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中东”这个词只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地理上我们应该叫西亚及北非东部地区。这里号称“三洲五海之地”——位于亚、非、欧三洲交界地带，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黑海和里海之间。可以说，这里是“旧大陆”的中心地带[26]。
位于阿拉伯半岛与伊朗高原交界处的波斯湾盆地是如今人们所熟知的石油宝库。这里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达490亿吨，约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一半，其中仅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四国的石油出口就占了国际市场份额的18%上下。
由来已久的“南下战略”
“南下”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持之以恒的长期战略方向，其目标主要是现在的中东和中亚地区。莫斯科公国在伊凡雷帝时代开始壮大后，南方就成了俄国主要的扩张方向之一。沙俄的统治者给国家选了这样两条路径：一条是越过高加索山脉南下，攻占伊朗，最终控制波斯湾；另一条是从费尔干纳盆地向南进入阿富汗，切开开伯尔山口。在这个战略方针下，数百年当中沙俄不断地向南扩张。
在彼得大帝时代，南下战略的思路最终清晰了起来。一般来说，人们通常认为俄国的南下战略最终是为了获得温水港，而事实并非如此——即便俄国人真能得到一两个温水港，也很难靠它们来挑战西方世界的海洋优势。彼得大帝时代，俄国人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这点：最初大航海时代的兴起是迫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阻断了欧亚之间的陆上通道，如果俄罗斯能够南下控制中东地区的话，那么自然可以凭借陆权来挑战西方的海权。
最初俄国的对手有两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俄国人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下来的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就是克里米亚，此外还有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从波斯手中夺取了阿塞拜疆。
到了公元19世纪，在击败拿破仑完全坐稳霸主位置后，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越来越感觉到俄国对自己的威胁——确切地说，是俄国南下的威胁。英国的崛起凭借的是海洋立国，一旦在欧亚大陆中心区域崛起一个陆权大国，那么英国就将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西方二百多年的近代史，基本就是围绕着俄国、英国、中亚、中东地区的争夺战展开的。波斯曾一度被英、俄两国一分为二；当时为了阻断俄国人可能南下的路径，英国人还以印度为跳板，向东渗透到中国的西藏地区——因为他们担心俄国会从中国的南疆经西藏进入缅甸。
十月革命后，沙皇政权被推翻，但苏联政府依旧延续了历史上沙俄时代的“南下战略”——无论你的意识形态怎么变，无论你社会的利益分配模式怎么变，但是国家地缘战略的基本框架是不可能变的，这是由你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对“南下战略”投入了更大的精力。除了自彼得大帝开始的巨大惯性之外，这也和当时的东西方对抗密切相关。当时苏联最主要的战略压力都集中在西部，而除美国之外，西方阵营最大的软肋在于本土缺乏资源。他们的两大“资源库”，一个在南部非洲，另一个则在中东地区。如果苏联能将势力范围一路向南扩张，那么西方国家两大资源来源都将被苏联截断；而如果最终苏联能够在印度洋沿岸获得港口的话，未来苏军就将有可能扼制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海上交通线，这对于以海权来制衡整个世界的美国来讲，同样是沉重的一击。
巴以问题上，美苏联手对付英国
1942年，“二战”尚未结束，美、苏、英围绕巴勒斯坦的政治博弈就已经展开。此时战后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已成定局，英国的设想是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共同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而美国则主张让他们分别建国。这两个方案的区别在哪里呢？如果分别建国的话，就存在一个土地划分的问题，而无论如何划分，肯定会有一方是不满意的，这样在巴勒斯坦地区就会出现混乱。动乱之下，外部援助将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将变得异常重要。“二战”期间英国的国力受到重创，已经没有能力和实力以仲裁者的身份控制这一区域了。那么谁可以取而代之？谁手里有资源、有钱、有枪炮，谁就可以——这些东西当时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在这场美、英的桌下对抗中，斯大林选择站在了美国一边。
从历史上看，俄国南下战略在近代面对的最大敌人就是英国。“二战”结束以后，苏联的第一目标就是破坏掉老的殖民体系，说白了就是要挤走英国人，在这点上苏联人和美国人利益是一致的，只有把英国人赶走，至于与美国的对抗那是后面才需要考虑的问题。1947年9月16日，在联合国第二届大会上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巴勒斯坦问题，1947年11月29日，大会对委员会提出的方案最后进行了表决，美国提出的巴以分治方案以33票赞成通过：美国、苏联均投了赞成票；阿拉伯11国和古巴、希腊共13国投了反对票；而作为利益受损者的英国却投了弃权票[27]。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很简单，欧洲国家在战后最需要的是资源和美元贷款，在这个问题面前其他一切诉求都只能让路。最终，这次会议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处理分治计划问题的第181号决议》，这也是现今巴以问题基本框架的由来。
