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星期四，她起床之后，悄悄穿好衣服，以免吵醒了夏尔，被他唠叨太早打扮出门。随后她来回踱步，或是立在窗前，望着广场。曙光在广场的柱子之间流转，药剂师的房子百叶窗还关着，晨光熹微中，可以看到药房招牌上的大写字母。

挂钟指到七点一刻，她出发去往“金狮”。阿泰米兹打着哈欠过来给她开门，为她拨了拨埋在灰烬下面的木炭。爱玛独自留在厨房里。时不时地，她会出去一下。伊维尔不慌不忙地套着车，勒弗朗索瓦大妈戴着棉睡帽从一扇小窗里伸出头来，嘱咐他所要购买的东西，并做了一大堆说明，要是换了别人早就烦了。爱玛在院子里的石板地上跺着脚。

最终，等喝完了汤，披上了粗羊毛大衣，点上了烟斗，抓好了马鞭，他这才稳稳地在驾驶座上坐定。

“燕子”开动小跑起来，在四分之三古里的路程中，它这里停停那里停停，以便搭上站在路边或院子栅栏前等候的乘客。这些人是提前一天预约的，却还要让大家等，有的人甚至还在屋里睡觉。伊维尔叫着、喊着、骂着，后来他从车座上下来，跑过去捶门。风从气窗的缝隙中灌了进来。

四条长凳上最终坐满了人，驿车向前行驶着，苹果树一排排相继掠过。在两道长长的积满污水的沟渠中间，道路伸向天边，越远越显狭窄。

这条路爱玛从头到尾都十分熟悉，她知道过了一座牧场有一根柱子，然后是一棵榆树、一个谷仓或是一间养路工的窝棚。甚至有时为了制造一些惊喜，她故意闭上眼睛，因为她心里清楚还有多少路要走。

终于，砖房近在咫尺了，车轮在路面上滚动发出声音，“燕子”在几座花园之间滑行，从栅栏望进去，可以看到一些雕塑、一个葡萄棚、几棵修剪过的紫杉以及一架秋千。然后，一眨眼，城市出现了。

它有如古罗马的圆形剧场，笼罩在雾气中，到了桥的那一头，才隐约开阔起来。接着平坦的原野越升越高，走势单调，与远处茫茫的天边相接。从高处这样望去，整片景色静止不动，仿佛一幅油画；下了锚的船只相互挤在一个角落；河流在绿色的山冈脚下勾勒着它的曲线，水面上的椭圆形岛屿，犹如被捕获的黑色大鱼。巨大的褐色浓烟从工厂的烟囱里滚滚而出，被风吹散。教堂耸立于烟雾之中，铸造厂的轰隆声传来，夹杂着教堂的清脆钟声。林荫大道上的树木掉光了叶子，成了房屋间的紫色荆棘，屋顶被雨水淋得闪闪发亮，由于街区的不同，亮度也不一。偶尔一阵风将云团卷向圣卡特琳娜山冈，仿佛无声地击碎在峭壁上的空中海浪。

对她而言，这些堆积的存在呈现出某些让人眩晕的东西，她的心也因此膨胀起来，仿佛居住在这里的跳动的十二万颗心，将她所假想出的爱情之气同时吹放了出来。她的爱情在这片天地前越变越大，隐约的嘈杂之声升起，将她的爱情填满。她又将此种感觉向外倾注，倾注在广场上、倾注在散步的地方、倾注在路上，而这座诺曼底古城犹如一座庞然的大都市在她眼前展开，仿佛她来到的是巴比伦。她手扶气窗探出身子吹着凉爽的微风。三匹辕马奔驰着，车轮轧得石头在泥里嘎吱作响，驿车摇晃颠簸，伊维尔远远地喊着让路上的马车避让，刚从纪晓姆森林过夜回来的市民，正乘着他们的家用小马车安然下坡。

