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选，顾名思义，是从中国的古籍名著中选取代表性的片段，加以标点、注解，供学生学习的教材。提到古籍，就不能不谈版本。一部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会造成不同的传抄本或者版本。这些传抄本或者版本，虽然来源于同一个祖本，但是其文字、段落却不尽相同。历史文选的选文，无疑应该选用最接近祖本的传抄本或者版本。或者，将通行易得、校勘精审的本子介绍给学生也是可以的。可是，历史文选的编者们，不同程度地，没能做到这一点。

在我们要加以讨论的三种教材之中，周本对于版本无疑是最重视，而且编选者表现出了相当的版本学素养。但是，面对上下两千年，横通四部的典籍，周本及其修订者，在版本方面还是有些失误的。

（一）《史记》版本选用的一点小问题

该书上册第93页说，“据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史记》，参考《百衲本二十四史》版《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直接依据张文虎校勘的金陵书局本标点，应该不是《史记》最好的本子。不过依据通行易得的标准，从中选取文章，还是可行的。然而，参考本选择百衲本，就属于失策。百衲本《史记》并非校勘性善本。

（二）汉书版本的选择

该书上册第146页说，“据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参考《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汉书》，以清王先谦《补注》本为底本，但是不收《补注》，只收颜《注》，形成了这么一个四不像的本子，其校勘也不是很认真。[1]所以从这个本子选择文章，应该是失策的。

（三）《水经注疏》版本的选择

该书上册第315页：“据1957年科学出版社影印本杨守敬《水经注疏》”。《水经注疏》版本有两个。这两个本子中较好的恰恰不是科学出版社的影印本，而是现存台湾的本子。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由段熙仲、陈桥驿点校的《水经注疏》，参校了台湾本，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本子。

（四）《洛阳伽蓝记》版本的选择

该书上册第324页：“据195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宗祥《洛阳伽蓝记合校本》，参考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洛阳伽蓝记》的校勘应该以周祖谟先生的“校释本”为好。简单地说，校释本分清了正文和子注，有利于学生了解《洛阳伽蓝记》的本来面目。张宗祥本、范祥雍本在这方面就不如校释本了。

（五）《通典》版本的选择

该书下册第39页：“据明嘉靖间刻本《通典》，参考元至元丙戌（1286）刻本《新刊增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商务印书馆《十通》本《通典》”。在此书编成的20世纪60年代，能够这样选择版本，应该说是精准的。今天看来这三种本子都不能算最好的版本。底本的选择首选是，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这个本子虽然不能说完善，但是当今所能见到的善本都用来参校，是个很不错的本子。如果说还要讲求的话，日本宫内省藏宋本，被多次影印出版，也不是难以见到的本子，用来参考也是可以的。

（六）《廿二史劄记》版本

该书下册第260页：“据嘉庆五年（1800）湛贻堂本，参考《四部备要》本。”据王树民先生研究，“湛贻堂本虽为原刻本而校刻欠精”，并非《廿二史劄记》最佳版本[2]。现今自然以王树民先生的校正本为最佳。

汝本，在当前来说，是最适合大学教学的本子，在选用版本方面能够坚持通行易得的原则，不过还是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地方。

经部文献的版本中最重大的失误是，选择《大学》版本的张冠李戴。该书上册第34页：“底本据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但是拿选文和《十三经注疏》本对读，发现章序并不相同，反而和《四书集注》本的顺序相同。可见，教材用的是《四书集注》本，并非《十三经注疏》本。

本教材经部文献大部分选自“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阮刻《十三经注疏》，号称善本，但是中华书局影印本实为民国时期的世界书局本。这个本子在剪贴缩印的时候造成了不少错误。阮元在校勘《十三经注疏》时候，所见宋本有限，且成于众手，问题也是很多的。有鉴于此，李学勤先生组织学者，重新校勘《十三经注疏》，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学界对于这个本子也不是完全满意，但是从通行易得、校勘两个方面来看，比中华书局影印本要好。西北大学古籍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点校出版的《十三经注疏》也陆续出版。

汝本的经部大部分取自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但是《论语》和《孟子》却是取自《四书集注》本。是否《四书集注》本比之《十三经注疏》本要好？我们还是听听专家的意见。孙钦善先生说，《四书集注》本《论语》正文和《十三经注疏》本是一个系统。《论语集注》的价值在于“注释方面，而不在校勘方面”。[3]所以，《论语》应该用《十三经注疏》本。

