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的威尼斯

威尼斯双年展将于11月27日结束。长达半年的展览，对于国人来说，实在太长了。但是，对于国际上一些重要的展览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时间跨度。小到艺术界，大到全社会，国内的节奏都相对要快很多。

按照我的设想，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作品都要消失在威尼斯。所有作品都无法原样返回中国。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参展艺术家已经启程赴威尼斯撤展。尽管我没有同艺术家一道前行，但我知道，他们撤回来的，一定不是他们带出去的。

我把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作品比喻为一次自然的生命历程，她在威尼斯出生，在威尼斯终老。其间的生长过程，就是作品的全部。生命的诞生令人兴奋，生命的消失则难免使人伤感。这真是难以抗拒！对于这种自然的生命过程，无论用怎样的技术手段都无法复制。我们能做的，只是追忆。

2010年12月9日，我接到中国对外展览公司的电话，邀请我作为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候选人，随后我接到用电子邮件发来的正式邀请函。尽管这对于我来说多少有些意料之外，但我还是随即回信确认接受邀请。从此展开了生命的酝酿。

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威尼斯。幸亏有了互联网，通过它，我收集到有关场馆、主题和双年展的历史等有关资料。经过近两个星期的研究，我自信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关键。我决定用“味”这个概念作为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主题，它一方面可以与总主题“光”相呼应，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令人难堪的场馆问题。

最初的酝酿，完全在封闭状态中独立进行。我没有联系任何艺术家，没有征求任何专家意见。不过，我要感谢2010级中央美院造型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们，那时我正给他们讲西方艺术哲学课程。也要感谢丹托，为了讲清楚丹托的后历史阶段的艺术，或者说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我想到了中药铺。还要感谢我的叔叔，他是一位乡镇医院的中药师，我从小就见他抓药、切药、晒药、煎药……那列排满抽屉的中药柜以及药材和成药发出来的气味，至今使我记忆犹新。那间不大的中药房，是我儿时最爱去的地方。简要地说，历史中的艺术，是可以创新的艺术。艺术的历史，由每个时代创造出来的新艺术构成，不会出现时代错位的现象。到了艺术的后历史阶段，艺术创新的空间已被穷尽，那种推陈出新的、构成历史演变的艺术已经终结，有关艺术史的宏大叙事不再可能。以中药铺为例，可以把这两种艺术之间的区别说得比较清楚。历史中的艺术，相当于可以不断增加新抽屉的艺术，艺术创新类似于发现一种新药材，需要增加一个抽屉，将这种新药材与过去的药材区别开来。后历史阶段的艺术，相当于不能增加抽屉的艺术，发现一种新药材、增加一只抽屉这种意义上的艺术创新不再可能。艺术创造，如同从业已存在的抽屉中抓取药材，配制出新药。艺术的目的，不再是创新，而是治病，包括个人、社会乃至艺术自身的病。

中药，让我想到了气味。药的配制，让我想到了融合。在游历欧美之后，我发现中药的气味，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中国味。在此我要感谢鲁迅。在寻找中药的中国性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我非常欣赏这篇文章，欣赏鲁迅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和无所顾忌的批判精神。这篇文章，让我确定了最初的两种气味：中药与白酒。为了概念上的完满和干净，我将这两种气味发展为五味。因为与五行的关系，五味比酒和药具有更加深邃和自足的哲学意义。当然，我这里只是用五味这个概念，并不是对中国思想中的五味做图解式的阐释。众所周知，五味指的是酸苦甜辣咸，而不是我们在威尼斯展示的茶、酒、药、香、荷。而且，如果从气味的角度来看，五嗅比五味更加准确。我之所以用五味而不是五嗅，一方面因为我当初是想让观众真的可以品尝某些作品，另一方面是因为五嗅远不如五味那么常用。味可以兼嗅，嗅不可以兼味。五味组成的各种用法如五味俱全、五味杂陈等，它们携带的各种意义是五嗅所不具备的。在现代汉语中，五嗅差不多快要消失了，五味依然被常常用到。

1月7日，在得知方案通过第一轮筛选之后，我进入了紧张的寻找艺术家的过程。我最初的方案，只是想法，没有艺术家，更没有现成的艺术作品。如同专家委员会指出的那样，如何找到合适的艺术家来创作，成了我的方案是否可行的最大问题。我之所以事先没有惊动艺术家，一方面是我不想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让艺术家跟我做无用功，另一方面是我不想让各种意见干扰我的构思。我要首先保持概念的自律性。这也是一种创作。它跟艺术家的创作是一种平行关系，不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工作。展览方案好，不一定展览本身就好。不过，好的展览，一定得有好的方案。我们既可以就展览的结果来评价展览方案，也可以从方案自身来评价它。经过近10天的紧张工作，我找到了五位艺术家。在这里，我首先要向那些给我提供方案而最终没能入选的艺术家致歉，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为某些艺术家感到遗憾，他们认为我根本就不可能入选而放弃与我一道努力。我非常珍惜我与艺术家们之间的友谊。与艺术家们一道工作，让我非常开心。我一直希望能够为艺术家贡献点什么，如果他们需要的话。但是，我也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的贡献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来说，既微不足道又相隔有距。