马车在城门口停下。爱玛解开木底皮鞋的扣子，换上另一双手套，整理披肩，又走了二十步远，她从“燕子”上下来。

城市正在醒来。戴着希腊软帽的店员们擦拭着店铺的橱窗，妇女们挎着篮子在街角不时吆喝着。她紧贴墙边，低头向前走着，黑色的面纱放得很低，她在面纱后面露出喜悦的微笑。

由于害怕被人看见，她通常不走最近的那条路。她溜进那些幽暗的小巷，到达位于国民巷巷尾的喷泉附近时已是满头大汗。这个街区有很多剧院、小咖啡馆和妓女。时常会有一辆大车从她身边经过，车上载着的布景摇摇晃晃。围着围裙的伙计们，正往绿色灌木间的石板上撒沙子。空气中有苦艾、雪茄和牡蛎的味道。

她绕过一条街后，认出了他那撮从帽子里露出来的鬈发。

莱昂在人行道上继续向前走着。她一直跟着他到了酒店，他上楼、开门、进去……好一番搂搂抱抱！

吻过之后，心里话一泻而出：他们讲起一星期以来的愁闷、种种预感以及等待来信时的不安。不过眼下这一切都淡去了，他们四目相对，纵情笑着，温柔地呼唤着彼此。

床是一张小船形状的桃花心木大床。红色的黎凡特(15)床帷从天花板上垂下，到喇叭口形长枕那么低的地方才弯出拱形——当她羞答答地并拢**的双臂、双手掩面时，栗色的秀发和白皙的皮肤凸显在这片鲜红上，真是美得无与伦比。

暖和的房间，搭配朴素的地毯、俏皮的装饰品以及静谧的灯光，似乎十分适合**的亲昵。如果有阳光照进来，顶端呈箭头状的棍杖、铜挂衣钩以及壁炉柴架上的大圆球一下子闪闪发亮。在壁炉上、枝形大烛台之间，有两个粉色的大海螺，把它们贴到耳朵上，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他们多么喜欢这个被欢乐填满的温馨小屋，尽管它的光彩已有些褪色了！他们每次回来都发现家具还在各自原来的位置上，有时座钟的底座上放着几枚发卡，那是上个星期四她忘在这里的。他们在壁炉边一张嵌花红木独腿小圆桌上用餐。爱玛把肉切成块，柔情蜜意地递给他。当香槟酒的泡沫从薄薄的酒杯溢到她的戒指上时，她大声笑了起来。二人完全陷入对彼此的占有之中，他们以为这里就是他们的私宅，要在这里生活下去，一直到死，宛若一对不离不弃的年轻夫妻。他们讲“咱们的房间”“咱们的地毯”“咱们的扶手椅”；她甚至讲“我的拖鞋”，那是当时莱昂看她喜欢，送给她的礼物。这是一双粉色的缎面拖鞋，边上绣着天鹅绒。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她的腿太短，悬在空中。这双娇小的鞋子，鞋跟不带皮革，仅仅靠她光脚的脚趾趿拉着。

这是他第一次品尝到女性那难以表述的优雅细腻。他还从未见识过这种优美的谈吐、这种矜持的穿着、这种美人半睡中的姿态。她狂热的灵魂和她短裙的花边都令他仰慕。而且，“这不正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士吗？”，还是一位有夫之妇！一位真正的情妇！

她的性情变化莫测，时而神秘，时而高兴，时而絮叨，时而寡言，时而暴躁，时而慵懒，这便唤起了他千千万万的欲念，召醒了他的种种本能和模糊的回忆。她是一切小说里的情人，一切戏剧的女主角，所有诗卷中那个泛指的“她”。他在她的肩上发现了“沐浴中的土耳其宫女”(16)身上的那种琥珀色皮肤；她有着中世纪城堡夫人那样的修长腰肢；她还像那位“巴塞罗那的苍白女子”(17)，不过她还是最像天使！

常常，他看着她，感觉自己的灵魂向她涌去，波浪一般浮动在她头部的周围，又向下被吸进她白皙的胸脯中。

他在她面前席地而坐，双肘支在膝盖上，仰起额头，带着微笑注视着她。

她朝他俯下身子，兴奋得喘不过气来似的，窃窃私语说：

“哦！别动！别说话！看着我！你的眼睛里有种特别甜蜜的东西，让我舒服极了！”

她称他为孩子。

“孩子，你爱我吗？”

