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见到秦风，都风尘仆仆。这与他云游四海、居无定所有关。看秦风的作品，也有风起云涌的感觉。这又与什么有关呢？

秦风喜欢用水墨。水墨既轻盈，又厚重。轻盈，说的是它的自然特性；厚重，说的是它的文化内涵。秦风的水墨，充分发挥了水墨材质的这两方面的特性。

但秦风的水墨绝不是笔墨游戏，如同今天许多水墨那样。游戏的水墨，没有力量，只是形式上的玩味。秦风的水墨充满了表现力，其力量一点也不亚于欧美任何一位表现主义大师。欧美表现主义大师的力量，主要来自艺术家的主体性，来自艺术家个体有限的身体和精神，表达的是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受难与享福，总之是个体的力量。秦风的水墨也表现了这种力量。但秦风是中国的艺术家，他有“气”的观念。在中国哲学中，“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在西方的精神/物质或者心理/物理的本体论区分中，很难找到它的位置。“气”游走于肉体与精神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没有“气”观念的画家，不是用身子作画就是用脑子作画。有“气”观念的画家，作画时既用身子也用脑子，既用个体也用群体，既用文化也用自然。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气”能够将这些截然分离的因素贯通成为一体，形成一种超强的“势”，一种超大的“场”。这是在欧美表现主义大师的作品中很难见到的，当然也是很难为缺少中华文化背景的读者所领会的。

对于秦风的作品，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上来解读。一般的读者可能会用抽象表现主义的范畴来理解，从而感受到个体生命的力量；有中华文化修养的读者，会用雄浑、劲健、沉郁、飘逸等中国艺术的范畴来理解，从而感受到深厚文化的力量；而那些富有自然灵性、对宇宙有超凡感通的人，会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范畴来理解，从而感受到无限宇宙的力量。

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曾经因为将艺术定义为“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而饱受批评，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的鼻祖。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他用了“有意味的”这个定语，考虑到“有意味的”（significant）这个词语不仅有“有意义”（meaningful）的意思，而且有“重要”（important）、“有重大影响”（having a major effect）的意思，我们就不能将贝尔的主张简单地等同于形式主义。确切地说，我们有两种不同类型或质量的形式：“轻”的形式和“重”的形式。形式主义追求“轻”的形式，除了形式之外别无他物；真正的艺术追求“重”的形式，形式承载着个体的生命、昭示着文化的积淀、象征着宇宙的奥秘。这种“重”形式除了自身之外还“别有所指”（aboutness），它“指向”（about）个体生命、文化记忆、宇宙奥秘。秦风的艺术就是这种有所指的“重”形式艺术。正是这种“所指性”（aboutness），让秦风的艺术有别于现代主义而具有当代性。

秦风游历欧美，但他的艺术刮起的却不是欧风美雨，而是秦风汉雨，是从中国远古吹来的一阵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齐物论》中“作则万窍怒呺”的天地之风，宋玉《风赋》中“飘忽淜滂，激飓熛怒”的大王之风，中国历史上无数侠客的刀剑之风。传说张旭因见公孙大娘舞剑而顿悟笔法，吴道子借裴旻将军舞剑以助壮气，宗白华先生进一步将这种舞动中的刀剑之风总结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状态，而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从深不可测的玄冥体验中升化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在这‘舞’中，严谨如建筑的秩序流动而为音乐，浩**奔驰的生命收敛而为韵律。艺术表演着宇宙的创化。”（《宗白华全集》卷二，366页）

在宗白华心目中，张旭的字、吴道子的画、裴旻的剑，体现了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今天只可以看到几经传移模写的张旭的字，真假难辨的吴道子的画，而完全想象不出裴旻的剑。幸好我们有秦风的艺术。秦风以自己独特的手法，将这种“风”“舞”的境界当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