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能作为与成就的最高极限是不会超过自己。人越能实现这一点，越能发现自己就是一切快乐的原动力，就越能让自己觉得幸福。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发现的伟大真理：“幸福即自足。”

一切其他的幸福来源，从根本上讲都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它们恰如过眼云烟，随机缘而定，而且常常难以把握。因此即便是在极得意的情形下，这种幸福之源也可能很快消失，这本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事情。当人渐至衰老时，这些幸福的源泉也必定随之耗尽：这时所谓的才智、爱情、爱马狂、旅行欲，甚至社交能力统统离我们而去；那恐怖的死亡更要夺走我们的至亲好友。这一时刻到来时，自己是唯一纯粹和持久的幸福源泉。

在充满悲惨和痛苦的世界里，我们到底能得到什么呢？到最后，除了自己以外，我们每个人原来都是一场空啊！一旦想逃离悲惨和痛苦，常常又不免陷入“厌倦”的魔掌中。况且在这个世界里，又往往是小人得志、愚声满天。人人的命运都是残酷的，而全人类又本是可悯的。世界就是这样，因此只有具有丰富内在的人才是幸福的，就像圣诞节时，我们身处一间温暖明亮而又充满欢歌笑语的房间里那样；那些缺少内在生命的人，其悲惨和痛苦就像是置身于寒冬深夜的冰天雪地里。因此，世间命好的人，毫无疑问，就是那些既有天赋才情又有丰富个性的人，他们的生活尽管不一定是辉煌灿烂的，却必定是最幸福的。

19岁的瑞典皇后克莉丝蒂娜在更年轻时，除了听别人的议论外，她对笛卡儿的了解只是通过一篇短文，因为笛卡儿那时在荷兰已经独居二十年了；有感于此，她说：“我认为笛卡儿先生是最幸福的人，他的隐居生涯真是让人羡慕。”当然，也得有有利的环境做保证才能让笛卡儿得其所愿，从而成为自己生命和幸福的主宰。从《圣职》一书中我们读到的智慧只有对那些拥有丰厚遗产的人才是好的，对生活在光明里的人才是有利的，被自然和命运赐予了智慧的人，一定急于谨慎地打开自己内在的幸福源泉，这就需要他具有丰富的独立自主和闲暇。

想要获得独立自主和闲暇，人必须甘愿节制欲望，随时修身养性。更要有不受世俗喜好和外界的束缚影响的定力，只有这样，人才不至于为了功名利禄，或者为了博取人们的喜爱和欢呼而牺牲自己，让自己屈就于世俗低下的趣味和欲望；智慧之人是决不会这样的，他一定会听从于荷瑞思的训示。在写给马塞纳思的信中，荷瑞思说：“世间最大的傻子，他们为了外在而牺牲内在，为了光彩、壮观、地位、头衔及荣誉而付出大部分甚至是所有的闲暇和自己的独立空间。”歌德不幸这样做了，而我却侥幸没有。在这里，我所坚持的真理在于人类的幸福主要植根于内在，这一点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可马罕氏的伦理学》中的某些仔细观察是相互印证的，他认为，幸福预设了某个活动和某些能力的运用，如果没有这些，幸福也就不存在了。在注释逍遥学派的哲学时，斯多巴斯对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在于能自主发挥各种天赋才能直至极限的主张做了这样的解释：“可以有力而又成功地从事你的全部工作，那才是幸福。”

所谓有力，就是“精通”所有事情。人类天生就有与周围困难做斗争的力量，如果困难消失了，搏斗也就随之停止，自此，这些力量无用武之地，反而成为生命的一种负担。这时，为了避免厌倦带来的痛苦，人还需再次发动自己的力量，并运用这些力量。“厌倦”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富有的上层阶级人士。古代的卢克利特斯曾在诗里描述陷于“厌倦”的富人那可怜悲惨的场景，他于诗中所描写的在当今的每个大都市中仍然可见——那里的富人很少待在家里，因为这会让他们感到厌烦，但在外面他们也很难受，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家里，或者想健步如飞地奔赴郊外，好像他在那里的别墅着火了一样，但是到了郊外，他却又立刻厌烦起来，不是匆忙入睡以让自己在梦里忘怀一切，就是再忙着起程返回城市。

像上面这种人的年轻时代，肯定是体力和生命力过剩，肉体及心灵无法对称，不能长久保持体力和生命力；到了晚年，他们不是毫无心灵力了，就是缺少了培植心灵力的工具，以至于让自己陷入了悲惨凄凉的境地中。意志，是唯一不会枯竭的力量，也是一种人人都应该永远具备的力量。为了让意志保持高度活力，他们宁愿参与一切高赌注危险游戏，这显然是一种堕落。一般情况下，人如果发觉自己整天无所事事，一定会为那闲置的精力找寻一种适合的娱乐，比如下棋、保龄球、赛马、狩猎、诗词、绘画、音乐、牌戏、刻印、哲学或其他方面的嗜好，对于任何娱乐他都不怎么精通，只是喜欢罢了。我们可以把这种嗜好规则地分为三类，它们代表了三种基本力量，就是合成人类生理组织的三个要素。不论它指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探究这些力量的本身，怎样发现三种幸福的源泉，以及每人按其剩余精力种类选择其一，让自己得到快乐。

第一类是满足“生命力”获得的快乐，这里的生命力主要有食、饮、消化、休息和睡眠。在世界的某个部分，这种基本快乐非常典型，基本上每个人都想得到这种快乐。

第二类是满足“体力获得的快乐，这种快乐可以从散步、跑步、舞蹈、角力、骑马、击剑以及类似的田径等运动中获得，有时甚至可以在战争年代通过军旅生涯消耗过剩的体力。

第三类是满足“怡情”获得的快乐，比如在音乐、学习、阅读、沉思、发明、观察、思考、感受、对于诗与文化的体会以及自哲学等中获得的快乐。

关于这些快乐的价值、持续性及相对效用的长短仍有许多，我们只能点到即止，其余就留给读者去思考吧。但有一点又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我们所运用的力量越高贵，所获得的快乐就越大，因为快乐的获得涉及自身力量的使用，而一系列的快乐顺利地不断显现是构成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越是高贵的力量所带来快乐的再现性就越高。因此获得的幸福就是稳定。就这一点来说，满足“怡情”而获得的快乐地位，必然要比其他两种根本快乐高；前两类快乐也为兽类所拥有，甚至兽类具有更多这样的快乐；只有充足的“怡情”方面的快乐才是人类所独有的，这也是人与兽类的不同之处。我们的精神力是怡情展现出来的各种样态，所以，充足的怡情让我们能够获得某种与精神相关的快乐，那就是“智慧的快乐”，怡情越占优势，这类快乐就越大。

普通人平时更加关心的事是那些会刺激他们的意志，也就是与他们个人利害息息相关的事情。不过，经常性地刺激意志并非一件纯粹的乐事，其中定然夹杂着苦痛。就牌戏这种风行于“上流社会”的娱乐来说，它就是提供刺激的一种方式。由于它牵扯的利害关系很小，因此不致产生真实、长久的苦痛，只有暂时的微疼存在，“牌戏”对意志来说，其实只是一种搔痒的工具而已。

从另一个方面说，那些拥有极高智慧的人可以完全不涉及意志，他们更加关心一些“纯知识”的事物，这种关心是这些人必备的品格，它为他们消除痛苦的干扰，让他们生活在好似仙境般的宁静国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