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博士对萧红的文学有如下评价：

她的小说里几乎从不提自己身上的不幸，她绝不通过舔舐自己的伤口来感动他人。很多小说家常常用“真实材料”写自己，起初，也许这些材料看来是坚固的，但很快它们就会挥发和风化，变成泡沫和垃圾，不值一提。萧红不是这种作家，她绝不将自己的不快和疼痛放大并咀嚼。相反，她对他人的快乐和不幸念念不忘，并抱有深深的同情和理解，所以，一拿起笔，她身上的一切负累都神奇地消失了。[46]

曾经有不少被称为“用身体写作”的作家，好炒作新闻。其实，这一风气在民国时期就有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历史学家张荫麟，他写了一篇《所谓“中国女作家”》，对以冰心为代表的“立于女子之传统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们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她们不过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缀以‘女士’二字”，而所书写者，莫非“毫无艺术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按，直译为“感性垃圾”，参考王蒙译法，则不妨译作“过期酸馒头”），以中学生作文标准衡量，“至多不过值七十分”。[47]

不是说这样完全不对，但格调确实不高。文学固然与人有关，但只用所谓真实材料的亲身经历去创作，不仅身在山中，一叶障目，往往还会沉迷其中，忘记文学真正的使命。写作一旦消除了时间，或者不能写出时间中的人，作品必然不会坚固。

萧军，本姓刘，十五岁时受父母之命娶了妻，但在1932年2月5日，他将妻子与两个女儿送回老家，自己来到哈尔滨，给妻女留下一封信，自称要去参加抗日，未来行踪不定，老婆可以再嫁，但我反正不会再回来，也不会再管你们了。半年后，抛妻别子的萧军见到了萧红，据他的回忆录中说：“似乎感到世界在变，季节在变，人也在变，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人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然后，萧军跟孕妇萧红开始了新的爱情旅程。

没多久，萧军又认识了宁波姑娘陈涓。陈涓也是个美丽、纯洁的女孩，有时两人一起去滑冰。萧红毕竟是敏感的，一直防着陈涓。陈涓感受到提防，不久便离开了哈尔滨。在离开的前夜，朋友为她饯行，萧军送她回家，在门口吻了她，然后消失在夜色中。两年后，萧军、萧红离开哈尔滨去青岛，然后又辗转到了上海，与陈涓再次相遇。其时，陈涓已为人母。萧军与她旧情复燃，经常约会，喝酒，喝咖啡。即在这段时间，萧红写了一首生前没有发表的诗——《苦杯》。

幸福的时刻，不必多讲，因为幸福的时刻都是相似的，不幸倒是各具色彩。读读这首诗，我们能发现一些东西。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的新的情人

我是写给我的悲哀的心的

感情的账目

要到失恋的时候才算的

算也总是不够本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日日与我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避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样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他又去公园了

我说：“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

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新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不爱少女红唇上的蜜！”

我不是少女

我没有红的唇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的心肠

他独自走了

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

我在家里等待着

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

而他不是

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我没有家

我连家乡都没有

更失去朋友

只有一个他

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

泪到眼边流回去

流着回去侵食着我的心吧

哭又有什么用

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

哭也是无足轻重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

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

坐在**哭

怕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

怕是邻居听到

在街头哭

那些陌生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苦杯》是萧红在上海发现萧军外遇后的所感所想，虽然两人并无婚约。实在忍不了，萧红就跑到了日本，决定在那里创作、工作。

到了日本后萧红与萧军也经常通信，后人编辑《萧红全集》时在一封信里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四个字——黄金时代。萧红的传记电影取名，就由此而来。这封信写于1936年11月19日，由在东京的萧红写给上海的萧军，其中一段说：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却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那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48]

这封信体现了萧红在文学上有非常高的素养，具体表现在她的字里行间，总有一些淡淡的讽刺，却没有特别极端的仇恨、愤怒。她并非在压抑自己的情感，但她就是能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事情里，看到一些充满讽刺意味的东西，既能讽刺别人，也能自讽。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有文学素养之人的最重要的品质。

萧红去了日本，在上海的萧军不断安慰她，劝她回来，向她悔过，但在此期间，后来的萧军都承认仍有一段外遇。1978年，萧红逝世三十多年后，萧军也垂垂老矣，在回顾与萧红的往来通信时他坦诚说：“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的恋爱。”

同时，萧军还说：“除此以外，我对于她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了。对于她，凡是我能尽心尽力的，全尽过所有的心和力了。”

对于萧军的个人情感经历，我们后人不易妄下论断，但这最后的画蛇添足，却不免让人觉得品德有些问题。这时萧红已逝世多年，自己也垂垂老矣，时隔这么久还执着于是是非非，言外之意是除了自己出轨，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这种行为，就像一个不尴不尬的青年或者中年，不够勇敢，又不够睿智。

更重要的是，萧军不仅外遇，他还有很严重的家暴，且对家暴的态度也让人齿冷。他们的一个朋友回忆说，有次看到萧红眼睛青肿，萧红说是前日不小心摔的。按理这件事也就搪塞过去了。萧军却偏要嚣张地说：“什么跌伤了，别不要脸了，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打了她一拳，把她眼睛打青了。”

萧红去日本，不只是萧军的外遇，也有他家暴的原因。当时萧军不承认有外遇，甚至让对方多忍让，然后又恼羞成怒，野蛮地家暴，被朋友看见还是这样的态度。1981年，《萧红评传》的作者美国人葛浩文向萧军询问当年他怎么殴打萧红的，这时萧军改了口：

你们老说我打萧红，为什么不说萧红是我打死的？我们两口子打仗，关你们什么事？我只是在气头上把萧红推倒在**，打几下屁股罢了。那能就把她打伤了？我是学武功的人，真要打，不要说一个萧红，就是十个萧红也被我打死了……[49]

最后，再引用萧军的两段话，以便大家对其有更全面的认知。

1937年5月，萧军给萧红写了一封信，当时萧红已从日本回到上海，但因为萧红旅日期间他有外遇，但又不承认，或者说不认为有外遇算什么，并依然对萧红进行家暴，于是萧红跑到了北平。

萧军在信中讲道：“我们两个都是作家，都是诗人，我们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我们更应珍惜它，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艺术家，这是给予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个时机好好地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予，或是把它们逐日逐实地记录下来，这是有用的。”

这段居高临下的文字，传达出一个极其怪异的逻辑，就是情感出轨的写信方反倒在教训对方，甚至以这种经历对从事艺术的他们是有益的经验，劝感情中的受害者坦然接受，并好好分析。但我认为，这恰是萧军的无知、无耻、无畏。

另外一段话出自萧军的日记，时间是1937年5月15日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萧红是不能创造自己生活环境的人，即所谓的生活不能自理，但萧红的自尊心又很强，这样的人终将痛苦一生。”

接下来的这段文字，是关于萧军早上起来照镜子的，很能反映他的自恋心态：“我有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这是我欢喜也是我苦痛的根源。早上在照镜子的时候感到自己的面容很美丽，尤其那两条迷人的唇，清澈的眼睛，不染半点俗气，那时我的心胸也正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