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先生学有渊源，学养深厚，他1944年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近代史研究学社讲学时说道:“余之治学途径，大约谓始于理学，继以文学，又继以小学，又继以史学。”[1]
这是金先生对其前三十年治学道路的总结。金毓黻早年从治理学入手，精熟宋以来理学著作，“渍于义理者甚深”，“故于任事事人，皆守皎然不欺，蒙难而贞之义”；[2]理学修养不仅成为其治学之基，而且是其立身之本。“自戊申（1908年）迄壬子（1912年），则喜购古文家专集。”[3]在他22岁至26岁期间，勤于文学修习，又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他主张研究史学必须以文学辅之，认为史之文字尤其应该“翔实高简”，既要“雅而能健”，又要“举重若轻”，此外不能有“格格不吐”之病。在27岁至36岁期间，他逐渐注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金毓黻就读北京大学时，师承国学大师黄侃，同时又受朴学大师章太炎影响，汲取了古文经派的治学方法。他不仅推崇章氏“实事求是”、“以治史的方法来治经”，[4]将语言文字与考古文物并视为史学两大资料来源、力求实证的观点，而且将其进一步阐发，认为文字之学是“读古书之门径，不得其门则无以晓其理、知其事。”[5]有了以上循序渐进的学养积淀，金毓黻先生直到37岁以后，才完全将治学兴趣和重点转向研究史学。他对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推崇备至，称其“于史籍致力最深，旁及舆地、金石，致为精绝”，“为乾嘉间学者首屈一指”[6]。金毓黻先生治史之初，即采用钱氏治学路径，用治经之法以治史。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之研史，实由清儒。清代惠、戴诸贤，树考证校雠之风，以实事求是为归，实为学域辟一新机。用其法治经治史，无不顺如流水。且以考证学治经，则等于治史。古之经籍，悉为史裁，如欲究明古史，舍群经而莫由。”[7]正是基于以上的严谨治学和坚实基础，金毓黻先生出版了《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辽东文献征略》《东三省丛编》《渤海国志长编》《奉天通志》《辽海丛书》《东北通史》上编等大量的专著和文献，成为史学界的一座丰碑。
从金先生的治学之路可以看到，他以理学、文学、小学为根基，再去治史，收到了“交济其美之效”。[8]
诚然，金毓黻所取得的成就非一朝一夕之功，其长达几十年的治学之路和深厚的研史工夫，也不是短短一个学年的历史文选教学所能完成和达到的，但是这位史学大家的读书治学却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在史学人才培养中，夯实传统学养、注重传统学养是非常必要的。今天，从各高校历史学科的整体设置和布局看，作为历史学入门工具课的历史文选课程涵盖了理学、文学的诸多内容，如果能够充分挖掘利用这门课程的基础性、综合性，将会为整体历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注意到，多年来出版的很多历史文选教材都注重了理、文、小、史内容的综合分布。但是付诸实践时，高校却往往因各自情况的差异，教学效果难如人意。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改课时缩减，文选教学内容不得不删减，而有些内容就干脆不讲了；二是教师能力所限，无法深入讲授理学、小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三是学生基础参差不齐，难以拓广讲授深度。
笔者在教学环节中也遇到了以上诸多情况，为了既能结合地方综合性院校的具体实际，又能在有限的课程结构和时间内最大限度提高学生的史学素养，并引导他们在以后的学习研究中进一步有目的地提高基本学养，我采取了以下做法：
“课内删减课外补”法：将限于教学时数缩减的内容以课后作业、查找资料、研究报告、课前演讲的形式变化出来，尽量弥补教学内容不够充实的缺憾，同时也有助于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样，就将许多在课内教学环节无法讲授完毕的理学、文学、小学、史学的内容以另一种形式补充进来，并且通过学生的自主读书、查阅，进一步加深印象，收到良好的效果。
“系内缺失系外学”法：对于本院系历史文选课教师难以讲深讲透的理学、小学等内容，建议、鼓励学生去相近专业或院系开设的古代汉语、音韵学、训诂学、甲骨学等专门课程听讲，或者结合具体情况选修。这样就将一门单一的课程辅以无数精细深湛的分支，将一本书扩大为无数本书，一门课延伸为无数门课。使学生在研史入门之初，就能够尽可能地拓展视野，加深学养，为日后成才夯实基础。
“普遍施教重点培养”法：针对扩招后学生基础参差不齐，难以统一讲授深度，及学生兴趣爱好不一，难以提高要求标准的情况，在开课之初即提供几种不同层次的目标选择。对于那些基础一般、或者以后志在非中国史方向的学生，要求他们能够掌握基本学习篇目、达到基本教学目的即可，不作强求；而对于基础较好，有志于以后在这一方向继续求学的学生，则要求他们精研细读所有篇目，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史学素养，提升研史能力，以形成博综深厚的学养基础。
金毓黻先生言：“学贵博综，治史尤要”因此，密切结合历史文选教学，拓广加深学生的史学素养，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前言，6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2] 同上。
[3] 同上。
[4] 章太炎：《说新文化与旧文化》，载《太炎学说》，《章氏丛书》，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1981。
[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前言，8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6] 同上书，10页。
[7] 同上。
[8] 同上书，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