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1：等等。
学生2：就是这。
学生3：这是功率。
学生4：我们必须要改变它的功率（很多人同时开始讲话）。
教育工作者：（看着投影出来的屏幕上的编程页面）好，不错，就是这儿，非常好（指编程的语言与符号）。所以，我们必须要降低两个引擎中其中一个引擎的速度，因为我们说过，一个引擎一定要比另外一个引擎快些才行。所以，我们要改变其中一个引擎的速度，就是在这个盒子这里。既然我们已经说过要改变其中一个引擎的速度，现在就得这么做。
学生5：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二级上。
教育工作者：二级？好吧，那就二级。
学生6：为什么不放在四级上？
教育工作者：无所谓，先说的是二级，那就放在二级上吧。
很多学生：放在四级上，放在四级上！
教育工作者：那就放在四级上（屏幕改变了），那现在接下来呢？
学生6：弄另外一个呀，它已经是八级了。
教育工作者：好吧，它已经是八级了。二级和八级，然后是一级和四级。（停了一下——学生们在思考，在尝试指出这样做能不能行。）
学生6：啊哈，把运动的时间设成10秒，速度为二级。
教育工作者：好，那就10秒吧。这样我们就给它们10秒的时间。请记住，我们的目标是让机器人走10秒钟的时间。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出现的问题让学生们意识到需要对机器人的速度进行调整，或者就像教育工作者转述的那样：“我们必须要降低两个引擎中其中一个引擎的速度。”从这两个引擎之间的速度可以相差多少这一角度看，对速度的调整还是有一些灵活性及余地的，只要能够让机器人动起来并运动到这个建筑物的右边即可。至于应该如何调整，学生相互之间进行了协商，而工作人员只是按照学生协商的结果输入相应的编码而已。
接下来，就是学生与来自科学中心的教育工作者以及他们的教师一起准备展示，计划向社会公众描述他们的球运动的轨迹。下面这段对话来自河滨小学，这个例子表明了要想把他们的创作向社会公众讲清楚是一件多么具有挑战性的事：
教育工作者：好了，那你能对这个项目的各个不同阶段进行一下描述吗？
学生3：好的。首先，我们到了这里，到了这家博物馆，看到了机器人。你们向我们展示了机器人是如何工作的，展示了各种不同的机器人模型，另外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内容。然后，我们在学校里拿到了机器人套件，数清楚了所有零部件后，便把它们在箱子里放好。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建筑学小组，负责设计与建造需要的各种建筑物，有一个专门的城市规划小组，负责设计街区，有好几位工程师，他们负责建造机器人并对其进行编程，另外还有一个装饰小组，负责对城市进行美化。
教育工作者：好的。那么，接下来，你们是怎么做的呢？你们选了哪种机器人？为什么选它？
学生2：嗯，我们选的是吊车，因为这栋房子像网格一样，它有一个楼梯，球在上面就可以往下滚动，落入一个具有夏威夷风格的车库里（他们在看着自己的设计呵呵笑）。然后，接下来就是机器人开动，把球拿到洞口那里，然后球就会顺着洞口进入一段管道，这时候那里有一个压力探测器，一旦探测到球，吊车就会把球往上吊，而且还可以调整方向，因此我们选择了吊车。
学生3：运动的机器人把球传给吊车，吊车把球丢进管道里，在传感器的帮助下，机器人会继续往前运动……
就像这段排练所表明的那样，学生面前没有城市的实物，要把球的运动轨迹解释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摘录的这些话表明，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挑战，参加这个项目的两个班级也会以不同的形式来推进这个项目。对于河滨小学来说，这些挑战都是开放性的，由于他们在学校里得不到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往往都是把这些挑战进行某种程度的简单化处理。与此同时，来自科学中心的教育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得不到技术专家支持的窘境，在他们几次来科学中心参观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广泛的指导，从而保证了项目能够不断向前推进，并能够按期完成，如期交付展品。他们在建造与编程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瑕疵，这些瑕疵也是由科学中心的教育工作者们消除的。显然，就像一位科学中心的教育工作者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国会小学，由于本地有拥有专长的人提供支持，这个项目变得更加复杂，球的运动轨迹也更加复杂。一位科学中心的教育工作者这样来概括他们在这个项目中遇到的各种挑战：
学生学到了很多东西，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经历的这个项目是在其他地方根本不可能经历到的。学生对这个项目的热情令人难以置信，教师们也是如此，他们真的都特别努力去尝试，而且非常渴望获得成功。他们所有人都额外加班加点来做这个项目，我能够肯定的是，这个项目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巨大的困难，有时候也不免会让人感到沮丧，但最终它很成功。这种类型的项目非常值得继续开展下去。
张力、挑战与涌现的学习机会