而她几乎听不到他的回答，他的嘴唇迅速凑过来，贴住了她的嘴。

座钟上有一尊丘比特小铜像，胳膊弯成圆形，挽着一个镀金的花环，露出媚态。他们取笑过它很多次，然而到了二人分别之时，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又严肃起来。

二人面对面一动不动，反复说着：

“下星期四见！……下星期四见！”

突然间，她用手捧住他的脸，一边飞快地在他额头上吻着，一边大声说：“再会！”然后冲下楼梯。

她去了剧院街的一家理发店，做做头发。夜色降临，店里亮起了煤气灯。

她听见剧院的钟声响起，提醒演员准备上场，对面经过几位白脸的男人和几位穿着褪色戏服的女人，进了舞台后台的大门。

这个过矮的小房间里热乎乎的，炉子在假发套和发蜡中间呼呼作响。烫发钳的味道，加上那双油腻的手正摆弄着她的头，很快就使她头昏眼晕，在罩单下面昏昏欲睡。那个伙计一边给她梳头，一边推荐着假面舞会的门票。

随后她便离开了！她逆街而行，来到“红十字”旅店，她重新穿上木底鞋，那是她早上就藏在了长凳底下的，然后她挤坐在那些已经不耐烦的乘客中间。有些乘客在坡下就下了车。车厢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每一次转弯，城里的灯火越来越多地展现在眼前，灯火在混杂的屋子上方形成一大团发光的雾气。爱玛跪在坐垫上，头晕目眩。她哽咽着，呼唤着莱昂，向他寄出温柔的话语，送出一个个飞吻，在风中消散。

山坡上有个可怜鬼，拄着一根拐棍在驿车之间晃**。肩上盖着一堆破布条，一顶破旧的海狸皮帽子，像个盆子一样扣在头上，遮住了脸；可当他摘下帽子，能看到眼睑处有两个血迹斑斑的眼窝。血肉模糊一片，从里面流出的脓水在鼻子那里结成了绿色的疮痂，黑黑的鼻孔**似的一抽一吸。冲着人说话的时候，他仰着头，露出白痴似的笑容——浅蓝色的眼珠子骨碌碌转，眼看就要碰到靠近太阳穴那里的新伤口的边缘。

他跟在驿车后面，唱着小调：

天气晴朗呀暖洋洋

小姑娘呀春心**漾

剩下的还唱到小鸟、阳光和树叶。

有时，他帽子也不戴，突然出现在爱玛身后。她大叫一声向后躲开。伊维尔拿他开玩笑，要么撺掇他到圣罗曼集市上摆个摊位；要么嬉皮笑脸地问他，他的老相好身体可好。

常常驿车正走着，他的帽子突然从气窗飞了进来，只见他在溅起的泥浆中，用一只胳膊紧紧钩住踏板。他先是有气无力地啼叫，而后声音变得尖锐。叫声拉长在夜空之中，像是由于难以名状的悲痛，而发出了含混不清的哀号。这声音穿越马车的铃铛声、树林的簌簌声和空车厢的轰隆声，伴随某种遥远的东西，扰乱了爱玛的思绪。它仿佛深渊里的旋涡，沉入她的灵魂深处，带她置身于无际的忧郁之境。可是伊维尔发觉车子失去了平衡，便用鞭子狠狠地抽起这位瞎子。鞭梢抽在他的伤口上，他发出一声惨叫，倒在泥泞当中。

后来，“燕子”上的乘客终于睡着了，有些人张着嘴，有些人下巴垂得很低，靠在邻座的肩膀上，或者胳膊伸进车上的皮带里，随着车厢的颠簸而有规律地一路摇晃着。车灯的反光在外面摆动，照在辕马的臀部，透过深褐色的布帘，将血红色的阴影投在所有这些人一动不动的身上。爱玛沉溺在悲伤之中，身子在衣服里瑟瑟发抖，她感觉双脚越来越冰冷，心也死了。

夏尔在家里等着她；星期四的“燕子”总是晚归。夫人终于到了！她勉强吻了吻小女儿。晚餐尚未备好，无所谓了！她没有责备女厨。如今这姑娘做什么事似乎都被允许了。

丈夫经常留意到她脸色苍白，问她是不是病了。

“没有。”爱玛说。

“可是，”他紧接着说，“今天晚上你整个人都怪怪的。”

