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企业往往是合理、可行、高效的经营模式。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家族企业占了40％，而成功的华人企业90％就是家族企业。

依靠血缘关系经营

家族企业可以说是温州人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一个企业里．父亲是董事长，母亲是办公室主任，大儿子是总经理，小女儿是副总经理，二女儿是财务经理，二女婿是销售经理，大姨是办公室总务，小舅子是采购主管……类似这样的企业在温州处处皆是。

依靠血缘、地缘关系做生意，也是很具有温州人特色的一个生意经。家人、亲戚、朋友、同乡，从血缘到地缘，温州人喜欢这种建立在亲情与乡谊基础之上的合作型工作模式。从小本生意到大手笔买卖，独特的血脉渊源，造就了温州独特的企业制度。

从创业到发展，不管外界如何看待、争论，甚至指责。家族制企业仍是温州企业的主要存在方式，仍在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灵活性占领着企业的管理核心。

挺宇集团公司是一家年产值达几亿元的典型家族企业，也是成功的家族企业经营的典范。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来自同一个家庭：一家之主潘挺字是董事长，母亲徐文清为办公室主任，姨妈徐小清为办公室总务，身为大女儿的潘佩聪为总经理，弟弟潘叶雷为副总经理，妹妹潘佩芳为财务经理，妹夫林肖为销售经理，就连表兄邵靖海都担任着采购主管。潘佩聪的丈夫吴楚帆因为自己是另外一家父子公司的总经理，成为唯一没有在挺宇公司担任职务的主要家庭成员，除了家族成员，没有任何家族之外的人员加入公司的管理层。

1981年，潘挺宇办起了一家小工厂，不靠别的，就靠他那聪明的大脑。潘挺宇的眼睛是“火眼金睛”，市场上卖得火的一些东西，他瞄上半天，回来后，不用画图纸，就能直接在机器上鼓捣出样品来。然后，他再让工程师参照这种样品进行批量生产。潘挺宇自己也说：“有时我看着产品也纳闷，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到了1989年，潘挺宇的工厂已经像模像样了，仅一年的产值就有360万元。就在那一年，潘挺宇的企业性质被定为私营。

父亲与母亲丢下子女与企业，一走了之。临走前，潘挺宇将工厂托付给两个主管。主管胆小不敢管事，管理工厂财务的潘佩聪每天只见钱出不见钱进，一着急，她当即发动“政变”，将自己提拔为总经理，独自一人挑起了管理工厂的重担。一年后，父母从欧洲同来，发现这位18岁的女总经理竟干得有声有色。

潘佩聪的血管里流着与聪明的父亲一样聪明的血液。技术含量很高的“在线分析系统”就是她组织力量开发成功的，这种在国外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设备，在潘佩聪手里首先实现了国产化，其售价仅为进口产品售价的1/10。

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潘挺宇一家人将自己的企业做得有模有样。到了今天，挺宇集团公司的年产值已达到了3亿元，固定资产为2．2亿元。这个数字，着实让那些断言家族式管理模式只适合企业初创期的理论家汗颜不已。

对于家族制企业的优势，潘佩聪认为，在一个家族企业中，合作对象是自己的家人，血浓于水的亲情，其凝聚力是旁人无法企及的。换作与其他人合作，难道就没有问题吗？她说：“做企业也要顺势而为，最重要的是追求一种和谐，和谐自然，那才是真正的美。20多年的漫长磨合，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家族企业的独特优势

20世纪90年代初，不少经济学家考察温州后，赞不绝口的同时往往留给当地干部一句话：“尽快建立大企业集团。”更有专家断言，温州经济必定会停滞，因为温州企业不上规模且专业市场衰落。有人甚至预言“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超过10％”。然而事实让他们大跌眼镜，温州经济年增长率为20％，其中99％的企业为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而那些人为的集团企业却陷入僵局。

对于这个问题，潘挺宇认为，温州的家族企业不宜过早退出历史舞台，不顾温州的独特血脉渊源，一味追求西方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恐怕会出现“桔逾淮北而为积”的结果。

