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帝国的创始人是萧衍，萧衍虽是军人，却有当时军人不具备的人文情怀。他看上去是个好领导，如果他和刘宋帝国的创始人刘裕、萧齐帝国的创始人萧道成一样早点死掉，那他的名声应该和两人不相上下，可惜他活得太久，居然在位四十七年，这是个让人惊叹的数字。于是，也就产生了让人惊叹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为。

萧衍初期的一些国家大政可圈可点，他喜欢总结历史经验，从刘宋帝国和萧齐帝国的失败上总结出算是宝贵的经验，并且拿出了解决方案。刘宋和萧齐寿命之短，源于其国家价值观。而国家价值观都由开国皇帝塑造，其阴魂贯穿帝国始终。

刘裕做皇帝和东晋那些皇帝迥然不同，东晋的皇帝全靠世家大族拥戴，属于傀儡。刘裕靠真刀真枪建立毋庸置疑的声势权威，是实至名归的皇帝，所以人家有实力重新塑造传统。他总结出东晋帝国一蹶不振的原因：豪门世族占着茅坑不拉屎；有才能的寒门人士无法进入权力中枢；地方大员军权过大，内乱频仍。针对这三点，刘裕进行改革：首先，把只吃饭、不干活的豪门世族全部清出中央政府，只给他们以名誉头衔；其次，提拔大量寒门出身的人进入中枢；最后，封诸子为王，镇守帝国战略重镇。

萧道成的萧齐帝国也遵循这三条大政，但两人的帝国并没有长治久安，和东晋帝国的乱象没有本质区别。事实上，刘裕提出这三条时，就已经注定了失败。

先看第一条，刘裕虽然把豪门世族清出中央政府，夺走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但还是维护他们的家族头衔和身份，政府对世家大族的巧取豪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世家大族虽然手中无权，却有连皇帝都缺少的名誉和地位，刘裕拒绝他们控权，他们干脆就对实际政治漠不关心。东晋时，世家大族也喜欢穷嚼蛆，可皇帝一旦有道德瑕疵，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让皇帝安分守己，不敢作太大的恶。确切地说，凭借多年来在道统（思想体系）上积攒的力量，世家大族可以监督皇帝的行为，刘裕把世家大族的政治权力全部没收，世家大族当然不会主动去监督皇帝的行为，于是，刘宋帝国和萧齐帝国的暴君极多。

第二条，为寒门出身的人提供进入中枢的渠道，这是刘裕对普通人大开政治方便之门的良知所在，然而，这并不是一项实事求是的策略。东晋百余年国祚，全由世家大族独揽朝政，寒门中人根本没机会凭借自身能力和道德进入政府，寒门中人眼前路走不得，灰心失望下，放弃对知识和道德的追求，以混世为价值观，所以，寒门中很难出人才。刘裕自然就找不到寒门人才，他只能靠打江山时那些无知无识的战友来充门面，刘宋帝国和萧齐帝国的宰相级官员都是半吊子人才，上不能规劝皇帝向善，中不能调和官员，下不能治理百姓，帝国当然会虚弱不堪。

最致命的是，世家大族和寒门士族开始势不两立。世家大族骤然失去权力，生活质量和影响力并没有降低，他们本没有不平衡，然而寒门士族取代了他们从前的位置，这就让他们内心酸溜溜的，他们对寒门士族深恶痛绝。寒门士族也鬼精灵，他们知道帝国内有两股力量，一是皇帝，二是世家大族。皇帝给他们以物质财富，世家大族却能给他们以身份认可。于是，寒门士族像哈巴狗一样巴结世家大族，但屡屡碰壁。

王导家族后代王僧达就是最好的证明。寒门出身的官员何尚之多次巴结王僧达，但王僧达对他的态度很冷酷。有次，何尚之请众人吃饭，死活要把王僧达叫来，让他坐上位。席间，何尚之装出和王僧达关系很好的样子劝他说：“您还是把家中的鹰犬放掉吧，少打猎，伤身体。”