“哎呀！没事！没事！”

有些日子，她甚至一到家就上楼进了卧室。朱斯坦正在那里，蹑手蹑脚地转着圈子，比服侍贵妇的女佣还要机灵。他归置好火柴、烛台和某一本书，整理她的短上衣，将被子掀开。

“可以了，”她说道，“很好，你走吧！”

因为他还站在原地，双手垂着，两眼睁得大大的，仿佛被痴梦中的无数思绪一下给缠住了。

第二天非常痛苦，接下来的几天更是难熬，因为爱玛迫不及待地想重温她的幸福——强烈的渴望，点燃了熟悉的画面，到了第七天，这股欲火在莱昂的爱抚中全部迸发出来。而他的热情，则隐藏在一片赞叹和感激之中。爱玛谨慎而专注地品尝着这份爱情，用尽了柔媚的手段来维系它，唯恐有一天会失去它。

她经常用伤感的声音温柔地对他说道：

“唉！你，你迟早会离我而去的！……你会结婚！……你会像其他人那样的。”

他问道：

“什么其他人？”

“还不就是那些男人呗。”她回答。

然后她用一种故作伤感而惹人疼爱的姿势推开他，说道：

“你们男人都是下流坯！”

一天他们豁达地闲聊起世间的无常，结果她说起（为了勾出他的嫉妒心或者可能是屈服于一种不吐不快的强烈需求）从前，在他之前，她爱过某个人。“跟你不一样！”她马上说道，以她女儿的性命担保，“什么也没有发生。”

年轻人相信了她，然而还是想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海军上校，亲爱的。”

这么一说，难道不是预防了所有的追问吗？还能抬高自己，因为那样一位生性好斗、受人仰慕的男子汉，也抵挡不住她所施展的魅力。

于是书记员自感地位卑微，他渴望肩章、十字勋章和头衔。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定能讨她的欢喜：从她挥金如土的习惯里就能猜到。

而且爱玛还有许多荒唐的想法没有开口，比如说，她想拥有一辆蓝色的双轮轻便马车送她来鲁昂，套着英国马，由一个穿着翻边皮靴的青年马夫驾驶着。这还是朱斯坦有一次恳求她收他做贴身男仆，才让她灵机一动产生了这个想法。缺乏这辆马车，未必会减少每次赴约的乐趣，但肯定会增添返程的痛苦。

当他们一起聊起巴黎的时候，她最后常会小声抱怨：

“唉！要是咱们能在那里生活该有多好啊！”

“我们现在不是也很幸福吗？”年轻人一边轻声地说，一边抚摩着她的发带。

“是呀，没错，”她说道，“我犯傻了。亲亲我。”

对于她丈夫来说，她比以前更加可爱，她给他做开心果奶油浓汤，还在晚餐后为他跳华尔兹。他因此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爱玛也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直到一天傍晚，他猛不丁地问道：

“给你上钢琴课的，是不是朗佩勒小姐？”

“是的。”

“好吧，我今天下午看见她了，”夏尔说，“就在列雅尔太太家。我跟她说起了你，她不认识你。”

这犹如一记晴天霹雳。然而她从容地回答道：

“啊！想必，她忘了我的名字吧。”

“可能在鲁昂，”医生说，“有好几位教钢琴的朗佩勒小姐吧。”

“有可能！”

接着，她又立即说道：

“可是我有她的收据，噢！给你看看。”

说完她走向写字台，翻遍了所有抽屉，纸也被翻得乱七八糟，最后都闹起了脾气。夏尔只好极力劝她，为了这几张不值一提的收据，不用费这么大的力气。

“哦！我会找到的。”她说。

果不其然，随后的那个星期五，夏尔在放衣物的小黑屋里换鞋，正把脚伸进一只靴子里，感觉皮子和短筒袜之间有一张纸，他拿起来读道：

兹收到三个月的课酬及各项费用，共计六十五法郎。

音乐教师　费丽茜·朗佩勒

“见鬼了，怎么跑到我的靴子里来了？”