按照《181号决议》的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于1948年8月结束，其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面积11000多平方公里，包括北部的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地区和加沙地区；犹太国面积14000多平方公里，包括沙龙和加利利地区犹太人在沼泽中开垦出的部分土地以及内盖夫沙漠，用来安置欧洲的大量犹太难民；耶路撒冷成为联合国在国际政权下的独立主体，由联合国管理。
就如同前面分析的那样，矛盾很快就出现了，占巴勒斯坦地区总人口不到11%的犹太人最终却分得了这里59%的土地，这最终激怒了阿拉伯人。1948年5月14日，也就是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阿拉伯联盟军队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宣告爆发。
战争初期，战局明显不利于以色列，美国代表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议案，建议安理会命令战争双方在36小时内停火，苏联代表支持了这一提案，要求安理会立即表决，并指责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要求它们停止行动。在美苏的联合施压下，英国人被迫撤走了阿拉伯军团的英军顾问，并停止向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提供武器。此外，阿拉伯国家也被迫同意停火四周——这期间，以色列在美国的援助下得以重新武装了起来。最终，第一次中东战争在外部的干预之下以以色列胜利而告终。
这场战争导致的结果是：除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外，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80%的土地，共计2万多平方公里，比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面积又多了6700多平方公里；巴勒斯坦国停留在了纸面上，96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英国在战争软弱的态度，也使其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大为削弱。
比较讽刺性的是，美国挤走英国的这套巴以分治方案，其实最早是英国人提出来的——这需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现在中东地缘政治的基本框架，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后的产区。现今的阿拉伯国家，最初都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当地的封建领主掌握着事实上的基层控制权。在“一战”期间，英国不断对这些阿拉伯行省进行渗透，许诺将帮助他们独立建国，以换取他们背叛土耳其。然而英国人并没有打算去履行诺言，相反，他计划在战后同法国一起瓜分阿拉伯半岛。可是问题也就由此而来：一战使得英国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过去那种直接派兵的殖民统治方式在成本上已经很难支撑，因此当时的英国急需要一种低成本的替代方案。
在这种背景下，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亚瑟·巴尔弗致信罗斯柴尔德勋爵——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出资人。巴尔弗给罗斯柴尔德的信中提到“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国家，并将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在1917年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尚不足总人口的1%，而在1919年英国人托管巴勒斯坦之后，在英国的支持下这个比例提高到了15%。显然，事实上英国人动的脑子和美国人是一样的，只不过美国人通过分别建国的方式进一步激化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
为什么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把眼光指向巴勒斯坦这一小块地方呢？其实在1919年，英国的地缘政治专家麦金德就给出了答案，麦金德在描述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长远打算时这样说道：“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岛屿，人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如果把阿拉伯半岛看成从欧洲到印度，从北部腹心地带到南部腹心地带的走廊，是世界岛屿的中心，那么，在当今世界，耶路撒冷这个山地城堡的战略地位，与中世纪或者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时期，是同等重要的。”
具体解释一下，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之间的关键点就在巴勒斯坦——这里的意义并非仅仅限于宗教文化起源，从地理上说，巴勒斯坦位于阿拉伯半岛面向地中海一侧的高地之上，控制了这里，才能顺利地在地中海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来回穿行。
借助埃及，苏联进入战略攻势
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结束，各个阿拉伯国家内部的问题开始慢慢浮现出来。各个国家虽然强弱不同，但是基本权力要素是一样的。阿拉伯世界的权力核心，可以分为三股力量：一是封建王权，即各国的酋长和国王；第二支是宗教力量，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他们与底层人民的联系最为紧密；第三支则是“军官团”，中东国家的军队更像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中下层的军官多来自平民阶层，与靠世袭获得权力的王室相比，这个群体显得更具活力，有点类似旧日本时代的军部，与军部不同的地方在于，阿拉伯军官团无需借助王室来保障自己的权力[28]，军官们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圈子，军事现代化使得他们显得更加西化、世俗化，也使得他们对现代化、工业化有着比其他力量更为深刻系统的认识。而宗教力量和王室往往和现代化、工业化显得格格不入，可是要安身立命，军队就必须借助现代工业的力量，这就使得这两者都无法对军官团形成有效的控制。