王僧达冷冷地说：“家中有只老狗，放了它没处去，不过已经回来了（指何尚之）。”

何尚之气得脸色发青，却也无可奈何。何尚之只是个官员，就算是皇族，也没有被世家大族放在眼中。刘骏（宋孝武帝）的舅舅路庆之曾做过王僧达家的司机（马夫），路庆之的孙子路琼之和王僧达是邻居，路琼之总想巴结王僧达，以提高自己的身份。由此，他盛装去拜访王僧达，王僧达好久不说话，一说话就特别伤人：“我家从前有个叫路庆之的马夫，是你什么人？”

路琼之被气得半死，告辞后前脚刚出门，就听到王僧达大声命令仆人：“把那小子坐的椅子扔出去。”

路琼之悲愤地去找路太后诉苦，路太后震怒，哭泣着向刘骏告状。刘骏却叹息说：“琼之年轻，无故去王僧达家，被辱理所当然。王僧达是高贵的公子，不能因此事而加罪于他！”

事实真如刘骏所说，世家大族游离于皇权之外吗？

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事，扔路琼之椅子的第二年，王僧达被牵扯进一次叛乱中，刘骏立即诛杀王僧达，半句废话都没有。

王僧达被诛，并未让南朝的世家大族有任何担心。他们认为这是个案，不足以代表那些泥腿子皇帝真敢对他们怎样。他们傲慢地坚持自己的门第，千方百计守护着自己世家大族的招牌。在婚姻问题上，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形成潜规则：婚姻只能在世家大族内部进行，高贵的血液必须在内部流通，绝不外泄。王氏家族的王源因贪图寒门出身的满璋之的巨额聘礼，把女儿嫁给老满。这引起世家大族的激烈指控。甚至有人要把王源从世家大族中开除，永远拘留在一地，直到死亡。

世家大族充满愚蠢透顶的傲慢与偏见，甚至对皇帝都侧目而视，为什么南朝的皇帝还要维护他们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论是刘裕登基还是萧道成登基，都靠“受禅”的把戏完成帝国建立。而世家大族有威望，可以稳定大部分中产阶级，于是，所有的受禅仪式都需要世家大族来主持，王、谢世家自然当仁不让，可他们也知道这种把戏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更知道刘裕、萧道成之流也知道他们知道，两方心有灵犀地上演这种把戏。世家大族可不管谁做皇帝，因为那是红尘之事，他们只要能稳固自己的家族就心满意足。

公元494年，萧齐帝国亲王萧鸾发动政变，担任尚书令（名誉宰相）的谢朏（谢安家族后代）正在下棋，有人慌张来告，谢朏和他祖先谢安一样气定神闲，居然下完了一局棋，然后回屋睡觉，临睡前嘱咐仆人：“把那些破烂（劝某人登基称帝时所穿的衣服和礼器等）准备一下，又要派上用场了。”

南朝的帝国是意识形态分裂的帝国，世家大族和寒门士族势不两立，世家大族的威望、知识和思想拒绝为帝国付出，寒门士族想付出，又“囊中羞涩”。帝国在这群人的支持下，自然毫无前途。

第三条，刘裕封他的后代为王，占据帝国战略要害，是想消除东晋帝国以来各军阀兵权在握，稍不如意就攻击中央政府的弊端。这本身没有问题，类似于分封制下的藩王拱卫中央。但刘裕和他的模仿者萧道成显然高看了自己的子孙，没有优秀知识分子的指点和熏陶，一出生即有权力的人，不可能具备道德素养而能自我管理。所以，刘宋帝国和萧齐帝国的亲王叛乱不胜枚举。