1月15日，经过第二轮筛选之后，并没有像最初的程序所设计的那样，明确了最终的策展人。1月22日，我和另一名策展人被要求向领导和专家汇报。1月26日，我收到专家组24日做出的终审及深化调整意见，策展人的身份依然没有明确。直到1月31日，我才收到“专家组对威尼斯双年展最终方案汇报会上的意见”。尽管仍然没有收到主办方发来确认函，但我以为这个意见应该算是明确了我的策展人身份。有意思的是，由于一些文件必须在1月28日前上交，实际上我从1月23日起就开始做策展人的某些工作了。之所以这么晚才确定策展方案，一方面是体现了专家和领导对威尼斯双年展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我的特殊的策展方案引起了专家和领导的担忧，他们担心我这个充满冒险性的方案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在此，我需向专家组成员表示诚挚的歉意，由于我的方案不够完善，耽误了他们不少时间。同时，要向专家组成员表示由衷的感谢，在我的方案深化过程中，他们提出了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尽管方案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但实际上体现了专家组成员的集体智慧。

2月2日是除夕，接着是春节长假。这段时间，工人放假，商店关门，不可能找到制作作品所需要的材料和人工，只能做方案深化工作。就在我与艺术家们深化方案的过程中，2月15日，我收到“本届威尼斯中国馆可使用场地平面图”，发现我们原先计划使用的一块场地不在规定的范围内。方案需要重新调整。潘院长的作品由放在室外，改至放入室内，主题由茶香改为荷香。室外只剩下蔡志松一人的作品，主题由牡丹花香改为茶香。艺术家们放弃或者缩短春节休假，开始做实验和制作作品。原计划4月1日将作品集中到北京海运，后来运输公司为了确保在5月15日将作品运至威尼斯，所有作品被要求在3月28日集中运到北京。就算从2月15日开始算起，真正留给艺术家进行实验和制作的时间只有49天，其间还有春节假期的影响。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这些大型装置作品，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此，我要向五位艺术家表示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就可能成为一项完不成的任务。

在艺术家们着手创作的同时，我一方面要完成所有上报威尼斯的资料，同时征求海外专家的意见，希望他们用自己的经验和见识，帮助我完善中国馆的展览。我将方案用电子邮件发给了丹托（Arthur Danto）、贝尔廷（Hans Belting）、卡特（Curtis Carter）、卡罗尔（Noёl Carroll）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艾尔雅维奇（Ales Erjavic）、科尼奇（Vladimir Konecni）、埃尔金丝（James Elkins）、佩茨沃尔德（Heinz Paetzold）、佛斯特（Hal Foster）、穆尔（Jos de Mul）、鲁宾（David Lubin）、泽尔（Martin Seel）、维恩（Richard Vine）、梅勒（Hans-George Moeller）等，收到他们对方案的肯定和建议。舒斯特曼用电子邮件跟我做了一个访谈，以法文和英文发表在欧洲著名的Art Press杂志上。维恩以“威尼斯用鼻子欢迎中国馆”为题，在著名的Art in America杂志上发表介绍和评论中国馆方案的文章。

另一方面，我开始了紧张的筹集经费的工作。由于原来承诺提供经费的机构中途变卦，我需要重新寻找赞助。国家下拨的费用只够解决场馆租赁和展期维护等费用，不能支付作品的制作、运输等费用。有不少机构愿意提供赞助，条件是至少采用该机构推荐的一位艺术家。这些赞助意愿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列。还有一些机构愿意提供赞助，条件是要获得相应价值的艺术作品。这些赞助意愿我也没有考虑。能够为当代艺术提供纯粹赞助的，真不多见。在中国当代艺术圈子中，也许更多的是利益关系。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杭州狮峰茶叶有限公司的潘再芽先生、达世行的杨斌先生和AYE画廊的晏青女士，出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支持，他们慷慨赞助了本次展览所需要的部分费用。除了赞助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之外，杨斌先生和晏青女士还赞助北大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赴欧洲博物馆观摩，为提高艺术教育的质量做贡献。潘再芽先生在弘扬中国茶文化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我没有见过比他对茶的理解更深的人。他所培育的西湖真老龙井，是我喝过的最好的茶。当然，我更要感谢五位参展艺术家，他们从没有在费用的问题上给我提出任何要求，尽自己的努力解决了作品的制作费和运输费等大部分费用。

由于经费的限制，我没有邀请任何一家媒体前往威尼斯，在此我向媒体界的朋友表示歉意，同时感谢他们对中国馆做出的详细报道。我也没有带任何助手前往威尼斯，感谢在意大利帕洛瓦大学学习艺术史的徐栎栎，在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学习策展的王雪语，在意大利费拉拉大学学习建筑的陆宪，他们出色的志愿者工作，为中国馆的展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后，让我回到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作品的生命问题上来。我在策划这次中国馆的展览的时候，就希望对视觉艺术的边界做出挑战。中国馆的作品不仅需要用到观众的视觉，而且需要用到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种作用于全部感官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它们无法被复制和克隆，无法像图像和声音那样可以进行远距离的传播，有它们沉重的肉身。我们只能去现场见证它们，任何关于它们的再现都跟它们相隔有距。古德曼曾经告诫我们，一幅肖像画与其说像它的模特，不如说像另一幅肖像画。因为肖像画是画，模特是人，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存在类型。我想用中国馆的作品做实验，告诉人们在今天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做些反信息化的工作。在一切都可以被再现的时代，我们需要呈现或者在场。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只有在场经验不可能被信息化。反过来说，只有在场经验能够确保我们作为人存在，而不至于进化为电脑终端。我将这种维持在场经验的任务交给了艺术。过去的艺术的首要目的，是去再现或模仿，制造像肖像画之类的外观。现在的艺术的目的也许要倒转过来，就像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的小说《道连·格雷的肖像》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作为艺术的肖像与作为显示的人发生了倒转，在人被信息化和虚拟化的时代，艺术将被生命化和在场化。在人失去生命的时代，艺术将获得生命。

注：本文系《方案：2011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一书的序言，题目是新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