媒体，对中国馆的印象都非常好。负责记录意大利馆布展进展的摄影师，将许多时间花在对中国馆的记录上。威尼斯双年展负责新闻的摄影师更是每天都光顾中国馆，拍了不少镜头。但是，我对Vittorio还是有所顾忌。据说他策划的这次意大利国家馆饱受批评，正遭受巨大的压力。现在作为邻居的中国馆又是如此有人气，如此张扬地弥漫到他的领地，他是否会不太高兴？在处女花园里我遇到设计意大利馆的女建筑师，她问我是否想见意大利馆的策展人。我说当然愿意。她将我领到意大利馆。Vittorio被人簇拥着，正忙着解说作品。在他刚停下来的时候，女建筑师将我介绍给了他。没想到他非常热情地同我握手，说中国馆真好，还摸着我的脑袋显得非常亲热，很多镜头凑了过来，一阵闪光灯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女建筑师接着问我要名片。我说前几天好像给过她名片。她说我的名片被意大利馆的策展人抢走了。没想到我的名片在威尼斯还很有人缘。我答应明天给她补一张。

我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负责威尼斯双年展技术问题的人员找到我，要跟我落实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正门开在哪里。有两扇门可以做正门，最后我选择了紧挨意大利馆的那扇门。第二个问题是，他意识到梁远苇的作品有危险，他建议用透明塑料管将针头套起来，这样并不影响喷洒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建议比将作品挪到里面要好得多。我立即给文化部的领导发短信求援，请他们从北京买一段管子带来，他们明天就到，不耽误作品开幕。

下午智利策展人带了许多艺术家来看中国馆，他说自从1993年起他每届双年展都来威尼斯，这届中国馆的展览是他见过最好的展览。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许智利人也是性情中人，说话的客观性要打点折扣。

接着来西西里岛美术馆的馆长和工作人员，随后又是那不勒斯美术馆的馆长一行，他们都对中国馆的展览非常赞赏。

还有一群青年艺术家，他们在原弓的水雾前照相，还试图把原弓举起来。我想原弓这时的感觉一定像是喝高了。随后我带他们进油库介绍作品。其中一个人跟我说，你一定能得金狮奖。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他掌管许多东西。我能听出来，后一句话是在开玩笑。但前面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

5月31日

早上去见到国际美学协会主席Curtis Carter。他昨天抵达威尼斯，由于太忙我没有去酒店见他。Curtis是应邀去斯洛文尼亚讲学，途径威尼斯，刚好碰上我策展中国馆，特意来看威尼斯双年展。Curtis以前做过美术馆馆长，是威尼斯双年展的常客。后来年纪大了，卸任馆长，专做教授，来威尼斯的次数就少了。

Curtis下榻的酒店叫Hotel Villa Edera，也在丽都岛，离我的酒店不远。我步行去酒店见Curtis。尽管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看得出来老人还是有些疲惫。跟Curtis在一起的是一位非常帅气的中年男人，他叫Roman Zenner，是德国收藏家。我陪同Curtis和Roman一起到中国馆。他们对中国的作品赞不绝口。特别是Roman，当即询问是否能够收藏原弓的作品。我不是经纪人，只好让他直接找原弓去谈。

Curtis和Roman随后去看其他的展览。不断有收藏家来询问收藏作品的可能性。其中有位阿拉伯收藏家，对蔡志松的云特感兴趣，问是否可以收藏。我也让他去跟蔡志松谈。但告诉他必须等到展览结束之后，才能收藏作品。有一位来自比利时的收藏家在潘公凯的作品前看了许久，看得出来他特别喜欢。他想收藏潘公凯的作品，但觉得太大，问是否可以帮他制作尺寸小一点的作品。我也让他去找潘公凯了。见到威尼斯双年展负责新闻工作的志愿者，两个女大学生，她们告诉我目前舆论对中国馆的评价最高，大家都认为中国馆是本届双年展最精彩的展览。