亲王自身的素质注定了他们的叛乱，刘裕的另一条措施则激发他们加速地叛乱。这个措施就是典签制。典签是职务名称，是由皇帝派到藩王处处理军政事务的官员，这些人清一色由寒门人士担任，如你所知，他们的主要任务其实是监视藩王。典签每年都要回中央政府，向皇帝报告一年来他们所监视的藩王的得失，如同灶王爷每年要上天向老天爷报告他所在家庭的得失一样。由于法律明文规定典签有处理藩王辖区内一切军政事务的权力，所以藩王也要向他们溜须拍马，正如我们在送灶王爷回天上时给他嘴巴上涂抹蔗糖一样。

典签的权力比藩王要大，藩王所有的军政命令都必须经过他们盖章才能生效，而且他们还控制藩王的私生活。萧齐帝国的西阳王萧子明想送几本书给生病的朋友，典签吴修之不同意，这几本书就送不了。藩王为了解渴，要喝一杯水，都要典签批准，如果典签恰好不在，那藩王就只能先靠唾沫解渴。各藩王被监视到如此苛刻的程度，心中的积愤和疑惧自然会让他们铤而走险，起兵造反。这就是刘宋帝国、萧齐帝国骨肉相残的根源。

萧梁开国皇帝萧衍眼见刘宋帝国和萧齐帝国如过眼云烟，因此力图改弦更张，解决帝国的根本问题。他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大力重用寒门士族的同时，要求每个地方行政单位举荐一个世族出来，鼓励世家大族人员积极参与政治。

可接近一个世纪的被冷落，世家大族已形成对政治冷漠的惯性，他们心中没有政府、没有国家、没有人民，只有自己家族的名声和地位。尤让萧衍无可奈何的是，寒门士族经过刘宋和萧齐两国八十余年的政治历练，已形成独立于世家大族的自信的价值观，他们瞧不起世家大族那些涂脂抹粉、穿着宽衣博带、头戴大冠、脚踩高跟鞋、浑身香料的娘炮。

世家大族这种**、堕落、阴阳怪气的价值观受到寒门士族的坚决抵制，寒门士族虽然羡慕世家大族的名望和富贵，却对他们个人十分轻视。

建康令（首都行政长官）王复是世家大族，寒门士族的官员看他花枝招展的样子就想吐，于是把一匹战马牵到他面前，让他乘骑。王复娘炮似的叫起来说：“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是马？！”

在众人的大笑声中，王复甩掉高跟鞋，撒丫子就跑。

萧衍指望这样的人为他的帝国效力，根本是痴心妄想。但他是个慈悲的君主，因为他超级迷信佛教，对所有官员，无论是娘炮还是硬汉，无论是贪污还是不务正业，他都用佛祖慈悲之法对待。不过对老百姓是另一副嘴脸，百姓稍有过错，他立即捉拿关入监狱，这是萧衍用佛法之名义施行的典型的双标。有百姓抬着棺材拦住他的轿子指责他：“你对官员过宽，对百姓过严，恐怕不能长久。”萧衍当场将其诛杀，然后对跟随的官员们说：“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对你们如何，你们应该知晓。”

除纵容官吏贪赃枉法外，萧衍最喜欢的事自然是大兴佛法，每次看到出家人生活贫苦，他就寝食难安，于是用出家为僧的方式逼迫大臣们拿钱来给他赎身。在位四十七年，萧衍四次舍身寺庙，大臣们对他这种行为愤怒之极，可国家不能没有皇帝，只好咬牙拿钱给他赎身。“南朝四百八十寺”，大多是萧衍造的。

萧衍虽然人格分裂，但运气极好，他上台的第二年，老天爷让他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这场胜利不下于当年刘裕的北伐。

萧衍创建萧梁帝国的两年前（500年），北魏帝国皇帝元宏去世，他的次子元恪（北魏宣武帝）继位。元恪对佛教非常痴迷，南中国的佛在萧衍手中壮大，北中国的佛则在元恪手中爆发式复苏，元恪在位十五年，每年都拿出一半以上的国库资金营造石窟，供奉佛像。元恪在信仰佛教上的大手笔是在嵩山形胜处建造闲居寺，此寺壮丽异常，连西天佛祖的住宅都不如它。整个北魏帝国境内，寺庙有一万三千余处，北魏帝国成为佛祖乐开花的佛国。