现在，我转向对这个项目的各种不同维度进行探讨，这促使该项目以不同方式在两个班级中随时间的推移而演化。我把每一个班级对这个项目的处理都看作一个复杂的活动系统，把焦点放在能够推动人们不断参与这个项目的那些目标与动力上。接下来，我对这些师生使用的一些工具以及经历的一些挑战进行了描述，正是这些工具及挑战以非常独特的方式标示了在这两个班级中合作伙伴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与发展的，以及项目是如何不断取得进步的。最后，我通过某些引喻，对在这两个班级中涌现的各种学习机会进行了讨论。
就像表9.1概括的那样，河滨小学的学生在这个项目中变得各有所长，他们不是变成了机器人编程与建造的专家，就是变成了城市设计的专家，这和他们具体承担的任务有关。相比之下，在国会小学则不是这样，所有学生同时参与这个项目各方面的工作，这导致了在他们这里出现的学习机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在河滨小学出现的有所不同。国会小学的人谈的最多的是他们在小组合作中新学会的某些专长，而河滨小学的人谈的则是他们通过自己承担的任务掌握的某些特定的专长。然而，在这两个案例中，这些专长都转化成了他们高度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它让学生们能够勇敢地走上前去，在科学中心向社会公众展示说明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像往常一样闭口不言，或敷衍了事，这让他们的教师感到非常惊讶，国会小学的凯文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表9.1 对项目的诸多维度、矛盾及张力的概括
续表
很多人都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他们非常自豪自己能够做到，而且还做得这么多，这肯定和他们的自尊心有关。但最令我感到吃惊的，倒不是那些投入最积极的学生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而是那些过去从来都不积极主动、遇到事情便往后躲的学生发生的变化，他们竟然也愿意去科学中心做汇报了。挺身而出的不是那些表现最好的学生，而是那些最感兴趣的学生。
参加项目的目标与动力
马里参加这个机器人项目，是因为知道自己的学生肯定会非常喜欢这个项目，当然她也并不讳言自己“对机器人技术的了解为零，我对它也没有兴趣，但学生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还以为我很喜欢机器人”。她执教的学校很特殊，她的经验告诉自己“一开始的时候让孩子们感兴趣很重要，然后才能教他们法语、数学、科学等，但你首先必须得把这些东西和孩子们建立起联系，否则的话，将一事无成”。接下来，她继续说道：“对于他们来说，学校就是纸、笔、工作表和书，而突然，我们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这让他们明白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马里参加各种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激发他们（学生）的动机，为了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工作，由于它非常的具体实在，所以他们都乐于参与其中，而且愿意接着往下做，学生真的掌握了自己学习的主动权”。马里高度重视各种项目，把它们放在传统教学工作的前面，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学生变得更加投入，在学习上能够体会到成功。对于她来说，基于项目的学习可以有助于解决来自现实生活世界的各种问题，因此她会让自己的学生深度参与到对某些内容的学习中，他们能够与这些内容建立起联系，而且会非常重视对这些内容的学习，并全身心地投入对自己感兴趣的那些话题的交流、讨论与反思之中。尽管马里很相信基于项目的学习，但她的学生平常做的都是一些法语与数学方面的机械操练，各种工作表与每周测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让他们投身于这样一个项目之中就成为一种手段，可以让他们从日常以学术为焦点的学习活动中解放出来，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已经对这种形式的学习感到厌烦不已了。
一开始是给凯文提供咨询的教师让他注意到了这个项目，然后他便参与了进来。“在一个给定的空间里让机器人进行互动，我真的喜欢这个挑战。”就像他自己总结概括的那样，“（在我们学校）三年级学生就已经开始参加各种利用乐高套件的机械方面的项目了，但与机器人有关的项目是从四年级开始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乐高提供的零件组装机器人。这样的机会到了六年级时具有了更大的挑战性，即要求学生设计他们自己的机器人，并进行组装。”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促使凯文有兴趣参与这个项目：
这是一个班里的大项目，当你有一个像这样的好项目时，它可以帮助你创造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携手努力，共同把项目推向前进。在法语课或数学课里，你见不到这种情况，在那些课里，总是有一些学生要比另外一些学生进步得更大。这个机器人方面的项目委实需要一种团队精神与集体努力。另外，这个项目还要求我们以不同方式对学生进行分组的。这不是按照学业水平的高低进行分组的，而是把所有人都聚在一起，让他们携手合作，相互帮助。这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它可以帮助我们让学生的干劲更足，它给学生提供了各种非常独特的学习机会。
