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曰：“……君子各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第一》

译：有子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树立了，治国和为人的原则也就形成了。”

作为一名成熟的领导者处理政事，要能做到有条不紊，先致力于根本，根本的事情解决了，才能解决其他的事情，先将国内事情办好，后对外动武，这个次序不能破。国家的事是基础，没有基础那就什么也办不好；对外扩张建立在国内稳业基础上。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生存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生存，何谈发展？把国内事办好，这是根本问题，国内的事情解决不好，对外动武便是一句空话。

一统天下之后，秦王嬴政首先紧紧抓住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这根主线——在政治上，嬴政自称始皇帝，议帝号令，废除谥法，颁避讳制，并用“五德终始说”来为他的政治统治寻找借口，这些都是在名誉上加强帝王权威的做法，结果是大大地加强了他在百姓中的威望，为建设强大的统治营造适宜的政治氛围。另外，在政治上设郡县制，废分封制，建立起天下统一的政治机构，使国家的管理做到了有序化和规范化，收到相当好的实效。这一过程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嬴政的政治统治日益牢固。

在经济上，随着“使黔首自实田”土地法令的颁布实施，力争做到使农民拥有土地，从而提高和加强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使国家农业保持了稳定与丰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这就保证了政治统治上的稳定与经济上的繁荣，显示了统一之后和平发展的重大意义。

此外在经济上，嬴政还推行了货币统一和度量衡的统一，使经济流通领域的各种障碍得以消除，从而使经济较分裂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文化上，嬴政非常重视推行“统一文字”的工作，推行了许多统一文字的措施。文字的统一有助于加强思想的统一，使全国人的思想都集中到他的统治中来。

由此可见，统一之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所实行的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国内的一切向着恢复发展的方向前进，大大增强了秦王朝的政治实力，也为它对外扩张铺平了道路。后来嬴政北伐匈奴、南平百越胜利的获得，都得益于国内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古人云：攘外必先安内。把国内事务处理好，使国家强大，才能在对外斗争中占领制高点。许多古代的思想家都曾论及借助高位势能的优势，制约处于低位势能对手的这种谋略，这当然是源于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感。譬如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居高临下必有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等等，无不说明居于优势来制约劣势的有利局面。而把国内事办好，而后对外动武，从军事战略上来看，也就是居高临下。

始皇嬴政努力将国内的事情办好，然后对外动武的谋略，其实就等于这种制造高位优势的策略。他的一统六国的亲身实践早已证明，当一个国家处于低位势时，就要千方百计努力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积极向高位势转化，然后充分利用高位势这一条件战胜对方。这种造势的思想方法不仅适用于军事斗争，而且也适用于政治和外交。

嬴政先搞好国内，然后对外发动战争的例子对后世王朝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实无论任何时候，先内后外都是国家发展、政权巩固的必由之路。明太祖朱元璋攻取虎踞龙盘之地南京（元朝集庆路）后，采纳江南儒生朱升的建议，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韬光养晦战略，逐步发展，继而对外扩张，最终拥有了实力，获得了天下。由此可见，搞好国内建设应是统治者获得的政权之后首位的主要任务。只有把国内经济与政治建设搞好了，才能在对外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领导者要善于掌控时局

姜太公对周文王说：“仅屈居于一人之下，然而却高居于万人之上，只有贤能之士能做到。”

于是，周文王努力礼贤下士，结交天下各类人物。他亲近并经常请教的贤士有六人，由人推荐、经过寻求而相见相处的有十人，一经呼唤就会赴而响应的朋友有上千人。由友人而到友人的友人，叫做朋，由朋友而到朋友的朋友，叫做党。由朋党而到朋党的朋党，叫做群。由友及朋，由朋及党，由党及群，用这种办法同天下三分之二以上的贤达之士结交，老百姓也信而服之。所以说：“周文王占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然向商纣王称臣服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千百年来，人们称道周文王的功德，主要基于两条：一是仁厚宽柔，教化万民；二是推演八卦，流传造福后代。实际上，前者讲的是文王具有崇高品德与教养，后者讲的是文王具有卓越的政治科学智慧和才干。

你看，周文王由友及朋，由朋及党，由党及群，形式上只屈居商纣王一人之下，实际上已经把纣王架空了，一旦时机成熟，既可推翻商纣统治，改换王朝旗号（这在文王儿子武王就轻易做到了）。可见周文王对时局发展态势的运筹与决断能力，非一般人可比拟。后人称之为“圣人”，是不过分的。

同周文王的深谋远虑正好相反，项羽本来强大到天下首屈一指，任何人（包括加起来）也不能与之抗衡，但由于作为最高领导的品格修炼不到家，对时局态势变化的运筹与决断常常抓不到要领，最后功败垂成，自毁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