“可能是从放发票的旧纸盒里掉出来的，”她回答说，“它不就在搁板边上吗？”

从此刻起，她的生活便由谎言汇集而成，她将恋情裹在里面，仿佛裹进面纱之中，只为将其掩藏。

这成了一种需要，一种嗜好，一种乐趣，以至于如果她说昨天她走的是一条路的右边，那就得相信其实她走的是左边。

一天早晨，她照例穿得十分单薄，刚出门，突然间下起了雪。夏尔在窗前看天气的时候，发现布尼西安先生在图瓦什先生的轻便马车上，正要去往鲁昂。于是他下楼将一条厚披肩交给这位神父，托付他到了“红十字”就捎给夫人。布尼西安在客栈里询问那位雍镇医生的妻子在哪里。老板娘回答说她不常来店里。当天傍晚，神父发现包法利夫人也在“燕子”上，便向她讲述了自己当时的窘态，不过似乎他并没有在意。因为他开始颂扬一位讲道者如何在大教堂里创造奇迹，弄得所有的太太都跑过去听。

尽管他没有追问，可日后其他人未必能保守秘密。因此她断定每次在“红十字”下车还是有好处的，以便镇上的人在楼梯上看到她，也不会起疑心了。

然而一天，勒赫先生碰见她正挽着莱昂的胳膊从“布洛涅酒店”出来，她害怕了，心想他要走漏风声了。他没那么愚蠢。

可是三天后，他进了她的卧室，关上门，说道：

“我急着用钱。”

她声称付不出钱。勒赫唉声叹气，提及过去他送给她的种种人情。

事实上，夏尔签署的两张票据，到现在爱玛仅支付了一张。至于第二张，商人在她的恳求之下，同意用另外两张替换，甚至还展期成长期票据。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尚未结算的各类用品的清单，即窗帘、地毯、扶手椅上的织物、好几条长裙以及各种各样的化妆品，价值共计大约两千法郎。

她低了下头。他接着说：

“不过，虽然没有现金，但您有‘产业’啊。”

他指的是坐落在奥马尔附近巴纳镇的一栋破房子，带不来什么利润。它以前附属于一座小农场，后来农场被包法利老先生卖掉了，勒赫全都打听清楚了，连占地面积和邻居的名字也了如指掌。

“我要是您啊，”他说着，“就还清了债务，没准还能剩余些钱呢。”

她推托说买主难寻，他说有希望；可她又问，怎么做才能由她来变卖呢？

“您不是有委托书吗？”他回答道。

听到“委托书”这三个字，犹如掠过一股清新的空气。

“把账单给我吧。”爱玛说。

“哦！这就大可不必了！”勒赫说。

第二个星期他又来了，吹嘘说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发现一个叫朗格洛瓦的，此人觊觎这处房产已经有些日子了，不过还不知道他的出价。

“别管什么价钱了！”她大声说道。

恰恰相反，应该等一等，试探一下这小子。此事值得跑一趟，而且，由于她不能过去，他愿代劳，与朗格洛瓦会晤。一回来，他就通报说买主愿意出四千法郎。

听到这个消息，爱玛喜笑颜开。

“老实讲，”他补充说道，“这是个好价钱。”

她当即拿到了总数的一半，然而，当她同意结清账单时，商人对她说道：

“以名誉担保，看到您一下子要失去这么‘重要’的一笔钱，我真是感到痛心啊。”

于是，她看着这些钞票，心想这两千法郎可意味着数不清的约会啊。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她结结巴巴说。

“哦！”他淳厚地笑着说，“记账本上，你们想怎么写都可以，两口子的事，我还不明白吗？”

说完他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手里始终捏着两张长长的文件，在手指间搓来搓去。最后，他打开了公文包，将四张期票摊在了桌子上，每张一千法郎。

“签了这个，”他说，“钱全部留给您。”

她气愤地一声惊叫。

“不过，要是我把剩下的都给您，”勒赫先生厚着脸皮回答，“不是帮了您吗？”

说完，他拿起一支羽毛笔，在账单下方写道：“兹收到包法利夫人四千法郎。”