在从事这个项目时，在一般情况下，凯文可以定期从为其提供咨询的教师那里得到帮助，为其提供咨询的教师会把这个班一半的人带到另外一间教室里，为他们提供指导。凯文还可以从他们学校教艺术的教师那里得到帮助，教艺术的教师会让他五年级的学生帮助设计楼房，帮助对楼房进行艺术演绎，他们采用的是当地一位艺术家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是这些学生在去当地一家艺术博物馆进行实地考察与参观的过程中学来的。因此，这个项目实际上成为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合作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要求的团队合作水平对很多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很多人认为，“我们的确学会了如何合作，因为当项目进展不下去时，你除了相互商量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很多学生与自己的教师相互交流他们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够学会作为一个团队展开合作以便让项目向前推进。凯文不能想象如果没有来自其他教师与学生的帮助这个项目如何才能搞定，因为时间太紧了，“课后我们要做很多工作，要不是这样的话，这个项目恐怕要用一个学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我觉得起码要八个月的样子。”而他们必须在三个月之内搞定。
由于时间很紧，因此马里只能利用午餐以及放学之后的时间和那些最有干劲的学生一起来完成这个项目，而且还是全班一起出动。她也找了四个六年级的学生来帮忙，这几个学生在上六年级之前就在她的班里，他们也可以从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中受益，而且还可以为别的学生提供指导。那个高中的学生也帮了很大的忙，在项目的最后阶段做了很多为机器人编程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马里以及她的大部分学生来说都太难了。
来自科学中心的教育工作者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对项目进行构思上，他们通过为参与这个项目的学校提供材料方面的支持来帮助学生完成这个项目，另外还在必要的时候分享了自己在技术方面的经验。尽管自始至终教育方面的目标一直在推动这个项目不断向前推进，但由于这个项目是在一个专门的展览活动中实施的，因此它面临着双重挑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个项目实际上肩负着双重职能——教育的及文化的，而后者需要科学中心配备很多各种不同的人员。因此，有时候对项目的管理会很难，而且还会面临一些风险，这是科学中心负责这个项目的教育工作者的看法。对科学中心来说，在教育与创收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参加这个项目的三位博物馆教育工作者，有一位对这个项目遇到的各种矛盾冲突总结得就很好：
像这样的项目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增加博物馆收入的手段，是个挣钱的机会，像这样的情况太常见了。但我更认为它应该发挥其在教育方面的作用，就像为一所学校或一家图书馆提供服务一样，追求的不应该是经济利益，我们不是要从学校那里挣钱，在博物馆肩负的使命中，有一部分是教育，而且这方面还应该更加突出才行，它应该成为一个更加具有制度化色彩的使命的一部分，少把焦点放在游玩与赚钱上，多关心教育及素质提升。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开创的各种合作关系应该成为我们的使命及关注焦点的一部分，而且还得让它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显然，在参与这个项目的各方之间存在着不同诉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建立起来的合作伙伴关系。例如，科学中心的教育工作者不可能到学校的课堂里去，甚至一次都不行，因为他们的时间都已经安排给其他项目了。单位的规章制度也不允许进行这样的合作，他们不能离开自己的单位到学校去。因此，有些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来与课堂里的学生进行沟通，为他们提供大量所需的及时指导。显然，教育工作者是对这样的项目感兴趣的，而且愿意未来继续参加像这样的具有教育意义的项目，哪怕他们得自己挤出来时间。
采取的手段及遇到的挑战
马里告诉了她这个班的学生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物品来对他们准备要建造的房屋进行装饰。接下来，她便给这些学生分配了不同角色：有的做工程师，有的负责做城市规划，有的做建筑师，有的则负责装修。只有工程师负责组装机器人并对其进行编程，其余的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与装修人员则负责城市环境方面的工作。而在一月份的那段时间里，所有学生都在组装机器人，每个小组有二至四人，负责组装一个机器人。但这项工作耗费了太多时间，因此马里不得不换一种方式，对自己的班级进行分组，根据每一位同学的技能来给他们分配相应的任务。这样一来，就不是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参与组装机器人并对其进行编程，或者是参与城市的创建了。相反地，每个同学在这个项目中承担的都是特定任务，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就像一位同学总结的那样，“我做了一个楼梯，这是给其中的某一栋房子准备的，另外我还参与了一部分装饰的工作，以及一点点编程的工作。”另外一个同学则把自己描述成一位建筑师，“我造了两栋房屋，一栋是植物园，另一栋是科学中心，然后我还在小组里参与了一些编程的工作。”这样来看，在项目一开始的时候，马里的打算和凯文是一样的。但为了按时完成项目，她被迫给学生分配特定的任务，这样他们就能够又快又好地做完。
