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对动物的种种害怕反应是这种早期焦虑的表现，这些恐惧是在早期肛门期对可怕超我的排挤反应。婴儿期的恐惧过程有几个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婴儿纠正对可怕超我和本我的恐惧，第一步，排挤超我和本我，把它们投射到外部世界，超我因此得以与真实客体等同。第二步，把对真实父亲的恐惧置换到动物身上——我们对此非常熟悉。第二个步骤在自我发展的最早期阶段完成。在很多病例中，这样的置换通过改善幻想中超我和本我与野蛮、危险动物的对等来完成，自我选择不太凶猛的动物来代替野蛮和危险的动物，这个不太凶猛的动物变成外面世界的某个焦虑客体。焦虑得以置换至这个动物身上，它表征的不仅仅是儿童对父亲的恐惧，也常常是儿童对父亲的钦佩。这个置换标志着理想主义的发生[103]，因为恐惧得以改善，幻想中的野蛮和凶猛动物已经与超我毫不相干。我们从此处看见了超我、客体关系和动物恐惧三者之间紧密的联系。
弗洛伊德写到[104]：“之前，我提到儿童的害怕有投射特征，在投射中，他用观察到的外部危险代替了内部和本能的危险，这样做的优势是主体通过避开可观察到的外部危险保护自己，但是逃离内部的种种危险是一种无效行为。我的这个说法并不是不正确，但是它并没有探寻事物表面现象以下的原因。本能的要求本身并不是危险的，只有在招来真实危险的情况下才有被阉割的危险，本能的要求才具备危险性，因此，对付恐惧的最后一个招数就是采用一个外部危险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我大胆地设想，恐惧的根源其实是来自内部危险——个人对他自己破坏本能和对他内射父母的害怕。在同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描述了替代具备的优势，他说[105]：“害怕产生焦虑，这有一个前提，只有个体察觉到令人害怕的对象后，个体焦虑才出现。的确如此，危险情境是个体对外部现实的判断。个体不用害怕被不在场父亲的阉割（个体却不能去除父亲的权威，因为权威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如果威严的父亲被动物替代，个体只需要回避动物（回避动物很容易做到）就可以不受危险和焦虑的影响。”
这个动物替代方式的优势很明显，通过动物替代，自我不仅能够用一个外部客体代替另一个外部客体，还可以把已经内射（所以无处可躲）的非常可怕的客体投射至另外一个不太可怕的客体上面。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被阉割的焦虑曲解了这个民间说法——儿童害怕被马咬，被狼吃（它们代替了阉割）。儿童早期的焦虑就是害怕吞并一切的超我（devouring super-ego）的出现，而这个焦虑是儿童害怕动物的根源。
为了进一步解释我表达的意思，让我们采用两个害怕动物的病例来说明：小汉斯和狼人。弗洛伊德已经指出[106]，尽管两者之间有一些相似性，他们却还是存在很大差异。我们观察到小汉斯的害怕包含许多积极情感特征，他对动物本身并不害怕，他甚至还对动物抱有一定程度的友好情感，这种情感可以从他与父亲一起与几匹马玩耍中观察到（在他对动物的害怕发生之前）。他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与环境的关系整体上良好，他的总体发展表明他已经成功战胜肛门施虐阶段并且到达性器阶段。他害怕动物是最早期焦虑的特征，因为超我在这个阶段中等同于一只野蛮和可怕的怪兽，儿童对客体的恐惧感非常强烈。在总体上，小汉斯似乎已经克服并且相当完美地改善了早期焦虑。弗洛伊德如此描述汉斯：“就俄狄浦斯情结的积极意义而言，小汉斯似乎已经是一个正常的男孩子了，因此，他的婴儿神经官能症可以被视为轻微甚至已经‘正常了’。我们知道，他的焦虑症很快可以用简短分析结束了。”
那个称之为“狼人”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是一个四岁的男童，他却呈现另外一番景象。这个男童的心理发展不能视作正常，弗洛伊德这样描述这个“狼人”：“……他对女性客体的态度被早期的**破坏，而他被动的女性位置得到强化发展。对他梦境中狼的分析，表现出微乎其微的对父亲的蓄意侵犯。睡梦分析带出一个毫不怀疑的证据：抑制取代了他对父亲的温柔情感。在狼人的个例中，其他因素可能曾经也运作过，但是他们没有明显证据[107]。”“狼人”的分析表明，“被父亲吞噬的想法解释了狼人发展的降级退回，回到温柔和消极的冲动状态，他希望以一种**方式被父亲所爱。”[108]从我们先前的讨论来看，这个观点不仅表达了一种降级退回的消极温柔情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最早期发展的遗留特征[109]。如果我们视这个男童害怕被狼吞吃的恐惧不仅替代了男童害怕被父亲阉割的想法，我还认为，作为一种严重焦虑情绪，它以一种顽固的形式存在，并且以种种改头换面的方式，紧紧跟随他对父亲的害怕，这种恐惧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不正常发展的道路。当口腔施虐本能导入，并达到最高峰时，这个男童渴望投射他父亲的阴茎。伴随他强烈的口腔施虐仇恨冲动，这些情绪上升，变成对充满危险的、饕餮动物的恐惧——他把这种动物等同于他父亲的阴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克服和改善他对父亲的恐惧将部分取决于恐惧的破坏强度。