如今沙特和美国紧密的盟友关系就与中东的这种政治特性存在着莫大的关系。沙特处于一个强敌环视的位置，这就迫使它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用以自保。但沙特王室深知如果本国军队强大起来，军官团必然会削弱乃至威胁自己的统治权力。沙特王室选择的解决方案是：同宗教力量合作，以此掌控基层；弱化本国军队，同时外交政策上成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依托美国的军事力量保证自己的安全，同时也不至于让军官团坐大。
历史证明沙特王室的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1952年的7月23日，埃及的自由军官团发动政变，推翻了埃及法鲁克王朝。1953年埃及共和国建立。1956年，自由军官团的发起者纳赛尔就任埃及第二任总统，同时兼任总理。纳赛尔彻底改变了中东的政治格局，而这种改变对苏联来讲是一个大大的机会。
纳赛尔上台以后很快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苏伊士运河是由地中海进入印度洋最快捷的通道，可以说是西方海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门。纳赛尔的这个举动直接导致英、法两国联合以色列于1956年10月29日向埃及发起进攻，由此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
跟人们印象里的美欧关系不太一样，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并没有站在英、法“盟友”一边。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直接给英国首相艾登打电话施加外交压力，要求英国人停止对埃及的军事行动；在经济上美国政府在二次中东战争期间故意大量抛售英镑，导致英镑浮动汇率在一夜之间贬值了15%，同时否决掉了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申请，亦停止对英国的经济援助。这就等于是对英国进行了釜底抽薪，最后英、法两国只能向美国服软，由此二次中东战争宣告结束。
埃及军队最终未能顶住英、法、以三国的进攻，但纳赛尔最终赢得了政治层面的胜利，法国和英国迫于美国的压力最终停火并撤出了埃及，埃及政府在作出必要让步之后最终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中东地区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美国不想让任何人插手，其中也包括英、法。此时英国在中东的根基尚未完全被去除，如果不把英国人挤走的话，美国日后的中东战略必然会面对很多来自欧洲的掣肘。
以色列在二次中东战争以后成为了美国最可靠的盟友之一——经过这件事之后以色列人明白了谁才是中东真正的主宰，美国人也意识到以色列完全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彻底截断苏伊士运河，如此一来，两个国家走到一起就再正常不过了。
把二次中东战争重新推演一遍，我们会发现如果当时苏联人能够对埃及给予必要的援助，战争进程很可能大为不同，这样的话，这场战争会让苏联在中东战争中获得极大的利益。
可问题是当时苏联根本顾不上中东——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份的苏共二十大上刚刚发表了“秘密报告”，彻底否定了斯大林，此时苏联国内正处于一种意识形态非常混乱的时候，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爆发，而二次中东战争则爆发于29日，苏联很难有精力顾及；11月4日，匈牙利事件好不容易得到了平息，可中东战争在两天之后便正式停火了，苏联也没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战争期间，赫鲁晓夫能做的只有虚张声势，严厉“警告”了英国和法国，声称必要的时候苏联将动用核武器。其实对于这个警告大伙都心知肚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根据北约的情报显示，苏联当时根本没有可以从本土打到巴黎或者伦敦的导弹。
但总而言之，苏联毕竟还是站在了埃及一边。如果埃及在外交上选择倒向美国，以美国在中东占压倒性优势的影响力，埃及很难有谈判的本钱；相对于美国来说，苏联同样是超级大国，此时又急于在中东拥有自己的地盘，因此更适合作为合作对象，于是纳赛尔选择了向苏联靠拢。如前面所言，二次中东战争中，埃及虽然没有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主权。对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是第一次从西方国家手中收回自己的主权利益，纳赛尔因此获得了空前的声望。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在看待阿拉伯世界时，很多时候都需要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阿拉伯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伊斯兰文明圈，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往往会趋于模糊化，在同属于基督教文明圈的欧洲，其实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果非要找一个类似的对象对比的话，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纳赛尔不仅是埃及的英雄，也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他的影响力直接威胁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王权和宗教力量。