事实胜于雄辩，在管理中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只有合适与否。家族经营往往是合理、可行、高效的经营模式。世界上一些著名企业，如杜邦、洛克菲勒集团都是家族企业。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家族企业也占了40%。一家国际权威调查机构的对全世界华人企业的调查结论更是：成功的企业90％就是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省，几乎全是家族化的中小企业。

因为制度、规矩这些刚性规则固然非常重要，但有时候，血缘、地缘、亲情这些非制度的文化因素在相互沟通、达成共识等方面，可能也会起到正式制度所不能产生的独特作用。

（1）反应迅速：温州的家族企业出于对家族成员的信任，决策非常快，承担风险能力很强。他们做生意完全是有利就做，不看国家计划与规划，所谓“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在通常情况下，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各成员对外部环境变化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尤其是市场变化的信息能很快传递至企业的每位成员；同时，决策速度快，信息沟通顺畅，成员之间容易达成共识。

这种完全由眼前利益决定的家庭企业方式在初期可能显得布局混乱，但最终却使温州人从大量筛选的项目中找到最适合自身优势的产业。

（2）管理成本低：由于家族成员彼此间的信任及了解的程度远高于其他非家族企业的成员，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加上相互间的信任，以及经营权与所有权的一致性，家族企业的管理成本能较非家族企业低许多。

在1980年，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经过3个月调查，发现当时温州家庭企业平均投入1元产出可达10元，而国企却是投入10元产出1元。他还看见一农村老太太家里有5台制松紧带的机器，每年纯利500元。书记就思索：一个老太太就是一个车间，100个老太太不就是一个一年纯利50万元的大工厂吗？受此启发，当年温州市政府就制定出了“大力发展家庭工业”的政策。

（3）经营务实：家族企业的短期逐利性，使其每选择一个产品都先在本地试销，有了前景再做大，温州人选择了生产老百姓用得最多的东西，如皮鞋、衣服、眼镜等，并使其价格最接近中国广大城镇与农村的心理价位。这也是温州小商品做出大事业的原因。

服装业，当时中国只有质好价昂与低质低价两类产品，而温州人生产出款式新潮、质量一般、价格较低的产品，例如，当年市场上只有3000元一套的全毛西服，温州人用30％纯毛、70％化纤的面料替代全毛，生产出式样一流而仅售500元的高级西服，如此务实的经验策略，不仅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而且因此开始了温州服装业的发家史。

（4）产品更新换代快：由于家族企业的灵活性，他们在开发新产品上可以立即决策并马上执行，顺利地调动人力物力财力，来研发新产品，而没有大企业诸多的规则绊脚。

曙光印刷厂是温州最大的印刷厂，厂长朱诗力做第一笔大生意时，别的厂家需要半年，他却仅用了13天，最后，13个日夜没在**睡过觉的他，倒在订货客户办公室睡着了。瑞安塘下韩田村专门生产汽车配件，859个企业全部是家族企业，工业产值8个亿，按该村人口计算，人均产值80万元。他们开发新品种只要37天，而南京某大型国企厂连头带尾需要1年。北京徽标厂3~5个月开发1个品种，金乡徽标厂只要12天。

温州的企业几乎全是从家族中走出来的，无论外界怎样的争论，温州人始终认为，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现在，那一些预言失败的经济学家通过多年的研究，也开始修正自己的错误：血缘与地缘关系在温州人的经济模式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血缘与地缘所具有的向心力毋庸置疑。为什么当初我们看错了温州？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家族制企业，温州的企业是离不开家族的，没有温州的家族企业，就没有温州的工业，家族企业是温州成功的谜底之一。

炒房的由来

温州人炒作房地产的来历是这样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初，温州人几乎挨家挨户盖起了新楼房，当时盖新楼房主要是满足自己居住。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温州人已不满足一家一幢楼房的居住水平，又开始疯狂地建新房或购买商品房，因此有的人家一户就拥有了几套房子。他们将过去的房子转手出去，或者一直闲置在那里。这样超常的购买力导致当地房价几年来一路攀升，至今房价仍居高不下。