“狼人”并没有克服他的早期焦虑，他对狼的恐惧代表了他对父亲的恐惧，表明他思想上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饕餮野狼的形象，我们知道他后期的父亲意象一直是这匹野狼，它反复出现，他的全部心理发展都受那个强大[110]的恐惧制约。我认为，对父亲的强烈恐惧是产生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潜在原因。在分析几个四至五岁高度神经质男童的时候（他们都有偏执狂特征[111]、严重神经官能症、俄狄浦斯情结），我确信对父亲强大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几个男童的发展历程，这种恐惧在心灵最深处仍然存在，这种恐惧的根源针对父亲，这是强大的初始攻击冲动。
俄狄浦斯情结导致了与父亲的矛盾冲突，这个冲突不可能引发幻想，专门来针对危险而又吃人的父亲（devouring father），因此异性恋位置必须被抛弃。在“狼人”身上，这些焦虑情境在我看来是他对父亲消极态度的表现，不同性别的姐妹对他的**只是强化和确认他对父亲的恐惧态度一直存在。我们知道“从这个梦见野狼的决定性梦境开始，这个男孩变得调皮捣蛋，他欺负别人，并且有施虐倾向”，他很快发展成精神分析中一种严重的病例，亦即真正强迫性神经管能症。这些事实似乎证明了我的观点：即使在男童对野狼恐惧的阶段，他也积极抵制他的侵犯趋势[112]。在汉斯的恐惧中，他对侵犯冲动的抵制清晰可见（狼人的冲动却隐藏很深）。我似乎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后者极大的焦虑，或者说是强大施虐曾经以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方式被处理了。汉斯的神经官能症没有表现出强迫性特征，而狼人很快发展出常见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这一点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如果强迫性特征在婴儿神经官能症中出现得太早和太多，我们一定可以得出结论：非常严重的精神干扰正在发生[113]。
我把现在的结论建立在那些男童的精神分析上，在这些分析中，我可以追溯男童的反常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超强施虐（或者施虐）没有得到成功纠正，这导致了人生很早阶段的过度焦虑发生。这是因为个体曾经非常排斥现实，产生了严重强迫症和偏执狂的特征。这些男童身上的力比多强化冲动和同性恋的构成改善或者驱走他们早期对父亲的恐惧，我认为这种应对焦虑的形式是偏执狂患者[114]的同性恋病因原理，狼人后来发展的偏执狂症的事实支持了我的说法。[115]弗洛伊德似乎证实了我的想法，在他的《自我和本我》（1932）[116]中，他论及偏执狂患者的恋爱关系：“但是，我们通过分析偏执狂变化过程，得知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机制。这个机制表明，爱恨的矛盾在起点就存在，两者间的转换（transformation）通过情感贯注反应的置换发生，能量从**冲动退出，并转移至仇恨冲动。”
在狼人恐惧症中，我相信我能清晰认出最早期的尚未改善的焦虑，他的客体关系也没有小汉斯的成功，他未完全建立的性器阶段和强大的肛门施虐冲动在严重神经官能症中可以被观察到，并且它们很快就完整表现出来。小汉斯能改善他危险而可怕的超我，改变超我的危险形象，并且克服他的施虐症和焦虑情绪，他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解释了他与父母的更加良好的客体关系，而且解释了两个事实：他积极显著的异性恋取向，以及他满意地到达了性器发展阶段。
我相信，在焦虑得到改善的过程中，肛门后期开始的那些机制与它发生联系。在肛门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作，我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其实是治愈最早期精神病症状[117]的一种努力，而且婴儿期的神经官能症的强迫机制和那些更早发展阶段的机制都已经在运作中。
初看起来，我所说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某些因素在婴儿神经官能症的情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说法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发病起始点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相信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可以用一个基本道理来解释清楚。我发现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的早期，但是综合各种分散的强迫性特征，我们得出一个完整结构的整体——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在童年的后期才出现，也就是直到潜伏期才出现。