纳赛尔凭借个人威望在埃及实现了中央集权，在文化上埃及开始由国家主导推进世俗化。在对外战略方面，虽然纳赛尔宣称埃及走不结盟路线，但埃及还是和苏联保持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
苏联在军事、工业等领域给予了埃及大量的援助，借助这一外援，纳赛尔开始实现倾向于中下层的经济政策，同时大力推进国有经济和国家工业化。在这段时期，埃及完成了阿斯旺大坝建设——这是纳赛尔时代埃及经济的标志。到了1958年，埃及宣布与叙利亚合并，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标志着中东有可能在纳赛尔主义的引导下逐步走向统一。这个趋势让沙特、卡塔尔等君主制国家感到了不安。当时沙特境内严禁任何人在家中挂纳赛尔的画像，可即便在这种高压政策下，老百姓依然会偷偷从黑市购买纳赛尔画像。
埃及在中东的崛起让苏联也成了受益者，苏联在中东地区全面进入了进攻状态：1960～1965年间，莫斯科向开罗总共提供了价值1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是用于灌溉、发电、重工业和运输的基础设施。从苏联对埃及的援助可以看出，当时苏联下定决心要把埃及改造成中东地区的一个模板，而工业化的埃及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讲，必将是极其具有吸引力的。
除了埃及，苏联还一直在向叙利亚进行渗透。1966年，叙利亚发生政变，新政府采取更加亲苏的政策[29]，当年就跟苏联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一系列协定，同时还签署了一个价值2.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协定。
埃及的崛起使当时阿拉伯其他地区的反西方情绪都被激发了出来。1959年3月24日，伊拉克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30]，伊拉克退出之后，美国在苏联南部的陆上封锁带开始崩溃。伊拉克退出巴格达条约后，很快苏联的手也就如影随形地伸到了，1961年苏联向伊拉克又提供了价值1650万美元的贷款，同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也进入伊拉克，开始帮助伊拉克训练军队。
到此为止，中东的形式完全逆转了过来，原本美国通过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及伊朗在苏联南部建立起了一条新月形封锁带。随着叙利亚和伊拉克倒向苏联，我们从地图上可以发现，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这几个国家已经形成了对美国传统盟友约旦、沙特、黎巴嫩、以色列的反包围。当时苏联甚至还提出了要帮伊拉克发展核武器，这也是后来伊拉克核计划的最初起始。
隐患凸显，苏联开始全面收缩
在这段时期，苏联在中东地区面对美国完全处于一种进攻的状态，可就在这种顺风顺水的表象之下，依然潜藏着不少隐患，具体来讲有两点：
一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阿拉伯军官团的军官们相对中东的另外两支政治力量而言是进步的，而他们之前进行革命、搞发展工业的出发点则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可以迅速凝聚人心，一致对外，当安全不再成为问题，国家已无“亡”可救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浮出水面——社会资源该如何分配？军官团的成员已经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不止拥有更多的能力，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在纳赛尔时代，在个人权威的光环之下，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明显。
另一个问题则是出在苏联身上。苏联是中东变局最大的受益者，可是60年代以后，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所转变，就其本质来讲，政治一直在走向官僚化、山头化，这导致苏联在对外战略方面始终无法摆脱一个问题——他们其实并不想和西方进行太激烈的冲突。如此一来就导致苏联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一直是三心二意，从美苏全球争霸的角度来讲某些问题确实需要强硬，可从某些官员或部门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又不想太“过火”。如此一来，就很容易做出一锅“夹生饭”。
最终，第三次中东战争证明苏联在中东的布局看似气势十足，可根基却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牢靠。
1964年，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在约旦河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31]，他们决定改变约旦河上游的流向，一旦这个水利工程得以实现的话，以色列最主要的水源将被阿拉伯人切断，这可以说比在特拉维夫扔一颗原子弹的破坏力还要大——中东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地方，如果约旦河的流向被改变，以色列所处的土地将彻底丧失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1967年6月5日早上7点45分，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进行突然袭击，由此展开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因为战争只持续了六天，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六日战争”。无论是对阿拉伯与以色列，还是苏联与美国，这都是对之前十年战略成果的检验。
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一边倒，以色列阵亡了不到1000人，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三国加在一起阵亡将近2万人；以色列空军损失各型战机26架，可击毁对方飞机400多架。凭此一战，以色列占领了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从约旦手里抢去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从叙利亚手里夺下戈兰高地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说三个参战的阿拉伯国家身上都被大大地切了一块肉。
