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与温韬一同盗陵的还有泾阳镇将侯莫威，史称其“与温韬同剽唐氏诸陵，大贮瑰异之物”。侯莫威的全部盗陵所得，因其被杀，被永平军节度使张筠攫取。温韬所盗的图书，在他及儿子们死后则归其外甥郑玄素所有。郑玄素，京兆人，荟萃有古书千卷，内有钟、王法帖，就是从他的舅舅温韬的遗留中得来的。
如前所述，“钟、王笔迹”，或钟、王法帖，其实指的就是三国时魏国的大书法家钟繇的书法作品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等。
当今的人都知道，出身于临沂世族的王羲之，他的官也曾做得不小，任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然而，他的官位似乎远不及他的书法名气大。从小爱好书法，为人坦率、不拘礼节的他，吸取魏晋书法之长，推陈出新，创造出独特的风格，楷、行、草书无一不精，终达“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造化。就连梁武帝也说他作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人们终于送了他一个“书圣”的号。他的文学成就也很高，能诗善赋，尤长散文，《兰亭集序》即为其代表作。
王羲之墓
《兰亭集序》本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背景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当时的名流孙统、孙绰、谢安、支遁等41人，宴集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今浙江绍兴市郊）。与会的人饮酒赋诗37首，并聚诗成集。王羲之乘着酒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为诗集写了这篇序，记下了宴会盛况和观感。全文28行，324字，字字精妙。文章通篇着眼“死生”二字，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盛行的“一生死”“齐彭殇”的老庄哲学观点进行了批判，在悲伤感慨中透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王羲之《兰亭集序》摹本
我们在此特予以原文全录：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唐太宗李世民首先一定是爱上了王羲之的字，然后才是他的文章。此文的内容，也正好透出了其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好字加上好的内容，便让人爱不释手。李世民又是一位极其喜爱书法之人，当朝之中，欧阳询为魏徵撰文歌颂唐太宗的《九成宫醴泉铭》勒石书丹，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常常与他促膝论艺。他的昭陵是在他的统治地位巩固，国家富强之后，皇权至尊、无上高贵、唯我独尊的本性的表露。所以，普天之下都是王土了，一些心爱之物，带入陵寝，与自己的魂魄为伴，又有何稀奇！
其实，读者大可不必猜一座鼎盛皇陵究竟覆埋了多少随葬品，仅围绕一件《兰亭集序》真迹，看一看关于它的一幕幕事件，就足以让我们慨叹一阵子了。
王羲之对自己的《兰亭集序》书法作品一直十分珍惜，定其为家族的传家之宝，临去世前犹念念不忘。王家到了第七代的时候，出了一个智永禅师，《兰亭集序》陪伴他至老终之时，他将真迹传给了他的弟子辩才和尚。
时间已不知不觉到了唐代。辩才和尚小心翼翼地一直按师父所嘱，珍藏着这幅作品。
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马上夺取天下，举国一派强盛气象的李世民，偏偏对文化极为重视。尤其是诗、书、画，他门门涉足。在他的周围，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气氛。他对唐以前的艺术品，尤其是书法作品推崇备至。《兰亭集序》的临摹本拿在手里，总感到不满足，于是他决心广派心腹，走遍天下，像大海里捞针一样寻找《兰亭集序》真迹。
一个叫萧翼的心腹大臣，怀揣临摹本，扮成一位赶考举子的样子，来到辩才和尚的修行地歇脚，喝醉了的时候，自腰间抽出一轴假《兰亭集序》，硬说这是真迹，值多少多少金银，云云，可叹为人忠厚、待人仁慈的辩才和尚，经不住他这一通鼓噪，竟对烂醉的萧翼说：“你这幅不是真迹，真迹在我的阁楼上藏着呢。”
萧翼一直醉而不醒，似未听见。但是，第二日一大早，诚厚的辩才端来素斋到昨晚留宿的萧翼房间送饭时，发现萧翼已不辞而别。只见桌上放着一张纸条和50两银钱。纸条上墨书：“谢谢赠画……”
辩才恍然大悟，为时已晚，师父交给自己的传世墨宝，就这样不翼而飞。
不多日，李世民就得到了《兰亭集序》的真迹，并终生奉为至宝。不仅如此，他还让周围的书法高手临摹了多本，分别赐给太子、诸王、近臣，《兰亭集序》的摹本从此散落人间。真本被李世民带进了昭陵。
事情至此本可以说是早该结束了，但是，一场被称为世纪之争的学术争论，却于不期间硝烟弥漫。
时间推进到20世纪60年代，也即李世民死之后1300多年，新中国的大文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学者郭沫若，根据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谢鲲等人的墓志均为隶书字体的事实，推断晋代根本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特别是王兴之是王羲之的亲族，可见，《兰亭集序》应属伪作，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真迹摹本，也值得怀疑。
郭沫若的观点一提出，立即引起了南京著名的书法家高二适的反对，他认为现存《兰亭集序》应为王羲之真迹摹本，不仅因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也可证明楷书字体在六朝就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
不幸的是，因高二适的声望远不及郭沫若，其观点不能发表，高二适情急之下，将自己写的与郭沫若商榷的文章，交给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士钊，章土钊又呈给了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看到文章后，很是关注，他在百忙中专门做了批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一场学术争议从此便火药味极浓地展开了，以郭、高各为一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最后，看看仍无结果，聪明的郭老卖了个关子，虚晃一枪，打马归阵，临却阵前，撂下一句话：“还是以后等考古发现吧！”
高二适老先生也无心恋战，草草收兵。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继续推移。
1998年初秋，南京东郊东晋名臣高崧墓葬掀开了重大发现，从而总算可以给郭沫若、高二适及关注30多年前那场辩论的人们一个交代。
只可惜，郭、高二位学者没有活到此时。
这个重大发现中，出土了两方珍贵的楷体砖质墓志，勾起了20世纪60年代王羲之《兰亭集序》真伪之辩的话题，也勾起了人们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这两方楷书作为充分的实证资料，彻底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也为《兰亭集序》的真伪之争做了一个结语。
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名臣高崧卒于366年，夫人谢氏卒于355年，而王羲之卒于361年，可以说，他们无疑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而1998年秋发掘的高崧墓中出土的两方墓志，上书“晋诗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墓中还同时出土了铜砚、墨等书写用具，说明书法在当时已比较流行。著名学者沈国仪、陶冠群说，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它证明了东晋早中期已经出现了楷书这一字体，同时也为《兰亭集序》系王羲之真迹摹本提供了有力的旁证，《兰亭集序》的真实性也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