中午要去吃饭的时候，见到几个手拿记事本的人，其中有位女性较矮较黑，事后感觉有点像别人跟我描述的中国评委卢迎华。

下午与潘公凯和徐佳去威尼斯大学举办讲座。潘公凯讲他的理论，徐佳翻译。我介绍中国馆的方案，并邀请大家去看中国馆的展览。由于正值考试时间，来听讲的学生不是很多，老师倒是不少。尤其感到意外的是，见到了Attilio Andreini教授。来威尼斯之前，收到Hans-Georg Moeller的邮件，他告诉我他的好朋友Attilio Andreini在威尼斯大学当教授，并且家住在双年展场馆附近，让我到威尼斯后一定联系他。我用Moeller给我的地址给Attilio发了邮件，一直没有回信。我以为地址有问题，联系不上了。没想到他听我的演讲来了。原来他一直出差在外，最近才回到威尼斯。更让我吃惊的是，他曾在北大哲学系学习，专业是道家哲学。算起来我们还是同学。只不过因为学的不是同一个专业，没什么交往，彼此不太熟悉。现在回想起来，记得他在北大时特别爱笑，不爱说话，也许是汉语不太好的缘故。在威尼斯见到北大同学，感到特别亲切。Attilio说他一定会来参加中国馆的开幕式。

6月1日

今天是媒体开放日。一大早去中国馆，参观的人明显比前两天多。威尼斯大学哲学系和汉学系组织教授和学生专门来看中国馆，因为下午要开研讨会，他们需要先来看看作品。

上午不断有记者来采访，也不断有记者来电话要作品的图片。真有点后悔没有带个助手来，要应付众多媒体真不容易。

下午去威尼斯大学开研讨会。Curtis Carter做了主题发言，威尼斯大学Daniele Goldoni教授和Roberta Dreon教授做了书面报告，香港浸会大学的文洁华教授，Art in America杂志资深编辑Richard Vine，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大学Vladimir J.Konecni等人展开了热烈讨论。

晚上，一位意大利志愿者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整个媒体对中国馆的反响棒极了，还让我访问newsobserver网站，说中国馆成了“该日最佳”。我回到旅馆立即上网，果然看到中国馆的图片放在网站首页上，成了6月1日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媒体开放日的“该日最佳”，心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

6月2日

今天中国馆开幕。中国馆里由于雾太重，再次招来了消防警察。据说他们以为是烟，后来告诉他们是水雾，也就没事了。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又来了，说是水雾太重，担心观众撞到油桶受伤。我们只好答应将放雾的时间缩短。

开幕式往后延了一点时间，要等威尼斯双年展主席Paolo Baratta，他特意赶来参加开幕式。原弓的助手将展馆里面的雾开到最大，都可以看到浓雾从窗户的缝隙中挤出来了。参加开幕式的人不少，由于没有麦克风，我们讲话估计没有多少人能够听见。简短的开幕式后，我们进入馆内参观。我携着Paolo的手第一个进入展馆。展馆里面的雾的浓度实在太大了，我们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由于我对场馆已经非常熟悉，携着Paolo慢慢走，不至于撞到油桶上。越走越深，雾越来越浓，刹那间有种幻灭感，何时才能走出浓雾？Paolo口里一直在念叨：“light！light！”本届双年展的总主题是光，在中国馆“光”以缺席的形式，让人印象深刻。

开幕之后继续接受采访，美联社的一个小伙子采访了半个小时，把作品的细节都拍下来了。同时有了中文媒体的采访。中央台书画频道和凤凰卫视欧洲站记者的采访，让我感到很温馨，因为终于可以用汉语接受采访了。中国馆开幕新闻，成为最受外媒关注的中国新闻。开幕式结束，我的威尼斯使命告一段落。晚上读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报道的结尾是：“面对军械库中最有启发性然而又是最有挑战性的空间——一个巨大的老旧的仓库，排满了十分难看的油桶，中国艺术家五人组，以一个变幻莫测的、多重感官感受的诗篇一般的展览来进行回应。拥有奇异的雕塑、醉人的芳香、欢快的鸟鸣，构成了一种超现实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