这场战争为什么会打成这个样子呢？
三个阿拉伯国家当时在整体上依然处于农业时代，虽然说通过援助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还仅仅是起步阶段。而以色列在西方的援助之下，已经是中东第一大工业国。
工业国家和农业国家的差距不仅仅在武器装备上，更重要的是人的差距。现代工业社会下，由于需要大范围的劳动协作，因此人们往往拥有更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且长期处于工业社会，对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也更容易上手。埃及等三个阿拉伯国家，他们的士兵多数来自农牧民，不少士兵其实就是既不能读也不能写的文盲，再先进的武器在他们手里也发挥不出效能。而就组织和纪律性而言，阿拉伯军队同样远逊于以色列。
除了基础条件上的差距外，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之间也相互猜忌，难以拧成一股绳。1961年9月叙利亚宣布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又重新分成了两个国家，埃及和叙利亚由此有了罅隙；约旦是君主制国家，而埃及和叙利亚两国都是由军官团政变推翻了王室，约旦对此必然会心存芥蒂。
除此以外的第三个问题在于外援上。美国对以色列几乎达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而苏联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时却是一副“腰来腿不来”的架势。苏联人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抱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态度，既希望借此获得战略红利，又不想下太多本钱——如前所说，苏联上层始终不愿同西方国家爆发激烈冲突。战争期间，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援助非常有限，埃及自己的军工厂生产缓慢，根本无法满足战争的高强度消耗。战争到了第六天的时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开始同美国进行协商，苏方做出的让步完全落在了阿拉伯联军身上——在苏联的外交压力下，埃及和叙利亚在战局最不利的情况下宣布停火。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让阿拉伯人明显感觉自己被苏联人出卖了。
不止是苏联的形象在中东一落千丈，纳赛尔主义在战争之后也面临着危机：无论是军官团的精英们，还是底层的老百姓们，都发现国家建设了这么多年，看着很辉煌，可在战争中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那么之前又是图什么呢？[32]
1970年纳赛尔去世后，情况开始变得急转直下。继任者萨达特虽然宣称继承了纳赛尔的衣钵，但埃及的很多政策却发生了180度的逆转。萨达特上台后，在1972年7月下令驱逐苏联在埃及的军事顾问和专家，宣布苏联在埃及领土上建立的一切设施和军事装备都必须移交埃及管理和使用，苏埃关系由此全面倒退。
埃及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转变，除了苏联之前的表现让埃及无法继续信任之外，军官团自身的因素也是不能被忽略的。虽然纳赛尔在平民当中有着极高的声望，但埃及政府的根基则是建立在军官团这个精英阶层之上，而且这个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底层百姓的利益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此前埃及政府推进工业化的政策把大量的社会财富资源都固化在了国有企业上，加上还要照顾底层的利益，精英阶层事实上并没有拿到太多实惠。纳赛尔更多的是属于埃及，而萨达特则更属于军官团。
萨达特时代，对底层的利益让渡开始慢慢减少，同时工业化进程也开始大大减速。[33]由此，大量的财富被释放了出来，军官团手中的资源实现了“变现”。从萨达特到后来的穆巴拉克，埃及始终延续着这套治国方式，这为2011年爆发的埃及“1·25革命”[34]埋下了伏笔。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只有把产业链做得足够长，才能保证财富分配尽可能公平，而只有工业化才能保证较长的产业链，单纯的资源性经济很容易导致贫富分化。此外，只有有了坚实的工业设施，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才能稳定地发展——灌溉、化肥、农药都需要工业基础。埃及的去工业化，既拉大了精英层与底层的贫富差距，也弱化了农业基础。而埃及的人口却一直在增加，到2000年以后，人口与粮食的比率逐渐突破了临界值，仅仅靠政府的补助已经解决不了底层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埃及2011年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
回到正题上来。萨达特在1972年驱逐苏联人后，很自然地选择了倒向美国。萨达特的聪明之处在于，在赶走苏联人后他并没有马上改变外交政策，而是在1973年10月联合叙利亚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叙联军越过苏伊士运河，彻底摧毁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虽然最终没有像战前所宣称的那样收复西奈半岛，但萨达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以进为退。如果想同美国人及以色列人谈判，就必须先得在军事上扳回一局。对比1967年的惨败，埃及在1973年的表现已经可以让美、以刮目相看。这样一来，在以色列和美国人的眼里，萨达特就不再是一个在失去了苏联人支持后急于找下家的角色，而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谈判对象。
