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文选教学过程之中我们会常遇到难解字词，有些是常用字词，有些是生僻字词。常用字词在历史文选中出现频率高，加上字词本身古今词义的演变，由此增加了学生学习与阅读古文献的困难，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掌握常用字词，以排除学习历史文选的困难。这对于古文献的阅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张舜徽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首章所强调的，“读书必先识字”，如果不认识古代汉字，古籍“根本不能读下去”[1]。
关于文字学、训诂学的重要性，前贤多有强调，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了突出成绩，清代学者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清人在经史考据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成就的取得便是出于对文字、音韵、训诂的高度重视和运用。如清人钱大昕就曾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2]考史大家王鸣盛也曾说：“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3]皖派创始人、考据学大家戴震更是强调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4]他在给友人《古经解钩沉》一书作序时总结道：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窜等。[5]
戴震这段话非常有名。他认为阅读古圣先贤的经典，只有通过文字、训诂才可以言义理、明大道，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其代表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便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求圣人之道的经典之作。戴震的这种观点和做法在清代非常具有代表性，清人重视文字、考据，由此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乾嘉考据学”。在考据学者们看来，字词是文本的基本要素，也是思想的重要载体，只有通过对文章字词的客观探究，才可以发觉经典中所蕴涵的义理和精髓。
清代考据学派所持的观点和他们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作法，也不无道理，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小学”作为经学附庸的重要缘由。作为经典中的字词，有其本义，也有其引申义、假借义，我们在阅读和解释经典时，尽管不能从字词本身完全获知作者本人的真实意图，但也不能忽略通过字词本义来解读经典思想中的价值和意义。古代经典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变而形成的实物载体，其中的文字、名物、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意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果不根据前人注疏和字词工具书，通过由字及词、由词及句、由句及段、由段及篇步步深入的方法，就不可能对经典本义作出客观的理解，更不可能透过客观的经典本义对圣贤之意作出合理诠释。所以清人考据学这种方法对于今天我们讲授“历史文选”还是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对此，周予同先生也认同清人重视“小学”的治学方法：“清代戴震、焦循等由文字、训诂到经典研究再到哲理探索的主张和方法，我觉得在今天仍是有效的‘基本功’。”[6]
另外，历史文选教学过程中重视“小学”，也能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而不是望文生义，主观臆断地去凭空想象。字词经过千百年的演变，所表示的意思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从字词的本义或者其产生环境去探究，单凭字词表形或结构来联想，往往会望文生义，从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如《孟子·梁惠王上》：“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其中“折枝”一词，在古代是指按摩、瘙痒等一些解除肢体疲乏的动作。东汉赵岐《孟子章句》就解释为：“折枝，按摩，折手节解罢枝也。”罢枝，即疲枝。“折枝”为古代习语，赵岐离战国时代较近，对古代习语较为熟悉，故能准确地解释“折枝”的含义。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唐人陆善经不明“折枝”古义，望文生义，解释为“折草木之枝”。表面上很通俗，但实际上是错解。后连朱熹也不懂“折枝”之义，故沿用了陆善经的解释。又清人赵佑《四书温古录》说：“《文献通考》载陆筠解为罄折腰枝，犹今拜揖也。”把“折枝”解释为弯腰拜揖，也是望文生义。由此可见，对于古文献中的字词解释，如果不能追本溯源，借助前人经传注疏等小学成就，就不能了解字词本身所具有的特定意义。相反就会望文生义、人云亦云，进而在研读古文献时增加很多不必要的误读。
总的来说，将文字学、训诂学运用到历史文选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字词、章句、段落的逐步分析，从而获得对文章大意的真正掌握。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言：“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读书必从识文字、明句读入手，而后进一步厘析篇章，去推敲每章每篇的大意。”[7]如果我们不能深入分析、讲解所选篇目中的字词，我们就不太可能吃透所选篇目的整体意思，更不可能通过所选篇目所蕴涵的深意作进一步的诠释。
[1]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经籍籑诂序》。
[3]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4] 戴震：《东原文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
[5]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
[6] 周予同：《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载《学术月刊》，1962（7）。
[7]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25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