对于凯文来说，时间也不是很充裕，但他通过在全校范围内为这个项目寻求帮助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因此，他的学生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就能够始终都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各个环节之中，如规划、建造、编程以及装修，等等。每一个小组（2至4个学生）都必须组装一个机器人，建造一栋房屋。要建造房屋，他们必须先画好设计图，然后计算需要什么材料，这要用到数学方面的知识，因此有助于数学的教学，这些学生为了造房子而画的图纸以及开列的材料清单参见图9-4。
图9-4 一个小组房屋的设计图及所需的材料清单
除了建造房屋之外，每个小组还负责组装一个机器人，而且还得为机器人编程，只有这样，他们组装的机器人才能够在建造的景观中有目的地运动，并实现把球传到中央位置这一目标（图9-5）。凯文在这个项目中向学生们介绍了一些六年级才学的几何方面的内容，并让他的学生把使用公制尺寸测量的结果换算成英寸[2]，以便确定究竟需要购买多少材料。
图9-5 组装机器人并利用移动的机器人对设计进行测试
在科学中心的教育工作者眼里，时间紧也是最为严峻的一个挑战，除了时间之外，其余的挑战还包括材料以及资金支持等。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估计严重不足。例如，把学生建好的城市以及组装好的机器人运到科学中心去就非常让人头疼，因为很多都属于非常容易摔坏的物件。为了降低交通成本，很多学校师生到科学中心来都是搭乘地铁，但这有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要把学生建造的物件搬到科学中心，得来回好多次（光是搬运机器人就两次，一次是在二月份，到科学中心来请教组装方面的问题，一次是在三月份，到科学中心来请教编程方面的问题）。
项目要按时完成，这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在与时间赛跑。在机器人的组装以及编程方面有很多问题，我们必须得解决，但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日程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其他一些挑战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对材料不熟悉。这个项目之所以使用费雪技术机器人套件，是因为这家公司已经答应以优惠的价格提供材料。但这有个问题，因为不管是科学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是学校的教师与学生，他们都不太擅长利用这么小的零件来进行设计与建造，就像领导这个项目的人在最后总结的那样：
项目结束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最大的挑战是边做边改。这个项目是在进行的过程中逐渐成形的，是在我们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成形的，这一路走来，惊奇不断，我们不得不持续地进行调整。
然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蒙特利尔学校支持计划项目组为科学中心与学校课堂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中介支持。按照来自科学中心的项目负责人的说法，没有蒙特利尔学校支持计划项目组提供的这种中介支持，项目很难完成。蒙特利尔学校支持计划项目组帮助解决了学校与科学中心之间的沟通难题，而且按照科学中心教育工作者们的看法，这个项目组还“为学校的教师与学生提供了一些专业方面的支持”。另外，项目组还调派校车，派发科学中心免费入场券，解决了学生们的家人到科学中心来的交通及门票问题。然而，尽管有这些方面的支持，但河滨小学为了让孩子的家长能够过来参加活动，还是费了不少劲。马里觉得科学中心对他们的态度有些太咄咄逼人了。她最后想把一件城市的展品等学年结束时放到自己的学校里，但却没有能够从科学中心借到所需的机器人，因为科学中心对相关的材料有着一些限制性的规定。
涌现的学习机会
显然，在参与这个项目的过程中，科学中心的教育工作者学到了很多，他们开始非常重视参与这种具有教育意义的项目，其中有一位教育工作者这样总结道：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教师、孩子、家长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评论意见，学生提的意见甚至和他们的教师及家长提的一样多，这种情况在以前是很难见到的。参加这个项目的学生给我们写信，告诉我们他们学到了些什么，这个项目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好的项目。当然，它的确是个很不错的项目，让很多学生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有教师还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学生是多么积极地在参与，以前从来都没有这样过，像有一个学生都准备要辍学了，还有一个学生是帮派成员，但他们真的都非常积极踊跃地参与这个项目，对这个项目着了迷。还有，就是在总结汇报期间，我看到如此多的学生都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很多家长也是。