萨达特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在战后不久，以色列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到达开罗进行谈判。有了这层保障，1976年萨达特才正式宣布废除埃及和苏联过去签署的《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同时禁止苏联军舰继续使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失去了亚历山大港后，苏联海军在地中海地区的活动范围极大地受到限制。而萨达特进一步的行动还在后面。
1977年11月，萨达特亲自抵达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贝京进行会谈，同年12月贝京又到埃及和萨达特进行第二次会晤。埃以和解让美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1977年萨达特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第二年即1978年9月，在卡特的主持之下萨达特和贝京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协议，1979年3月份埃及又正式和以色列签订了合约——《戴维营协议》。这样一来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就长期的和平问题得到了解决；萨达特也因此在1978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根据《戴维营协议》规定，以色列把过去夺取的西奈半岛的69%的土地归还埃及，而作为回报，埃及向西方国家完全开放投资市场。1980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式建交，整个中东的局势由此彻底逆转，苏联的势力开始一退千里。
1981年10月6日，埃及举行十月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胜利八周年阅兵式，在阅兵式上萨达特遇刺身亡，但此时埃及的走向也已经完全被锁死。在萨达特遇刺的当天，同样出身军官团的副总统穆巴拉克宣布继任为埃及第四任总统。
由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油价大幅上涨，从那年开始，勃列日涅夫在任时期的苏联已经完全沉醉于石油红利当中。苏联的好日子全部依赖于石油贸易，可恰恰由于失去了对埃及的影响力，未来苏联在同对沙特、科威特、阿联酋、阿曼这些产油国的博弈中也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这就意味着苏联彻底失去了石油的定价权。那段时期，虽然好日子还在继续，可苏联经济的运行开关已经完全握在了美国人手里。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对苏联而言这原本可能是一个翻盘的机会，但苏联高层再一次让历史重演——和第三次中东战争时期一样，苏联初期的态度非常强硬，可在以色列人动手以后，其态度又迅速软化下来，变得模棱两可；对叙利亚和巴解放组织的支持时有时无[35]，完全成了同美国谈判时战术级别的筹码，这导致叙利亚在军事和外交上均处于劣势，苏联在中东的信任危机因此反倒进一步加深。
安德罗波夫时代的“回光返照”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从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掌控了苏联17年，在这17年当中，苏联高层始终维持着“无为而治”的状态，1973年开始的石油红利使得苏联放弃了一切做出改变的可能性，永远都是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的状态，官僚集团把自己的部门利益放在第一位，形成了一个个的独立王国。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克格勃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成为了新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上台时，苏联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得非常不乐观，他在就任后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企图以此扭转局面。
除了调整内政外，安德罗波夫在对外战略上也开始了一系列止损行动。首先就是加紧武装叙利亚——苏联必须要守住叙利亚这个最后的战略要点，如果能够守住它，苏联对波斯湾国家就依然能保持一定的压力；此外，苏联只有在叙利亚做出表率，才可能重建阿拉伯人对苏联的信任。
在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上，安德罗波夫亲自接见了叙利亚总统老阿萨德，安德罗波夫当面许愿，他要纠正勃列日涅夫对中东局势判断的错误。安德罗波夫的承诺很快就得到了兑现，从1982年底开始，苏联的新式武器不断地被援助到叙利亚，其中包括当时最先进的萨姆5型防空导弹——苏联在叙利亚一共建立了100多个这种导弹的发射场；同时，苏联在叙利亚的军事顾问数量猛增；两年之内，苏联向叙利亚提供了2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在叙利亚驻扎的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高达7000多人；不仅如此，为了强化叙利亚的地位，苏联还提供了先进的卫星通讯设备，让莫斯科和叙利亚之间始终保持第一时间的联系畅通；此外，在叙利亚的塔尔斯突港还建立了潜艇基地，这样一来苏联的潜艇和军舰在中东地区就有了新的基地。
除此之外，安德罗波夫还给了叙利亚另一个承诺：对两国之间的条约进行一些修改，苏联表示将“保证叙军在叙利亚领土之外的安全”。这个条款是什么意思呢？直白地说就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中东战争中，如果叙利亚再次打出去了，苏联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将直接插手战局，而不会像之前两次那样，在最关键时刻对盟友弃之不顾。
