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以其真实、客观呈现历史和现实的特质成为讲好中国故事，进行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新时期观众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他们对纪录片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纪录片创作要打破传统的构思方式，寻求更好的表现手法。用具体的故事讲述人的命运、生活经历和社会事件成为当前纪录片创作的普遍思路。由程工执导的纪录片《极地》，用故事化的叙事方法，以“短篇小说集”的形式，通过21个平凡人的故事，讲述了藏族同胞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天地共生，西藏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故事，自2017年播出以来，备受海内外观众赞誉。

一、选题故事化与价值观传递

文化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传承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代表性的故事展示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故事人物的普遍特征折射出的精神状态，是普通大众生活的主旋律，更能打动观众使他们产生共鸣。讲好中国故事的人文社会纪录片就是要能发现、记录与现实贴合的、富有时代感的普通的人和事。《极地》摄制组走遍西藏，历时两年，拍摄了36000分钟的素材，包含100多个人物故事，而最终只甄选了21个彰显正向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故事呈上荧幕。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包括野生动物保护者多吉次巴、驼盐者次仁旺青、藏族“三公主”姐妹、说婚人占堆等。

该片以普通人为切入点，纯粹、真实地记录以他们为代表的藏族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影像之外延伸出西藏文化的特质，以此揭示社会发展洪流中身处极致环境中的极致的人的精神品质及生活方式，从而表达人们对传统生活的回归，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使得观众在情感上得到关怀与满足，给观众一个聆听与思索生命的机会。这种用普通人进行故事建构的方法，是通行的国际化表达，对观众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能让观众轻易地将个人情感代入、解读，进而产生共鸣。

观众是否与被拍摄对象产生价值认同是检验纪录片传播效果好坏的有效途径。要讲好中国故事，纪录片必须蕴含社会价值。该片用单元故事表现地域变迁，注重讲述普通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讲述人类共有的情感和价值追求。影片反映了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例如，唯一掌握谐钦舞所有唱词和舞步的81岁老人赤来伦珠感叹，生而为人能够活着就已经足够幸运，要努力过好每一天；驼盐者次仁旺青教育孙子拿走够用的盐就好，做人不能贪婪。

与镜头中呈现的极地物质贫乏的环境相比，藏族人民表现出认真踏实的人生态度；表现出对生命和自然的珍视和敬畏，对生活的知足、感恩。这种价值观是人类所普遍追求和认同的，也是能共同感悟的。该片用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将西藏描述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的净土。纪录片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跨越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寻求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认可，即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丑恶的憎恶。

二、情节故事化与生活图景呈现

故事化手法是记录真实、表现真实的途径，而不是最终目的，真实的内容才是决定纪录片的本质所在。《极地》通过故事化的叙事方法，用故事情节呈现藏族人民纯粹真实的生命体验，使原本被认为是精英文化的纪录片通俗化、大众化的同时，又提升了纪录片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讲好中国故事就要选择适当的角度带动观众在感受纪录片真实的同时产生价值认同。同一种创作题材，同一种生活形态，可以用不同视点加以观察和表现。创作者选择最佳视点，则可以更艺术地表现社会风貌、时代气息、生活气氛和人物心态。[14]影片通过第三人称叙述，以人为切入点，用平行拍摄的方式增加观众和故事主人公对话的亲近感和真实感。

该片注重具体个性的塑造、个体经历的体验和平民化的表达方式，善于以大众的视角及情感来洞察人的行为和时代变迁。和许多纪录片首先聚焦宗教文化和地理特性有所不同，该片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故事进行文化沟通，从普通人的视角，突破宗教的常规表达，通过故事情节的推动展现极地的现状与文化。该片的内容表达不高大不厚重，也非关于西藏的基本认知，而是一个个普通人物鲜活的生命故事。该片从普通人出发，关注作为独立个体的人，从故事主人公的视角记录生活中目之所及、行之所至和心之所感的具体事实，用真实的故事让观众产生共鸣，增加其观影的趣味性，提高价值认知程度。

讲好中国故事，就要真实再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民俗的潜在意义是为了表现生存时空和历史积淀，它对记录真实有着重要意义。民俗是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纪录片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民俗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民族、国家强调认同的想象共同体[15]，是文化的展示和内涵的延伸，对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该片自始至终有大量的民俗展示，这些民俗表现了西藏地区的文化，是对传统记忆和自然的回归，更对人、生命和命运体现出了超越现实的终极关怀。例如，说婚人占堆的故事，展示了藏族说婚的民俗仪式，而民俗本身（如说婚唱词）表达的不仅是祝福，更是藏族人民的生活哲学。婚礼现场年轻人不知所以地笑，他们纵情饮酒，并且玩手机。没有人再像以前那样争相向说婚人敬酒，并询问世界如何形成等问题，这是民俗展示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传统民俗与当下现实交织地呈现推动故事的发展，情节也因此更具冲突性与故事性。

意境营造不仅表现为荧幕形象本身的栩栩如生，更表现为能够激发观众由此及彼地进行联想，让观众切实地感受到屏幕上并没有直接表现出的更多的内容和情感。[16]该片真实的意境营造在于打破了传统纪录片的手法，未对纪录片进行主题归类，而是选择开门见山的叙述，避免加工痕迹，即在讲故事时，没有过多的背景介绍，只标注主人公名字、所在地和海拔高度，让观众随着故事情节创造的单纯意境，产生更直观的认识。赤来伦珠和好友谈话，两人坐在枯木丛中。画面中只有一丝丝光线，整个画面色调灰暗，颓败衰落的气息浓重。桑央节上，近处是赤来伦珠衰老的背影，远处是走着的青壮年队伍，节日越盛大越热闹，越传达出一种英雄迟暮无奈的、悲伤的萧肃之感。