温州人多年摸爬滚打的市场经验，也成就了一批炒楼的行家里手。温州人炒热了本地房地产，又开始炒外地。先是进军杭州，继而挺进上海，然后四面出击，向北跨越长江，转战青岛、济南、北京、哈尔滨、大连、沈阳；向西则湖长江而上，攻克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向南则是奔赴海滨城市厦门、海口、二亚……

温州人赚钱务实而精明，务实就是自己不能把握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去做的。因为他们不能把握股票的涨跌，所以他们不会去。以前的周芳不过是“温州炒房团”里面的普通一员，她24岁开始炒房，跟随温州炒房团周游全国，到处出击，所到之处，房价一片“飘红”。从最初的个人炒房，到如今与人合伙开起房产代理公司、带“团”炒房，如今29岁的她身价早已超过百万。

1999年，周芳的主职是做保险，因为业绩好，手就里有了十几万元闲钱。她想，钱放在银行里，利息那么少，不如做一些投资。

然而选择什么样的投资呢？当时才24岁的周芳，既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又从没认真动脑筋盘算过投资的行业。懵懵懂懂中，她想起以前看书翻杂志，看到很多富翁都是做房地产起家的。于是，抱着“暴富”的憧憬，周芳去了第一个房展会。当时温州还没有兴起炒房热，她发现房展会上，看的人多，买的人少；自住的人多，投资的人少。

那次周芳看中了一个名叫嘉景花园的项目，位于温州新城，地段很偏，但周芳不介意。她有自己的想法，温州老城区差不多都建好了，市区肯定要往新城发展；而且当时温州没有太多成片的小区，而这个小区的盘子较大，造型也很漂亮。有的是投资的热点。左思右想，周芳把心一横：反正自己还没房子，买就买了，投资不行也可以自己住。那时她也不懂应该怎么挑，就很随意地选了一套房子买了。首付了30％，其余选用了银行按揭。令周芳又惊又喜的是，不过四五个月的时间，房价很快从每平方米3380元涨到了4300元。尝到甜头之后，周芳把赚钱的主要目标瞄准房地产。哪里有房展会、推介会，她都会去，留下信息，房产代理公司就会主动打电话给她。开始时她只在温州买来买去，顺利做成三四套房后，她开始向外地发展。投资不行也可以自己住。那时她也不懂应该怎么挑，就很随意地选了一套房子买了。首付了30％，其余选用了银行按揭。令周芳又惊又喜的是，不过四五个月的时间，房价很快从每平方米3380元涨到了4300元。尝到甜头之后，周芳把赚钱的主要目标瞄准房地产。哪里有房展会、推介会，她都会去，留下信息，房产代理公司就会主动打电话给她。开始时她只在温州买来买去，顺利做成三四套房后，她开始向外地发展。

周芳做的第一个外地楼盘在江苏昆山。2001年，周芳的一个熟人去昆山做生意，回来后跟她说：“昆山的房子挺美的，但房价很便宜，不到2000块钱。”周芳就带着另一个同事去了昆山。昆山离上海很近，绿化很好，台资企业比较多；而当时上海房价已开始上涨。周芳分析，昆山的房价也会涨，而且空间很大。

当时有个楼盘的房价不过1800多元，每套100多平方米。那里的政策非常宽松，每套订金只收1000元。而且时间差比较长，交订金后3个月左右才转“大订”。不仅那1000元钱是随时可以退的。而“大订”也只有1万元钱。于是，周芳就带动了二三十人一起炒，有了点儿“炒房团”的样子。他们一起包了一整幢楼。后来，每套房最少赚了2万元。

昆山算是初战告捷。到现在为止，周芳已做过十几个楼盘，北京、上海、青岛、海南、重庆、成都……基本上几个大城市都去过了。因为做得比较顺，带动了周围的一批亲友和同事，周芳就和别人成立了一个代理公司，开始牵头组织“炒房团”，去外面看楼、组织推介会和房展会等等，从单纯的投资者成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团队。

温州人喜欢炒房，善于炒房的原因，说到底，还是因为温州人的商人本性：赚钱第一、精明过人、眼光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