经过安德罗波夫的努力，叙利亚的武器装备水平比在黎巴嫩战争之前大大地提高了。有了这个资本后，1983年的5月，叙利亚在贝卡谷地和戈兰高地先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所传达的压力让以色列处于全国戒备状态。也正是借助叙利亚这种声势，整个中东原来处于摇摆状态的伊拉克、约旦又开始重新判断中东的局势；原本美国人已经布置好的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因为这一变化而宣告搁浅，这样安德罗波夫就把苏联在中东的盘面扳回了一局。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原本苏联人的插手空间并不是很大，但由于叙利亚的影响，让苏联有了插手巴以问题的空间。当时苏联在阿拉法特和哈马斯两支力量间搞了一次两头下注——相对于阿拉法特组建的法塔赫，苏联更加支持亚辛组建的哈马斯组织，因为这个组织更加激进，而这种激进在当时非常有利于苏联在中东的战略布局。
勃列日涅夫时代，在两伊战争问题上苏联一直保持所谓的“中立态度”——除了向两方出售武器赚钱，在政治层面几乎没有实质性作为。而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等于把伊拉克和伊朗丢给了美国。安德罗波夫时代这个政策也得到了根本性纠正。
最初，苏联把公关的重点放在了伊朗身上，原因还是出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伊朗占据了伊朗高原的绝大部分，后者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制高点，可以说谁拿到伊朗高原，就等于控制了整个中东的局势走向。巴列维时代的伊朗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巴列维被推翻了，中东地区的格局由此出现了一条裂缝。安德罗波夫时代，苏联的外交最初是向伊朗一方倾斜：虽然当时苏联与伊拉克之间一直有协议，但还是暂时停止了对伊拉克的武器供应；同时苏联开始向伊朗购买石油，其实这种购买就是给伊朗送钱，苏联想通过这种方式在伊朗建立起新的战略据点。
但霍梅尼对苏联的种种示好反应却比较冷淡，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在沙俄时代，伊朗和俄国一直是宿敌。在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时常称美国是“大撒旦”，苏联是“小撒旦”——霍梅尼并非西方传说的那样是一个“宗教疯子”，在处理美苏关系时他其实非常理智，这种言论在事实上等于向世界释放信号，伊朗将在美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在这一前提下，伊朗开始有限度地与苏联接近，到1983年，苏联从伊朗的石油进口达1.54亿美元。
总而言之，在对伊朗的关系上苏联虽然有所进展，但并非一帆风顺。安德罗波夫在初步试探之后，决定依旧把重点放在伊拉克身上。1982年8月底，苏联又重新恢复了对伊拉克的武器供应。当时苏联卖给萨达姆的各种武器装备加在一起，差不多有25亿美元，其中包括最新的萨姆12地对空导弹。到了1984年5月，苏联向伊拉克提供的各项经济援助及贷款超过20亿美元，包括一座功率为90万千瓦的核电站。
在安德罗波夫的主持下，苏联在外交领域开始打起防守反击——在中东有计划的挖美国人的“墙脚”：在那段时期，苏联和断交已达三年的埃及重新建立外交关系，跟科威特签订了3.25亿美元的武器协定[36]，不仅是武器，苏联的专家和培训人员也一起到了科威特；除此以外，1984年8月，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受莫斯科邀请访问苏联，开始商讨武器购买事宜；1984年10月，苏联又跟北也门签了友好协约。在一系列组合拳之下，和美国走得最近的沙特从1983年和苏联的关系也开始升温，在1983年一季度的时候，苏联向沙特的进口额还是零，可到了1984年一季度，这个数字已经猛增到1.16亿美元。可见苏联在中东的局面在慢慢逆转。
在安德罗波夫的努力下，苏联在中东地区总算又重见曙光了，可好景不长，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突然去世——仅仅在任两年，继任的是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后者依旧延续着安德罗波夫的路线。然而在不到一年以后，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也去世了。新的继任者则是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在中东全面败退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的外交又走上了回头路，而且比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时代都更加激进——开始全面向西方妥协，不但苏联的外交完全按着美国人的节奏走，甚至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施压，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自己的盟国也向西方妥协。安德罗波夫时代，苏联在中东的所有努力由此化为乌有。由于中东地区已经不再存在美苏均势，多数中东国家都开始向美国靠拢，区别无非是“有所保留”还是“一边倒”而已。
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无原则的妥协最终直接促成了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苏联当时在中东已经属于彻底撒手，美国在中东用兵再无任何顾忌。伊拉克这个有潜力成为“第二个埃及”的国家被彻底打垮了。不仅如此，海湾战争以后，美国得以在科威特、沙特长期驻扎军队，而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二石油的生产已经集中在了这里，这就等于石油的定价权被戈尔巴乔夫白白地送给了美国人。
1991年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在对外战略上依旧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在西方国家试图使俄罗斯“巴尔干化”的时候，俄罗斯却在外交政策上对西方奉行一边倒的政策，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在出访以色列期间，竟然乘坐以色列的飞机在戈兰高地巡视，这个举动引起了叙利亚的极度愤慨。在1993年以前，俄罗斯在中东问题上扮演的一直就是西方国家的配角，说难听点就是马弁。1992年到1993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访问过莫斯科；原来苏联在中东各国建立的军事设施，在那段时期已经损失殆尽，因为缺乏保养和零部件的补充而失去了它们的价值。