由于信仰佛教，元恪对俗事毫无兴趣而荒废政事，荒废政事的同时又宠幸娘儿们一样的近臣，北魏帝国在他这个佛教徒手中渐渐走向西天。

元恪在位的十五年中，北魏帝国爆发了十次大规模的叛乱，充满黑色幽默的是，有四次居然是元恪最关爱的和尚领导的。

不过，元恪毕竟是靠打打杀杀起家的拓跋氏的后代，血管中流淌着喜欢刀兵的血液。萧衍抢夺萧齐帝国的遗产后，元恪认为祖宗拓跋焘饮马长江的梦想近在咫尺，于是命令当时帝国中最能打的亲王元英率军南征。

元英把攻击目标定为义阳（今河南信阳），公元504年阴历二月，萧衍命令大将曹景宗率领三万兵马救援义阳。曹景宗是个胆小如鼠的窝囊废，只在远处耀兵游猎，不敢支援。义阳守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顽强抵抗，支撑到公元504年阴历八月才陷落。

公元505年，萧衍下令反攻。弟弟萧宏亲王当北伐军总司令，北伐军渡过淮河，全速推进到洛口（今安徽怀远），北魏帝国重兵陆续抵达，双方展开拉锯战，第二年，萧宏兵团因补给线被北魏兵团切断，急忙后撤。在后撤过程中，北魏兵团掩杀之，萧宏兵团几乎全军覆没。

对于萧梁帝国的反攻，北魏皇帝元恪大为恼火，他摔掉佛珠，再命元英南征，以教训萧梁帝国。事实上，是他先南征才引起萧梁帝国的反攻，世界上有些人如元恪一样，只许自己胡作非为，别人若反击，就是罪大恶极。

公元507年，元英重新披甲上阵，动员十万兵力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萧衍也动员二十万人马，仍命曹景宗为抵抗军总司令，救援钟离。

钟离城只有三千守兵，但在城防司令名将昌义之的指挥下，三千守兵多次击退元英的猛烈攻击。元英捕捉钟离城郊的百姓，让他们背土填护城河，护城河还没有被填平，元英下令射杀百姓，百姓的尸体和泥土混合，这种残暴行径更激起守城官兵的斗志，元英一日几十次组千人团攻击，钟离城屹立不倒。

曹景宗抵达钟离城外后，又犯了畏敌如虎的毛病，顿足不前。萧衍又派名将韦睿前往，韦睿不但是一流武将，还是一流的心理学大师。他抚慰曹景宗说：“北魏只不过来了十万人，咱们有二十万人，北魏远道而来，粮草供应不足，据可靠消息，现在他们的士兵一日只吃一餐，多日进攻钟离不能攻下，斗志丧失，战斗力减退，现在咱们出兵就如老虎杀绵羊，只要你一动，钟离城那三千死士必增加百倍气力，内外夹击，北魏必败。”

曹景宗终于被说服，下令全线进攻，北魏兵团攻钟离城本已精疲力竭，斗志锐减，又看到曹景宗二十万大军漫山遍野冲来，人心顿散，元英临阵斩杀数名军官也没有阻挡北魏士兵的溃逃。

曹景宗看到北魏兵团溃败，立即神威大显，下令追击北魏兵团。北魏兵团十万人互相践踏而死者十之二三，侥幸没被自己人踩死的也被曹景宗的追击部队斩杀，元英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只有他侥幸脱逃。

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它打破了南朝和北朝互攻以来南朝屡战屡败的魔咒，萧衍因此一战而在北朝建立起权威，南朝帝国畏北魏如虎的时代彻底结束，北朝没落不振的事实水落石出。

南北两朝互攻结束，接下来就是各自混乱直至灭亡的历史，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在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