三、细节故事化与人物形象塑造

细节故事化是实现纪录片故事化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式，也是纪录片创作的内在要求。[17]细节描写最细致精准的地方往往是故事性和人物塑造能力最强的部分，纪录片中的细节担任叙事和人物塑造的双重任务，每个细节放大后都是故事和人物个性情感的彰显。细节化的情节不仅能增强故事讲述的真实可感性，还能激发观众的兴趣热情，调动其主观感受。变化冲突是故事最吸引观众眼球的部分，细节精准细致地表现变化冲突，让纪录片的故事讲述和人物塑造更加丰满。因而，纪录片故事化要注重寻找和突出故事的兴奋点与矛盾点，从浅层的事件冲突找到深层次的矛盾冲突，关注故事真正的意义和更深层的价值。

《极地》在表现变化冲突时，使用了大量细节化的情节叙述，带动观众在细节化的冲突中思考和感悟。说婚人占堆竭尽全力完整呈现祝福的唱词，为新人带去祝福。占堆骑马来到新人家。听到说婚唱词，人们不停地说笑。年轻人纵情饮酒，并且玩手机。热闹的人群与疲惫的占堆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显示出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的冲突。年轻人已经融入当今时代的发展，对于说婚的观念，人们已日渐淡薄。那么这个技艺由谁来传承？拉索扎西是面具制作传承人，当他向儿子提出学习面具制作时儿子以学舞为由拒绝了，镜头转向认真倾听儿子诉说理由的拉索扎西，他欲言又止，眼睛里似乎有泪，这一细节道出一个父亲在技艺传承和儿子追梦之间的挣扎。细节化的冲突之下，是民间技艺传承人对手艺的守护，是创作者对当下文化技艺传承和流失问题的反思，同时又将藏族人民对技艺的情感表现得更加真实可感。细节化的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又使情节讲述更加饱满，产生强大的情感影响力和感染力。

基于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人文关怀，是纪录片构建新时期精神文化价值观，结合主流思想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人文关怀作为纪录片软化的表达方式，通过日常的“细碎”构成生活真实，成为打通同理心的关键。观众在欣赏纪录片时希望能达到“画面—情感—思想”的需求满足，既看到真实，又能在影片中通过情感的共鸣得到精神满足。富有人情味的细节捕捉是纪录片故事化叙述的温情表达，也是人文关怀的体现。该片通过反映藏族人民的生存环境、命运以及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人情味的细节捕捉，塑造了更加立体的人物形象，彰显了更深刻的思想内涵。

贡觉仁增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唯一的医生。为了到加拉村给村民看病，他做了很多准备。他在答应村主任时说：“给我两天时间把这里的病人安顿好。”他爬山摘草药总是先放在嘴里尝尝药性，熬制藏药浴原料也要试试温度，为汽车水箱加水被呛多次，为给住在最远的村民治疗和村主任一起搬浴盆走很远的山路。这些情节刻画出医者仁心的形象，直击观众的内心。僜人大佰龙在孙子给他安上电灯后，含泪望着灯说：“要是他爸爸在就好了。”这个温情的细节镜头，将一个苦等失踪儿子归来的老父亲形象刻画得生动形象。故事情节在细节化表现之下更加真实具体，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也使纪录片的故事化表达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四、结语

纪录片《极地》为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纪录片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用世界语言，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表达。世界各地环境、文化差异很大，审美和价值认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但人类在思想情感、理想信念和生存价值的追求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故事化的讲述手法充分调动观众的生活体验、情感体验、文化体验和感官体验，使观众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创作者要把握纪录片故事化的尺度，合理地进行主题表达，用真实的记录、冲突的情节、丰富的细节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观念，塑造中国形象。

[1] 邱俊熙：《电影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纪录片中的茶马古道——对〈德拉姆〉和〈茶马古道〉的对比分析》，载《新闻研究导刊》，2016（1）。

[2] 孙羽：《来自茶马古道的真实——评田壮壮的纪录片〈德拉姆〉》，载《当代电视》，2007（3）。

[3] 刘文文、徐晓村：《“平安女神”的精神力量——对纪录片〈德拉姆〉深层含义的解读》，载《新闻界》，2009（5）。

[4] 张欢：《浅析人文社会纪录片〈归途列车〉——“途归何处”》，载《今传媒》，2012（8）。

[5] 杜志红：《文化传播的国际化表达——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叙事特色及价值蕴含》，载《中国电视》，2012（8）。

[6] 王忠兴：《纪录片声音的创作与突破》，载《记者摇篮》，2008（6）。

[7] 王洋：《简述电视纪录片中“镜头语言”的应用》，载《中国传媒科技》，2012（24）。

[8] 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9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9] 赵惜群、王浩、刘宝堂：《提升我国网络媒体国际传播力的路径探析》，载《中州学刊》，2015（12）。

[10] 高超：《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策略与视听特色》，载《西安翻译学院学报》，2016（2）。

[11] 邓高锋：《新媒体视域下纪录片的叙事策略分析——基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站走红背后的思考》，载《今传媒》，2017（11）。

[12] 宋欣政：《记忆生产与意义构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影像叙事与传播》，载《新闻论坛》，2016（6）。

[13] 孙傲飚：《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策略探究》，载《电影评介》，2016（14）。

[14] 高鑫：《电视艺术学》，7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5] 张欣：《跨文化视域下的纪录片主体性研究》，11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6] 张欣：《跨文化视域下的纪录片主体性研究》，12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7] 王富祥：《电视纪录片故事化叙事手法研究》，载《中国报业》，2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