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的萎缩，从军事装备出口也可看出来，1992年俄罗斯卖给中东的武器装备总价值30亿美元，到1993年缩减至21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美国人卖到中东的武器，则达210亿美元——是俄罗斯1993年销售额的10倍。
普京时代，俄罗斯重返中东
稀里糊涂地当了两年马弁后，叶利钦开始慢慢清醒起来。他意识到无论俄罗斯如何放低身段乃至尊严，西方国家都不可能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只要它还有1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要它还握着大量的资源，只要它还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那么无论是西欧还是美国，都会不遗余力地继续促使它分裂。
想明白这一层后，从1994年开始，俄罗斯再一次着手恢复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在同一时期，中俄关系也开始走上正轨）。俄罗斯官员开始频繁来往于中东各国，他们还邀请以色列总理、“巴解”的阿拉法特访问莫斯科；1994年伊拉克和科威特边境据说再次趋于紧张，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随即前往巴格达进行斡旋，促使伊拉克政府正式承认了科威特主权以及由联合国划定的伊科边界，使局势缓和下来。虽然说这些举动无法挽回大势，但毕竟开始动起来了，关系回暖还是可以期待的。随后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和阿曼4个国家，修补俄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增加俄在海湾地区的影响。与此同时，俄罗斯开始重新恢复和叙利亚的同盟关系，叶利钦派出特使波苏瓦柳克于1995年2月上旬出访叙利亚，两国间军事领域的合作又重新开始，在沉寂了几年以后，俄罗斯又成了叙利亚最大的军火供应商。
与此同时，伊朗迫于美国压力，也不再过多地纠缠与俄罗斯的历史宿怨，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迅速升温；在美国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石油换食品等问题上，俄罗斯总算是非常明智地站在了伊拉克一边。这样一来，俄罗斯在中东的传统势力范围开始被一点点重新激活。
1996年1月9日，叶利钦任命对外情报局局长普里马科夫接替比科济列夫担任俄罗斯外交部长。相对于前任，这名老克格勃官员更加强调俄罗斯必须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宣告俄罗斯的外交再也不会跟着西方的节奏走了。
普里马科夫上任一年后，于1997年10月提出了中东和平与安全的十二项原则——俄罗斯由一开始照着美国规则玩，变成了规则的制定者。普里马科夫的十二项原则远比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态度更受中东国家的欢迎，这样一来，俄国在阿拉伯人眼中的形象总算开始重新被找补回来了。
2000年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就如同其他领域一样，这位总统的中东政策同样透着一股对西方国家的强硬态度：俄罗斯进一步强化和中东国家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经贸和军事上[37]；此外，普京完全不理会美国人的反对，开始向伊朗输出核技术，并且帮助伊朗建设核电站。
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军事合作级别越来越高，前一段时期曾有传言说：俄罗斯把最先进的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38]以及S-300地对空导弹部署在叙利亚。
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战略，在目标上已经变得更加具像化，苏联时代所追求的截断中东和非洲以及南下印度洋这个大战略，俄罗斯已经很少再提了。普京对于中东最大的诉求，其实是借助地缘来影响石油。
中东地区、里海沿岸地区和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这三块产油带生产的石油、天然气分别占全世界储量的65%和73%。如果俄罗斯能够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里海沿岸地区以及中东地区的话，那么就可以部分取得国际石油贸易的定价权。
20世纪80年代，苏联遭受严重的内部动乱最终导致解体，经济上的诱因就是油价，正是由于前苏联没有掌握石油的定价权，才使其在经济、外交，乃至国策制定上处处被动；在近期的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真正遭遇到的外部困难并不是什么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同样还是由美国和沙特所操控的油价大跌。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扩大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进而获得石油定价的主导权，至少是一部分主导权，将是俄罗斯一个长期的战略。
为了这个战略，俄罗斯现在可以插手的地方无非有二：一是伊朗，另一个就是叙利亚；伊朗由于历史积怨的关系，现在与俄罗斯合作虽然比较密切，但毕竟根基不牢，所以真正能让俄国的手牢牢抓在中东地区的，就只有叙利亚。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普京会如某些评论家预测的那样，拿叙利亚跟西方做短期交易——如果叙利亚这一次再从俄罗斯手里丢掉的话，那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将完全沦落到靠天吃饭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