显然，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为了让教师与学生有机会参与各种科学技术活动，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支持与帮助。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科学中心还与参与这个项目的学生的家庭以及项目参与学校里的其他教师建立起了联系，他们在项目结束的时候都受到邀请，来参观展品（Bevan，et al.，2010）。这个项目提供了在观念上非常丰富而且吸引人的机会，让学生能够深度参与到科学与技术活动之中，这对教师们来说，仅靠他们自己是做不来的，因为他们没有相应的资源与专业的技术。很多事情都与“有没有场地”（p.54）有关系，科学中心里有机器人，而且还可以提供很多资源，正是这些原因，才让项目取得了成功。有位科学中心的教育工作者这样总结道：
首先，学生有机会用到这些材料，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他们可以用这些材料来做实验。这的确是个大项目。建造一座城市非常重要，而且也让人觉得很有干劲。他们可以通过作品来表现自己，让自己变得富有创造性。他们以团队的形式一起做事，尽管项目很复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够看到自己通过与他人携手成功建造起来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而且，到了最后进行总结汇报时，学生都非常紧张，感觉压力很大，但还是调整好了自己，当然这种紧张与压力也具有积极正面的作用，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体验。
另外一位教育工作者则重点强调了这个项目是如何帮助学生以创造性的方式深度参与到科学活动之中的，而这正是这个项目的关键所在。“没有创造性的话，不管是建造城市，还是对城市进行装饰，都是做不好的。”以科学中心的眼光来看，这个项目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其最后阶段的公开汇报：
学生要是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成果向社会公众做公开展示，这个项目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成功。这并不仅仅只是把他们在课堂里做出来的东西展示出来，更重要的是在科学中心这个地方向社会公众公开展示……由于当时正值春假，有很多家庭来科学中心参观。因此学生对项目进行公开汇报的听众不仅包括他们的教师、家长及同伴，这些人多少都还是欣赏他们的，而且还包括别的来这里参观的人。我想那个星期大概有27 000人来这里参观。对学生来说，这是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与众人分享自己的成果。（图9-6）
图9-6 青少年画的展品的价值
那场公开汇报为这个项目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尾，让这个项目具有了“公共的目的”（Cervone，2010）。就像马里指出的那样，“这让我的学生们觉得自己就像是专业人士一样！”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涌现的学习机会和这个项目的性质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这个项目是分散在好几个不同的教育空间场所里进行的，而且是由各种不同的议程推动的，在每一个地方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手段为其提供了中介支持，而这在课堂里一般情况下是见不到的，就像马里强调的那样：
……[我的学生]有机会在展览期间与“爱宝”一起玩，这非常不同寻常，你知道，通常情况下，某些东西要是非常贵重且容易损坏的话，是不会让孩子们去碰的，因为怕他们把这些东西搞坏了，这本没什么不对。但在这个地方，教育工作者把“爱宝”交到了他们的手里，而且知道他们不会把它搞坏。他告诉他们好好玩，然后就走开了，这太有意思了，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还念念不忘。每个人都想玩“爱宝”，而且都能玩到！……
马里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项目帮助她的学生提升了自己的自尊心。“他们不是把自己视为这块土地上的受害者，而是懂得了自己在这块土地上也能做很多事，也是很能干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尽管从项目随时间演化的视角看，两所学校之间有很多不同，但这两所学校的教师都认为这个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各种非常多样的学习机会，提升了他们的自尊心，帮助他们掌握了生活的技能，如团队合作及坚持不懈等，他们对此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马里讲了一个叫锡德里克的孩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因过于好动、坐不住而苦苦挣扎的孩子，他从来没有为一件任务老老实实地待足过两分钟：