汝本的史部正史类，所选版本一律选自中华书局点校本。从通行易得来说，这个选择还是合适的，但是，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有一些质量较差，应该断然舍弃，选择百衲本。比如说《新唐书》。中华本《新唐书》的问题是：一，点校草率；二，窜改文字。以此，在选择文章时，还是依据百衲本比较好。

汝本的《通典》，其底本为万有文库本。万有文库本来源于清代武英殿本。殿本存在的问题很多，本身就不是校勘性善本。万有文库，在排印的时候又增加了新的错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还不如武英殿本。所以，从通行易得、校勘精审的角度来看，还是使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为好。

汝本的《韩昌黎集》，“据《四部备要》本《韩昌黎集》”。这个选择也是可以商量的。所谓《四部备要》本，是依据明代东雅堂本排版的。这个东雅堂本，章学诚以为并非善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的《韩昌黎文集校注》底本也属于东雅堂本，但是整理者别据善本校勘，应该是要好于《四部备要》本。近些年最好的校注本，则属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韩愈全集校注》。

何晋先生所编的《新编中国历史文选》突出了“新编”二字，的确这部教材距离传统的教材实在是有太大的差异了。这部教材，从版本学来看是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何晋先生对于版本很重视。忧的是，何晋先生对于版本问题的认识似乎还有若干可以讨论的地方。版本选择的失误，比如《汉书补注》选择“国学基本丛书”本；《韩非子》选择王先慎《集解》本；《吕氏春秋》选择许维遹《集释》本。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底本是毛晋刻《汉书》，本就不是校勘精审的本子。“国学基本丛书”本的《汉书补注》，字小如豆，不便观览，加之仓促排印，造成了不必要的错误，应该不是首选。《汉书补注》的原刊本，被中华书局等多家出版社影印出版，并非稀见，选择《汉书补注》，这些影印本应该优于“国学基本丛书”本。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都有其学术史的价值。但是，这两部书的校勘，因为当时能够见到的版本有限，所以不是很理想。[4]注解，后出转精，也不如近年陈奇猷注解的本子。

《新编中国历史文选》反映了一个应该引起注意的版本学问题，就是，精校精注本和读本的不分。读书应该首选精校精注本，是清代以来大家耳熟能详的学术常识。但是，如果精校精注的校勘记和注解过于繁复，就会增加阅读的难度，实际上使该版本变成了工具书，而非读本。何本所选的《史记会注考证》《汉书补注》《三国志集解》，都是名注本，但不是通行读本。实际上，即使专门的秦汉史学者，一般阅读也是使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而不会使用注解繁复的以上本子。《孟子正义》《周礼正义》也是精校精注本，在学术研究中很少有人以这两个本子作为读本。一般来说，这些注解繁复的本子，都是作为工具书来使用，是供查的而不是平时阅读的。所以，在介绍版本的时候，是否可以将这个问题给学生讲解清楚？以免学生产生误会。

这里存在的问题还有，精注本不一定是校勘精审的本子。比如何本所选择的《国语集解》，的确是目前所见对于《国语》注解最好的本子，[5]但是其校勘则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丕烈刊本。《史记汇注考证》《汉书补注》《三国志集解》也不是本书最好的校本。在版本介绍的时候，是否可以增益这些方面？

何本的特点之一是附有书影。可惜这些书影都未作版本介绍，而且印制模糊，大大降低了应有的效果。

版本学知识，可能在影响一名学生理解和运用史料方面，并不是最关键因素。但是作为教材，应该给学生介绍准确的知识。不能因为细节的疏忽，影响学生的认识。所以，版本学虽然是小知识，但是在文选教材中却是重灾区。希望各位编者能够注意及之。

[1] 周天鹏：《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汉书说略》，53～5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2] （清）赵翼，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劄记校证·前言》，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3] 孙钦善：《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论语说略》，22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4] 《韩非子》的版本情况，今有张觉先生的研究，见《中国文化研究》，2007（1）；《云南大学学报》，2008（2）。据张觉先生研究，民国以来的校注本，校勘精审者了了。选录文章可以迳取《四部丛刊》本。

[5] 从实际的参考来看，其注解疏略，远远满足不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