“六个月后您就能拿到那座破房子的欠款，而且我还将最后那张票据的期限安排在了付款之后，您担心什么呢？”

爱玛被他算的这笔账给搞糊涂了，她听见耳边叮当作响，仿佛许许多多的金币撑破了钱袋，丁零零滚落在她身边的木地板上。最后勒赫解释说他在鲁昂有个朋友叫万萨，是个银行家，可以贴现这四张票据，然后他将亲自把扣除实际欠款后的余款交给夫人。

不过他拿来的是一千八百法郎，不是两千法郎，因为那个叫万萨的朋友（“理所当然”）从中抽取了二百，作为回扣和贴现的费用。

随后他轻描淡写地要求写一张收据。

“您明白的……生意往来……有时候……要带日期，劳驾，日期。”

于是一幅可行的幻想前景展开在爱玛面前。她足够谨慎，留下一千埃居，等前三张票据期满时，可供支付。可是那第四张，不凑巧，在一个星期四被送到了家里，夏尔惊慌失措，耐着性子等待妻子回来解释清楚。

她说之前没有将票据的事告诉他，是为了让他免去家事的烦恼。她坐在他腿上，抚摩他，窃窃私语，罗列了所有分期购买的必需品。

“算了，看到这么多东西，你也该承认，不是很贵吧。”

夏尔无可奈何，立即求助于那位他割舍不下的勒赫，他保证摆平这件事，只要先生跟他签两张票据，其中一张七百法郎，三个月后结算。为了能如期还款，他给母亲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她没有回信，而是亲自赶了过来。当爱玛想知道他是不是从母亲那里拿了点时，他回答说：

“是的，不过她要看看发票。”

第二天，天刚一亮，爱玛就跑到勒赫先生家里求他再开一张新的账单，金额不要超过一千法郎。因为一旦超过了一千，就不得不说出她已经支付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账单，这必将供出这笔由商人所安排的房产交易，此事还是日后再被人知道为好。

尽管每件物品的价钱都很低，包法利老夫人还是觉得开销过大。

“就不能不用地毯吗？扶手椅上的织物为什么要换新的？我们那个时候，一户只有一把扶手椅，是给上了年纪的人坐的——至少，在我母亲家里是这样。她可是位正派女人，我可以向您保证。——不是人人都有钱的！钱再多也经不住挥霍！我要是像你们这样娇生惯养，肯定会惭愧得脸红！可是我，我老了，我需要照顾……看看！看看，打扮！摆阔！怎么！用来做衬里的丝绸，要两法郎！……我觉得用十苏甚至八苏的贾加纳薄纱，就很好了。”

爱玛仰躺在双人圆靠背沙发(18)上，尽可能平心静气地回答：

“哎！夫人，行了！行了！……”

老太太继续说教，预言他们最后肯定要进收容所。“再说，这都是包法利的错。幸好他已经答应销毁那份委托书……”

“什么？”

“啊！他已经向我做了保证。”老太太说。

爱玛打开窗户，叫来夏尔，这个可怜的家伙只好承认了被母亲逼出来的那句话。

爱玛不见了，然后很快又回来，大大方方地将一张厚纸递给她。

“谢谢。”老妇人说。

说完她把委托书扔进了火炉。

爱玛笑了出来，笑声尖锐、响亮且迟迟不停：她神经发作了。

“啊！天哪！”夏尔大叫起来，“唉！你啊，你也不对！你一来就和她吵架！……”

他母亲耸耸肩，断言说：“这全是装样子。”

可夏尔第一次做出了反抗，捍卫妻子，以至于包法利老夫人执意要走。第二天她便启程，在门口，他试着挽留她，她说道：

“不，不！你爱她胜过爱我，你也没错，这是规律！……还有，可惜！你会明白的！……保重身体！……因为我不会再像你说的那样，来和她吵架了。”

在爱玛面前，夏尔的羞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前者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恨，因为他居然不信任她。在他三番五次的恳求之后，她同意重新接受委托书，他还陪她到基约曼先生那里，给她重新开具了一份，与原先的一模一样。

“这我理解，”公证人说道，“一个做科学工作的男人不能被生活琐事所连累。”

