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译：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就隐居不出，伯夷就是这样的人。任何君主都去服事，任何百姓都去治理；天下太平出来做官，天下混乱也出来做官，伊尹就是这样的人。有机会做官就做官，该辞职时就辞职，能长久做就长久做，要马上走就马上走，孔子就是这样的人。

国家政治清明时才出来做官，这时自己的才能才会有完全发挥的余地，于国、于民都会大有益处，在国家政治黑暗时就应当“归隐”，否则即使自己以身殉国，仍然于事无补，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逆“天命”而为的文人意气之举，结果都难逃悲惨命运，而孔子则有机会做官就做官，该辞职时就辞职，实在是洞悉局势的明智之举，出仕者当学孔子，该进时进，该退时则退。

进退之间，最难抉择。由于形势的变化，也许原来一直求“进”并已得益于“进”的你，这时反而当求“退”了。否则将大祸临头，反受其害。这方面的例子固然很多，但范蠡与文种的故事则最能给人们启迪。越灭吴以后，在贺台之上大摆宴席，招待各位臣下。宴席间，群情甚是欢洽。实现了灭吴复国的大计，本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越王勾践却神态反常，面无喜色。范蠡私下感叹道：“大王不想归功臣下，这就打开了怀疑猜忌的大门，有功之臣又该倒霉了。大王的为人，可以和他共患难，而不可以共享安乐呀！”次日，范蠡入见越王，要求辞行，勾践好言相劝，再三挽留也不成。第二天召见范蠡，范蠡已不辞而去了。后来，范蠡经商，致富后就周济亲朋，曾三致千金。历史上称他为“陶朱公”。范蠡不辞而别，大夫文种觉得事情不妙，也抱病不朝。越王一向知道，文种的智谋才干远在众人之上，灭吴后，没有派上用场，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慨，唯恐有朝一日闹起乱子来，没有办法制服他，所以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却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这次，越王借着探病的名义，亲自造访文种的住处，进屋以后，先解下佩剑然后才落座，看了一眼文种，说：“爱国的仁人志士不忧虑个人的身家性命，所忧虑的是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您有七套办法，我才用了其中的三套，就足可以灭吴国而使我又登上了越王的宝座。如今还剩下的那四套办法想用到什么地方呢？您愿意为我谋算已埋入地下的吴的先人吗？”说完，也不等文种答话，就乘车离去，有意将宝剑遗留在座位的旁边。

文种取过长剑一看，剑名叫“属镂”，即是吴王夫差赐给伍子胥自杀的那一把。文种哀叹道：“古人云：‘大功大德往往得不到好报。’我后悔当初不听范蠡大夫的话，以致落到今天的下场。”说完就用剑自杀了。文种之死，令人惋惜，然细思品味，读者不难看出，处于这样一种艰险的环境中，只知进，不知退，他实在太不识时务了。其命运，必然是悲惨的。

○在恰到好处时静止

无论是改正自己的错误，还是结束永不可能达到的努力结果，清醒地认识自己，并当机立断地终止是最明智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登山运动员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在6400米的高度，他体力不支，停了下来。当他讲起这段经历时，很多人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呢？你可能会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可他说：“不，我清楚，那个海拔高度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我一点都没有遗憾。”

看过后不禁对这个登山运动员素然起敬。联想起人生，一个人不怕拔高，就怕找不到生命的制高点。任何事情都存在突破口，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穿越突破口，抵达更高层次的。如果说挑战是对生命的发扬，那么明智该是另一种美好的境界，是对生命的爱戴和尊敬。一个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命运将会给予他惩罚。

一个智者，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努力不懈地攀登，而且还能恰到好处地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