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栾玉 郭士国[1]

基本公共服务作为非货币化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私人支出，提升劳动者素质等手段来增强居民获取收入的能力，从而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非均等化现状使得农村居民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农民的基本权益无法通过公共服务来获得保障，而是必须为此付出更多的私人成本。这使得原本就比较悬殊的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更是雪上加霜。也就是说，如果公共服务的供给长期处于非均等化状态，那么它不仅无法实现对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反而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收入分配——一个理论综述

关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对收入分配所造成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突出表现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益发扩大。唐海生[2]认为，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是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缺位，使得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仅没有得到满足，反而拉大了各收入阶层的贫富差距。王瑞芬[3]、丁凯和张文礼[4]、王达梅也分别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不到位，导致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不足和严重不均等，成为拉大城乡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江明融[5]认为我国城市偏向型的非均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给城乡居民的收入带来了负面效应，由于不合理的公共产品成本分担制度，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刘乐山、何炼成[6]则从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城乡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也有一些学者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指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余长林[7]在1994-2008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就我国财政分权和城乡公共品供给差异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缩小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不均等措施，有助于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吕炜、赵佳佳[8]探讨了公共服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公共服务虽然并不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有效手段，但是公共服务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通过增加可支配收入以及进入生产函数等方式对减缓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起到抑制作用，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带来好处的能力，为他们创造参与和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根据迟福林[9]的测算，2004年，我国名义城乡收入之比为3.2∶1，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实际收入之比为5∶1至6∶1。按照这个分析，公共服务在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的影响高达30%～40%。

二、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一）变量选取

本文主要从公共服务均等化角度分析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而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服务、基础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因此，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了以下主要变量指标：

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GAP）：本文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来衡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来表示。

②人均GDP（RGDP）：库兹涅茨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要经历先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的过程，后人称之为“库兹涅茨曲线”，即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人均GDP水平表示）之间存在着倒U形曲线关系。本文采用了人均GDP及其平方项，后者主要是检验经济发展水平对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

③人均转移性收入比（TRP）：财政转移支付作为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不少学者检验了其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性，本文使用的变量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转移性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的比。

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RUEM）：社会保障是社会再分配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失业保险覆盖率中只有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显著（2011年达到95%），因此本文只选取城市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为指标，计算方法为年末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职工数比年末城镇就业人员数。

⑤人均受教育水平（REDU）：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方面的机会不均等，这就直接决定了城乡居民在人力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最终影响到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用六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数表示，计算方法为（未上过学人数×0+小学人数×6+初中人数×9+高中人数×12+大专及以上人数×16）/六岁及以上人口总数。

⑥电话普及率（TEL）：按行政区划全部人口计算，平均每百人拥有的话机数。计量单位为：部/百人。

（二）数据说明

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有限，笔者使用2001-2009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缺西藏）的年度数据，通过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对收入差距走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省的统计年鉴。

（三）模型设定

笔者定义了两组非线性模型来检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模型1以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被解释变量，以各省的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以及人均转移支付比、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电话普及率为解释变量。模型2采用了含有人均GDP的二次项的准对数形式进行检验。本研究采用Eviews 6.0软件。

模型1.1

模型1.2

其中GAPit表示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城乡收入差距；RGDPit，TRPit，RUEMit，REDUit，TELi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人均GDP、人均转移支付比、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及电话普及率，εit为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量

表1给出的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结果，反映的是30个省份各变量的差异：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2.回归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准对数函数的R平方较高，并有较多变量显著，总体上优于普通二次函数，因此笔者采纳前者的结果。另外，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模型拒绝原假设，两函数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笔者采用5%统计显著性作为可接受的标准。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计量模型回归结果（2001-2009）

续表

模型1.2的R2（witnin）达到0.4578，除了人均受教育年限统计不显著外，其他变量都显著，模型拟合较好。下面对回归结果做如下分析：

首先，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在模型1.2中，对数人均GDP及其二次项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对数人均GDP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二次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城乡间收入差距将随人均GDP水平上升而扩大，人均GDP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0.88倍。可见，在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会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而自动缩小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其次，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城乡人均转移性收入比在模型中是正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乡人均转移性收入比的扩大而扩大，城乡人均转移性收入比扩大一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0079倍。财政转移支付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是中央财政对各省的转移支付大部分被用于投资和政府消费，且主要以城市为主。城镇居民所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包括社会保险收入和社会救济收入，而农村居民所得到的转移性收入基本上只有通过转移支付体系的各种社会救济。[10]城市居民获得的转移支付大大高于农村居民获得的转移支付，因而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就社会保障体系来说，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目前农村居民享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医疗合作保险还处于探索期，农村尚未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相背离。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合理，对收入分配差距调节产生了逆向的反作用。以医疗保险制度为例，城市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态势，并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了医疗保险体系目前存在的缺陷，即中高收入者从中受益的程度高于低收入者。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中高收入人群由医疗报销的人均医疗费和报销部分占他们医疗费用开支的比例，都明显高于低收入人群。[11]在农村，医疗保险普及率远远低于城市，农村居民面临着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可见，不合理的医疗保险制度体系设计，不仅没有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没有弥补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的现状，反而从另一个层面上加剧了城乡差异的扩大。

第三，在基础教育方面，人均受教育水平在城乡收入差距模型中具有负系数，但缺乏统计显著性。这说明基础教育发展不足，并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2009年，我国城市6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37年，而乡村仅为7.36年，城市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2.63%，乡村为9.79%（《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农村有3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在小学或小学以下程度，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74%，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仅为2.1%（《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这些数字说明我国目前教育机会的分配是不均等的，城乡基础教育供给不均等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第四，在基础设施方面，电话普及率在城乡收入差距模型中具有正系数，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虽然整体而言电话普及率在提升，但是城乡差距却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铁路和公路等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助于发展农村的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指标在模型中不显著，已剔除。这表明我国基础设施的发展在城乡间也是不平衡的，政府的财政支出多投资在城市，农村获得的投资相对较少。城乡基础设施供给的不均等，使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三、结论

基本公共服务作为非货币化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私人支出，提升劳动者素质等手段来增强居民获取收入的能力，从而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非均等化现状使得农村居民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农民的基本权益无法通过公共服务来获得保障，而必须为此付出更多的私人成本。这使得原本就比较悬殊的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更是雪上加霜。也就是说，如果公共服务的供给长期处于非均等化状态，那么它不仅无法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1] 尹栾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郭士国，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2] 唐海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作用》，载《咸宁学院学报》，2010（7）。

[3] 王瑞芬、丁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收入再分配》，载《浙江经济》，2008（4）。

[4] 张文礼、王达梅：《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与缩小贫富差距》，载《甘肃社会学》，2007（6）。

[5] 江明融：《构建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研究》，载《农村经济》，2006（8）。

[6] 刘乐山、何炼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解析》，载《人文杂志》，2005（1）。

[7] 余长林：《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载《中国经济问题》，2011（9）。

[8] 吕炜、赵佳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服务与收入分配调节》，载《财贸经济》，2007（5）。

[9] 迟福林：《政府转型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载《科学决策》，2006（10）。

[10] 陶纪坤：《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收入差距》，载《兰州学刊》，2008（12）。

[11] 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