……他在什么事情上都是三分钟热度，很容易放弃，但是在这个项目上，他付出了非常巨大的努力，一直坚持不懈地动手组装机器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非常有耐心，他成了我在这方面要依靠的一个专家，当别的学生在组装机器人上遇到了困难时，我就让他们去找他，想一想这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吧。
马里后来就把这个项目用来作为激励锡德里克完成别的工作的一种手段。她要求锡德里克把自己写的法语里面错误的地方改正过来，如果他能做到，就可以让他做一会儿这个机器人项目。到项目结束时，锡德里克甚至主动提出要在科学中心向社会公众做公开汇报。相比之下，凯文则指出，这个项目帮他的学生掌握了团队合作的技能，“他们必须得携手合作，才能把事情搞定。”就像有一天我们观察到的那样，凯文班级里的学生会相互鼓励，相互帮助，来完成任务，不管是建造房屋，还是对这些房屋进行粉刷，都是如此。有个学生在粉刷的时候非常骄傲地宣布：“我已经成为毕加索啦！”这表明这个项目为学生的深度参与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与形式。这些学生还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就像有一个学生所说的那样：“我主要是负责组装会动的机器人手臂，然后完了还做了很多粉刷的工作。”而另外一个学生则说：“有个机器人我已经组装完成了大部分，但接着我要找别人来帮忙，我不能自始至终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完成这件事，然后就有些女孩子过来了，她们为机器人安上了电线，我们能够确保所有零部件安装的位置都没有错。”从这一点来说，团队合作显然是凯文这个班的项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坚持让所有同学都必须参与这个项目所有方面的工作，而在马里的班，学生在这个项目中的参与结构则不同，这种不同的参与结构帮助有些学生在与学校学习有关的某些方面成了专家，并让他们变得非常有能力，而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第一次。这表明，在这两个班级中，项目实施的方式不同，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机会，而活动理论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这个项目的各组成部分究竟是如何为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提供了各种新机会的。
结论
两次去科学中心参观，在学校里还做了大量工作……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项目会有这么多的工作。如果之前知道的话，我不能肯定自己对这个项目的参与还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我可能早就放弃不干了，我还有其他的项目呢。
就像河滨小学的马里总结的那样，在这个项目中，所有合作方均对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挑战估计不足，然而又正是像这样的一些挑战为所有人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机会。它告诉我们，要把学校、科学中心或博物馆团结在一起，共同推进这种具有教育意义的项目，促进学生有意义的学习，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尽管在这种类型的项目中，机器人是一个不错的例子，而且科学中心还可以在项目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因为它可以给那些条件差的社群中的学校学生提供项目所需的材料以及各种专门知识，但如何让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向前推进并且不会半途而废更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在这个例子里，也是如此。这个机器人方面的项目连续维持了四年，但最后还是因为成本太高、困难太大而不得不终止，其中有些原因我在本章中也隐晦地提到过。很多对学校—博物馆合作伙伴关系的研究也仅仅只是对学校与诸如科学中心、博物馆或动物园之类的拥有丰富科学资源的文化机构之间存在的合作进行记录，而没有去考察这种合作形式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与发展进而成形的（Bevan et al.，2010）。我把这些合作伙伴关系作为活动系统来对待，试图以此来描画这个项目的演进与发展，而且揭示了合作各方在项目进展过程中遇到的那些挑战是如何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机会的。
