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子曰：“无倦。”（《论语·子路第十三》）

译：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以身作则，自己先劳，然后再使老百姓劳动。”子路请求再增加一些指导，孔子说：“按上面说的做去，不要厌倦。”

从管人的角度来看，领导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靠领导者手中的权力，当一个组织创立初期，各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领导者的权力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组织不断发展，进入正规的轨道时，此时的领导者就要注重制度的建设。用规章制度管理、领导下属，这是领导工作的第二个层次，而领导的最高层次则是靠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个人影响力去影响下属，成功的领导者往往被称为是精神领袖，这种由个人所带来的功效远远大于权力和制度的作用。如何增强个人魅力，如孔子所言：以身作则，自己先劳。领导者率先垂范，自然会赢得下属们的信赖和敬佩。

在封建政权中，皇帝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先秦时期，已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到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权后，更是“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能”。因此，历代皇帝中滥用民力，穷奢极欲者颇多。不过，南朝宋高祖刘裕则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例外。

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亲自带兵消灭了后秦。当时后秦十分富有，仓库中有许多珠玉珍宝。但刘裕并没有借这个机会大肆抢夺、据为己有，而只是将浑天仪等国家所需要的仪器，迭到建康（今江苏南京），献给名义上的统治者晋安帝，其余的贵重物品全都赏赐给了自己的部将。刘裕在当时已经是一位很有权势的将军，但是一直等他登基称帝，宫中仍然十分节俭。

起初，朝中宫廷乐器和乐师都很不齐整，长史殷仲文曾经多次向刘裕建议应该逐渐配齐。殷仲文认为宫廷里面就应该有一定规格的宫廷音乐，如果没有的话，就显示不出帝王的气派。而刘裕却不把这当做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他一方面讲自己忙于国事军务，顾不上这些，另一方面明确地表示自己并不因没有这些宫廷音乐而感到可耻，况且也不希望因为贪图享乐而荒废了国事。因此，刘裕在历史上被称为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君主。刘裕在日常生活中穿着也很朴实，即使当上皇帝后也不讲究仪仗侍从。他对家中妻儿也是要求十分严格，并从小培养孩子的节俭之风，不允许浪费。对于房室殿堂的布置，刘裕也禁止搞得过于华奢。刘裕还专门下令禁止天下使用金、银涂物。

对于婚丧习俗，刘裕改变以前的奢侈之风。他自己的女儿出嫁，也是十分简朴，为臣下们做了表率。由于他以身作则，使得王公大臣、士族豪强也都随之仿效，由奢趋俭。永初二年，在禁金、银涂物后，他又下命禁止在丧事中使用铜钉。在刘裕的带动下，整个社会风俗发生较大的变化。

出身贫寒的刘裕在控制朝政乃至登上帝位后，能不改俭素本色，并以身作则来改易风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由此可见，君主仁，则没有人不仁；君主义，则没有人不义；君主行的正，则没有人行的不正，一个行为端正的君主就可以让国家安定了。

○身教胜于言传的领导法则

领导人一定要能以身作则，透过能创造“进步”与“冲劲”的简单日常行动，先树立典范并带头实践。领导人是透过奉献热忱，及以身作则的实践力来领导群雄的。

为了领导有方，领导人必须很清楚自己的领导原则。领导人应该固守自己的信念，因此他们最好要有信念可固守。此外，领导人必须有流利的口才，以阐述共同的价值观。光是这样还不够，领导人的行为比言辞重要得多，而且必须前后一致，一以贯之才行。

古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领导者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起带头表率作用，才能具有说服力，才能增强自己的凝聚力。

领导者要想增强凝取聚力，应该把“照我说的做”改为“照我做的做”。

现在有些领导者总对他的下属这样说：“照我说的做。”可他们不明白，这是下下之策。真正的上上之策应该是：“照我做的做。”

领导者的工作习惯和自我约束力，对下属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如果一个领导者经常无故迟到，私人电话一个接一个，工作过程中又不踏实，总是盼望着早点下班，那么他就很难管理好他所在的部门，所有工作都会搞得一塌糊涂。

只有自己愿意去做的事，你才能要求别人也去做，只有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才能要求别人也去做到。

同样，作为现代领导者也必须以身作则，为下属做出样子，用无声的语言说服下属，才能形成亲和力，才能表现出高度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