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是肛门施虐期的固着点不会成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生的因素，而是要等到后期，当重新退回到施虐期的固着点时，才作为发生作用的因素。我的观点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真正起点是在儿童发展强迫症状和强迫机制时——进入后期肛门制约阶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早期强迫性症状呈现一幅与后期完整发展的神经官能症不同画面的事实，如果我们记得，在潜伏期，成熟的自我调整了与现实的关系，着手精心准备和整合那些自从童年早期[118]就异常活跃的强迫性特征。幼童强迫性特征不被识别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与更早期的精神疾病一起发作，而这些精神疾病没有与其他各种防御机制一起得到解决。
我已经努力证明[119]，幼童太多时候表现出鲜明的强迫性特征，这个阶段被称为幼儿神经官能症阶段，一个真正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已经占据这个时期的画面[120]。我的经验是当早期焦虑情境太严重，并且没有被充分改善的时候，上述情况会发生，儿童将发展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我希望在区别强迫性特征的早期根源和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过程中，我已经表达清楚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与大家已经普遍接受的理论完全一致。在《抑制、症状和焦虑》中，弗洛伊德说：“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起因表明，有必要驱走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他继续表述：“力比多的性器结构很脆弱，抵抗力不够，所以当自我开始防御时，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部分或者整体性器结构（阴茎阶段）退回至更早的肛门施虐阶段，而这个退回对后期的发展意义重大。”如果我们把力比多的各种波动变化视作退回，我认为这种退回波动是早期发展的特点：在早期，性器性欲多次发展被终止之后，最终得到完全确定和加强。如果我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很早就开始的提法准确无误，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描述就不会与弗洛伊德上面所述的观点互相矛盾了。我的论点将证实弗洛伊德尝试性提出的另外一个提议，他说：“也许退回不是个体体质因素造成，而是时间因素，也许退回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性器结构太脆弱，也不是因为施虐最高峰时自我的反抗开始得太早。”弗洛伊德反对这个观点，他说：“我不准备就这一点发表确定的说法。”但是我想说，精神分析观察并不支持这样的假设。分析观察表明了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进入时，性器阶段就已经启动；另外，神经官能症的开端属于生命后期，在歇斯底里症之后，属于童年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进入潜伏期时）[121]。我的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第一阶段，症状本身的显著表现却是在潜伏期的开端。如果我断言我的观点正确，这些反对意见就都可以抛弃了。
我相信强迫性机制在童年很早时期——幼儿一周岁以后就开始有活力。这个观点是我理论的一小部分，我认为超我在儿童生命的最早期形成，最开始感觉到的是焦虑，随后，早期施虐阶段慢慢接近，罪疚感也出现了。这个观点与我们目前已经了解的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在这本书的前面部分描述了病例分析，我的观点建立在这些病例上，现在我想从理论上支持这些病例分析。让我们再次转向弗洛伊德[122]的观点：“就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而言，所有后期病症形成的主要原因一定是自我对超我的恐惧。”我却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是纠正早期焦虑情境的手段，而且，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严厉超我并不与儿童发展早期未经修正的、可怕的超我有什么不同之处，这让我们更加接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为什么这种神经官能症的超我竟然如此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