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倘若两个人分别在荒野中独自长大，那么在他们首次相遇时，会做些什么？关于这个问题，霍布斯、普芬多夫和卢梭都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普芬多夫相信这两个人会相互友好问候；霍布斯则认为他们会把彼此视为敌人；而卢梭的看法最特别，他认为这两个人相遇后只是擦肩而过，沉默不语。这三个人的回答既有对的一面也有错的一面，因为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天生的个体道德倾向之间没法衡量的差别就会表现出来。而这种情况就像是测量道德倾向差别的尺度和仪器。因为，对于某些人而言，当他们看见他人时，就会产生一种敌对情绪，并且他们的内心深处还会警告自己：“这个人不是我！”也有一些人在面对其他人时，会立刻产生一种好感，觉得友好、关切和同情，他们的内心会说：“这个人就是另一个我！”

这两种情绪之间有着无数等级，而我们在这种具有关键性的立场上，感到这些根本不同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未解之谜。在丹麦，一个名叫巴斯特海姆的人在他的《关于生活在原始状态下的人的历史报道》一书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针对人类道德性格所具备的这种先验本质而进行各种考察的素材。巴斯特海姆发现：一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文化与这个民族的道德优点竟然是完全独立、分开的，其原因是这两者往往分离开而不一起出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民族的道德优点并不是源自理性的思考；而理性思考的训练、培养则有赖于思想文化的发展。

不过这种道德优点是直接发自意志本身的，而意志的内在成分又是人类天生的，因为意志本身是不能通过文化修养而进行改进的。在巴斯特海姆的著作中，他提出大多数民族都是道德败坏的；而在一些野蛮部落里，他却发现了人类身上具有很多异常让人钦佩的总体性格特征，比如生活在萨乌岛的居民，还有居住在西伯利亚一带的通古斯人和皮鲁岛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巴斯特海姆狠下了一番功夫：为什么有些部落的人特别善良，而生活在他们周围的其他部落的人却这样卑劣呢？按照我的观点，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道德素质遗传自父亲。

在前面的这个例子中，孤零零、道德高尚的部落来自同一个家族，所以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先，而这个祖先刚好是一个善良的人。由此，这个部落每代人都保持着纯洁无瑕。在北美一些地区，曾经发生过很多让人不愉快的事情，比如，逃避公债、公然打劫、抢掠等。发生这些事情时，英国人这样想：当年，北美是英国流放罪犯的殖民地。当然，我在此所说的只适用于这些人当中的很小一部分人。

一个人的个性——即他既定的性格和智力——好比渗透力非常强的染料，可以精确地决定他的一切行为和思想，甚至包含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这简直是太奇妙了。在人类个性的影响下，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即记录着他的内在与外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会清楚地显现出他与别人的人生轨迹截然不同的差别。就像植物学家能够从一片叶子识别出整株植物，居维尔可以通过动物的一块骨头重构出这个动物；同样，根据一个人的某一种具有典型性的行为，我们也能够正确地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通过这一行为而勾画出这个人的，即使这种行为只涉及一些非常小的小事。但实际上，这些小事却往往能让我们认识一个人，因为在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时，人们会很自然地提高警惕，谨慎地控制自己；而对于小事情，他们就会疏于防范，只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

如果一个人在处理一些小事情时做出了完全不顾及别人、完全自我的行为，那么我们就能够断定他的内心一定没有公平、正直的感情，所以我们不能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把事情托付给这种人，即使是一文钱。因为在这样一个不涉及财产的事情上，都毫不关心、缺乏公正的人，他的无限膨胀的自我主义，很容易在日常生活里的细微动作、行为中暴露出来，就像是透过一件破烂的外衣的孔洞看到里面肮脏的内衣一样——对于这种人，谁又能相信他在处理人际交往的事情时，除了正义而毫无动机的情况下，可以做到老少无欺呢？

任何人，倘若在小事上不知道体恤别人，那么在大事上他就会肆无忌惮。而倘若忽视了一个人性格上的细微特征，那么，只有待他吃亏受苦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特殊性格已显露无遗了，而这样的结果也是他咎由自取。根据这个原则，当我们所谓的好朋友泄露出他们下流、恶劣的特性时——即便是毫不起眼的小事上——我们也要马上和这些“好朋友”断绝来往。唯有如此才能避开他们的阴毒招数——只要时机来临，这些东西就会现形。这种判断标准也一样适合我们所雇用的仆人。对此我们要铭记于心：即便孤身一人也比被背叛自己的人围着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