研究表明，参与各方之间的各种合作往往只是促进了相互之间的资源交换，而不是事实上的合作，在这个案例中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在上面描述的这个案例中，科学中心职能的发挥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与蒙特利尔学校支持计划项目组合作制订活动计划，然后把它作为一项服务提供给对机器人技术感兴趣的学校。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学生与博物馆三方究竟建立起了一种什么形式的合作关系呢？如果教师有机会把这种合作关系不断推向更高水平的话，这个项目最终的结果会有所不同吗？鉴于本项目各方共主的情形，这会让合作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吗？尽管在教育责任与盈利需要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对于绝大多数科学中心来说都是真切存在的，但科学中心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供像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那样的具有较高参与水平的长期项目？就像已经表明的那样，这个项目的目的和项目参与各方以及他们在这个项目上拥有的资源与时间在现实中是有些冲突的。
针对学校以及他们借力非正式科学机构的方式，有人可能还会提出另外一些问题。学校得掌握什么样的资源才能够促进他们与科学中心之间的这种合作？在我们呈现的这个研究中，蒙特利尔学校支持计划项目组以各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为这种合作提供了中介支持。学校里来自社区且掌握资源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也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简单的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比如安排去博物馆的交通，或为他们向博物馆支付一些本项目的成本费用。然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有人可能会提出，教师和博物馆是不是需要为深度参与到像这样的合作性及开放性项目中而准备的更为充分一点。在本章呈现的这个案例中，博物馆非常严格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机制显然不利于项目的实施，这个项目在形式上不得不根据参与项目的学校与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与改变。博物馆不应该对这样的合作更有兴趣一些，把那些条件不好的家庭请到他们的单位来参观吗？在本章的这个项目中，所有学生的家长都拿到了去科学中心参观的免费门票，而且还可以在公开汇报的当天搭乘孩子学校提供的交通工具到科学中心去。但是，对于博物馆来说，使人备感苦恼的是，科学中心的各种文化障碍根深蒂固，而且到博物馆去的河滨小学学生家长也不像国会小学的那么多。马里后来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破这种障碍，她邀请学生家长到学校来，因为学生建造的城市以及组装的机器人都在这里，但令人遗憾的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后勤保障不足，没有使这种创新举措得以实现。马里无法得到科学中心的批准，未能将机器人最后一次运到她的学校去，从而使其精心设想的这次活动没有成功。显然，要想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是多么不容易，因为界定学校与博物馆二者之间关系的现行体制不能提供有效支持。然而，使用活动理论来对这些冲突与矛盾进行考察，可以获得很多有意义的发现，让我们明白未来应该怎么做才能超越这些障碍，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支持，而人们往往把这些问题抛到了脑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进行的分析表明：有必要对学校与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探讨。博物馆必须改变自己仅仅只是提供服务的形象，而学校也必须改变自己只是从博物馆那里得好处、占便宜的形象。像本章中描述的这样的项目要想走向成功，合作各方必须拥有共同的目标，而且要真正齐心协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项目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手段与机会，促进所有参与人不断成长，而且还有助于打破各种制度上的羁绊，而正是这些羁绊时至今日仍然频频妨害着期望的教育目的的实现。
笔者在此感谢阿利森·贡萨尔维斯（Allison Gonsalves）和吉姆·基谢尔（Jim Kisiel），感谢两位在本文成稿期间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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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rène Rahm，University of Montreal，Canada，杰雷内·拉姆，蒙特利尔大学，加拿大.
[2] 1英寸约为0.02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