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山风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胡适[13]

在陈巨来的笔记《安持人物琐忆》里，也提到过胡适与陆小曼的关系，说有一天陆小曼主动向他坦白，说自己跟胡适有一段关系。

陈巨来写道：“胡适对陆小曼颇有野心，因为她是徐志摩的朋友，又无从下手，于是他极力促成徐志摩从上海到北京去安慰林徽因，存心搞成梁林离婚，让徐志摩与小曼分手，然后胡适自己可以遗弃糟糠之妻去追求小曼。”

徐志摩死后，胡适就安慰小曼“你不用靠徐家那每月300元来生活，以后你的一切，我可以负全责”，但那时候陆小曼正在痛恨胡适无端让徐志摩和林徽因死灰复燃，又加上翁瑞午正小心翼翼地爱护自己，所以陆小曼对胡适的表态没有回应。正因为如此，胡适偶尔到陆小曼家里，从来对翁瑞午不搭理。

抗战之后，胡适回到南京，给陆小曼写了一封信，希望她戒掉不良嗜好，不要再抽鸦片；同时要求她与翁某某分开，因为这时翁陆已经公开同居了。胡适表示，如果陆小曼可以做到这两点，那么就可以来南京，由胡适给她安排新的生活。

按陈巨来的说法，陆小曼对此的态度是：“翁瑞午虽然贫困至极，但他曾无微不至地照顾我20多年，我怎么能把他赶走呢？”因为抗战期间翁瑞午任过伪职，严格来说有汉奸罪，虽然没有判刑，但再谋公职就很困难。胡适对这封信没有再回应。

2000年初的时候，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刊登在了《万象》杂志上，不少民国轶闻引发了轰动，读者想不到胡适和陆小曼竟还有这么一段关系。胡适与徐志摩是好朋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又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学术、生活上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作为当时的学界领袖，文化界名气最大的人，其一贯以非常正面的形象示人，正如蒋介石称赞的那样，是“新文化运动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盛名之下，没想到胡适先生竟然也会有婚外恋，而且婚外恋的对象还是朋友的妻子。说起来，对他的形象破坏是很严重的。

陈巨来的笔记出来后，不出意外，有人写文章或网上发帖指责他胡说八道。只是陈巨来当时已经逝世，不可能为自己辩白。但我们又从另一位研究胡适的学者那里完整地发现了这段情缘，这位学者就是出生于中国台湾、现在美国德堡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的江勇振。江教授写过两部著作，都是胡适的传记，目前才写到20世纪30年代，还在更多的精彩在后面。尽管如此，其中的观点和分析都已经在学界非常引人注目了。

2006年的时候，江勇振另写过一本小书，专门讨论胡适的感情生活，书名叫《星星·月亮·太阳》，日、月、星是在暗示与胡适有过感情纠葛的女士。在增订版序里，江勇振讲到：

我从来没想过要写胡适的情感生活，虽然我从一开始就非常不喜欢1980年代后期开始风行的胡适爱情生活的文章。我在1990年代末期开始去北京看“胡适档案”的时候，一心想作的是胡适的传记研究。由于档案不能复印，只能手抄，而胡适所留下来的材料又非常多，中文材料就有两千卷，英文材料有五百卷。我就决定先从也许可以看得完的英文档案看起。就这样我发现了许多情书，多到了我觉得可以写一本书的地步。

由于我非常不喜欢从前写胡适爱情生活的文章，我在这本书里的写作策略是特意要挑战——既向胡适挑战，也向那些窥**胡适的作者挑战。因此，我的叙事手法是露骨、不含蓄的。但这是有意的，是我在写作本书的策略上所作的选择。[14]

所谓露骨不含蓄，就是江勇振在书里把关于胡适情感生活的有关证据，都列举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很多地方，对史料进行诠释的时候，都没有“为尊者讳，为逝者讳”。他认为胡适在过往的大众形象，比较刻板，并不是他所了解和理解的胡适，所以他向胡适挑战，就是要向在公众心中的那个胡适的形象去挑战。同时他又坚决反对那些有“窥**癖”的人。关于“窥**癖”，江勇振在书中有一个定义，即：有些人，在发掘出胡适的婚外故事后，就开始不断扩大化，几乎把所有跟胡适有过往来的女性，有过通信的女性，都意**为胡适的恋爱对象。

最匪夷所思的例子是，著名学者、教育家，也是胡适朋友的任鸿隽，他的妻子陈衡哲作为当时一位很著名的女作家，也不幸躺枪。有人曾认为，胡适跟陈衡哲有过关系，但后来因为敌不过自己原配老婆江冬秀的压力，才把陈衡哲让给了任鸿隽。像这种非常过分的言辞，是江勇振不愿接受的。

同样的例子还有，胡适一度在美国认识了一位在教会工作的女士，只因胡适给她写的英文书信里有些诸如“最近你是不是感到快乐，我还是非常怀念以前我们俩的谈话”的话，以及在书信里很常见的问候语“亲爱的”，包括称对方为“我的圣女”。其实胡适在信里不过是和对方谈论宗教生活和教会工作，既然从事教会工作，称呼其为“圣女”也并非不妥。就因为这样的信，有人也把对方意**为胡适的女友，这让治学严谨的江勇振非常反感。

再说《星星·月亮·太阳》一书，除了谈到陆小曼，胡适还跟几位女子有过感情故事，比如曹诚英，同时他的夫人江冬秀已经发觉了他的婚外恋，对他的监控突然加大，而那时候胡适自己在工作上也不是很得意，没有干劲儿，整天喝酒，我们可以形容其“沉湎酒色”。

他的朋友汤尔和在送给胡适照片的时候题了两首诗，第一首是：“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这首诗是拿胡适跟清代著名大才子、大诗人袁枚相提并论，“若与随园生并世”提到袁枚的一大轶闻，就是向他学诗的女弟子众多。作为一个文坛老者，年岁颇高，收很多大家闺秀做弟子，也不是特别犯忌讳。可袁枚的这段花边传到严谨的道学者那里，就比较尴尬了。湖南岳麓书院曾有一任山长叫罗典，据说曾参加过一个聚会，但发现袁枚也是座上宾后，于是愤而离席。人家问他为什么，罗先生回答：“我不见江南老嫖客。”可见，因为罗典在岳麓书院代表的是一种尊礼的气质，对于袁枚的行为自然是嗤之以鼻。

如此，胡适的这位朋友汤尔和，把他与袁枚比较，当然不全是贬义，只是形容一种现象，毕竟当时已进入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对男女关系、婚姻、爱情的看法，跟前清已经完全不同了。胡适特别受女学生欢迎，这很正常。当然，女学生不一定是他在大学里教的，像陆小曼给他写信，也称他为“先生”。

再看汤尔和写的第二首诗：“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最后一句是说胡适与猪肉无缘，这里面包含一个典故。在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其最高成就就是死后能够入祀孔庙。孔庙里面的贡品，最珍贵的就是民间传说的冷猪肉。清代诗人朱彝尊，学问很高，平时人品口碑也不错，但就因为给小姨子写了所谓《风怀二百韵》这样的情诗，导致“吃不上冷猪肉”——死后不能入祀孔庙，所以汤尔和就拿这个来调侃胡适，他给出的理由是：胡适手里有很多女性给他写的情书，这些女性那里估计也有他写给人家的情书，这是“铁证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