这句恭维话令夏尔感到安心，给他的懦弱蒙上一层崇高事业的表象。

随后的那个星期四，到了酒店，她与莱昂在他们的房间里，那是多么放纵啊！她又笑，又哭，又唱，又跳，叫人把冰冻果汁饮料送上来，还想抽几根烟。他觉得有些过分，可又觉得可爱，简直美妙无比。

他不知道在她整个的生命中，是什么样的反作用力推着她急于享受这些快感。她变得易怒、贪吃、****。她和他在街上散步，昂着头，像她自己所说的，不惧闲言碎语。然而，有时，爱玛会因为突然闪过与罗多尔夫相遇的想法而浑身颤抖；她觉得，虽然他俩已经恩断义绝，但是她还没有完全摆脱他的影响。

一天傍晚，她没有回雍镇。夏尔急疯了；而小贝尔特没有妈妈就不愿睡觉，哭得撕心裂肺。朱斯坦出门到大路上碰碰运气。奥梅先生也丢下药房不管了。

终于，十一点钟，夏尔撑不下去了，套上他的“包克”，跳了上去，策马扬鞭，临近凌晨两点钟时赶到了“红十字”。没人。他心想书记员也许见到过她，可是他住在哪里呢？幸好，夏尔想起了他老板的住址。他赶了过去。

天开始亮了。他辨认出了一户门上的盾形标识牌，敲了敲门。里面有人，但不开门，大声应着他的问话，同时大骂那些半夜三更还来打扰的人。

书记员住的房子既没门铃，也没有门环和看门人。夏尔用拳头狠狠地砸挡雨披檐。一个警察走了过来，他害怕了，赶紧溜掉。

“我真是疯了，”他思量着，“一定是洛尔莫先生留她在家里吃晚餐了。”

洛尔莫一家已经不住在鲁昂了。

“也许是留下照顾杜布赫伊太太了。唉！杜布赫伊太太去世六个月了！……她究竟在哪里啊？”

他冒出了一个主意。他在一家咖啡馆要了本《年鉴》，赶快查找朗佩勒小姐的名字，她住在勒奈尔-德-马洛基尼埃街七十四号。

他刚走进这条街，爱玛本人就在街的另一头出现了。他扑向了她，或者不如说他抱住了她，同时嚷着：

“昨天谁留住你了？”

“我病了。”

“什么病？……在哪里？……怎么弄的？……”

她用手在额头摸了一下，回答说：

“在朗佩勒小姐家里。”

“我就知道是这样！我正要过去呢。”

“哦！没这个必要，”爱玛说，“她刚出去不久。不过，以后啊，你冷静点。我一点点自由都没有，你懂吗？我不就是稍微晚了一点儿，就把你慌成这样。”

由此她便得到了许可，可以不受约束地脱身而去了，并且她相当充分地利用了这个便利条件。哪天她想见莱昂，随便编个理由就可以出门。而且，如果当天莱昂没在等她，她就去事务所找他。

最初的那几次，不亦乐乎；可是很快他就不再掩饰真相，即他的老板对这些打扰怨声很大。

“呵！你来吧。”她说道。

于是他溜了出来。

她想要他穿一身黑，并在下巴上留上一小撮胡子，以便能看起来像路易十三的画像。她想熟悉一下他住的地方，看后认为那里非常一般；他有些脸红，她并未放在心上。接着她建议他买一副跟她卧室里一样的窗帘，他表示反对，认为花销太大。

“啊！啊！你就攥紧你那几个小钱吧！”她笑着说。

每一次，莱昂都必须把上次约会之后他的所作所为一一讲给她。她要他写诗、为她写诗，一首纪念她的“情诗”；第二行的韵脚他从未押对过，最后他在一本纪念册里抄了一首十四行诗草草了事。

这倒不是出于虚荣，唯一的目的还是取悦她。对她的想法他不提出异议，她所有的爱好他也都欣然接受。与其说她成为他的情妇，不如说是他成了她的。她的话语温柔，再加上一记记的香吻，勾走了他的魂。她到底是从哪里学得这么堕落，精湛透彻又深藏不露，从而几近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