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帝国皇帝拓跋焘于公元439年统一北中国，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没有像当初前秦帝国苻坚那样迫不及待地南征，而是转向帝国内部，慢慢消化与整合。

但人人都知道，随着五胡乱华时代的结束，南北朝并立的冲突避无可避。实际上，南朝开始的第三年（423年），拓跋焘的老爹拓跋嗣得知刘裕去世后，就开始对刘宋帝国进行军事征讨，双方在洛阳东面门户虎牢城（今河南汜水镇）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虎牢城守将是刘裕麾下猛将毛德祖，他的对手则是北魏帝国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奚斤。

奚斤用最古老的战术围攻虎牢城，在猛烈的攻势下，虎牢城岿然不动。拓跋嗣大怒，亲自率领主力从首都平城南下，为奚斤助威。虎牢城缺水，毛祖德命人悬绳吊桶从黄河中取水。拓跋嗣命令舰船上的攻城车断绝其取水之路，又穿凿地道破坏其水井。

既然不能开源，那就节流，毛祖德规定士兵每人每天只能喝固定量的水。拓跋嗣亲自进入战场指挥，持续不断地攻击，虎牢外城先被攻破，毛祖德就铸三重城抵抗。北魏兵团再攻破两重，毛祖德就只保最后一重城墙，昼夜防御，士兵因口渴而喉咙发炎，眼睛生疮，毛祖德下令杀马以解渴，但马多日口渴已无血流出，条件艰苦如地狱，拓跋嗣趁机劝毛祖德投降，毛祖德用狂骂来答复拓跋嗣。

拓跋嗣暴跳如雷，攻击更加猛烈，不停攻击两百天后，虎牢城内城被攻破，众人都劝毛祖德从城后地道逃跑，毛祖德热血沸腾地道：“我誓与城同存亡，义不使城亡身存。”

这种精神就是中国人始终吆喝的“万物一体”的验证，我和城是一体的，城亡等于我亡。弃城逃跑不仅是懦弱，还是对中华精神的亵渎。

毛祖德的精神拯救不了虎牢城，城破后，拓跋嗣对这个蕞尔小城居然能抵抗他两百日而心生憎恨，下令屠城。毛祖德被活捉，誓死不降，后被拓跋嗣带回北魏，几年后以刘宋帝国臣子的身份去世。

虎牢城之战，北魏虽然夺取了刘宋的河南地区，但刘宋兵团的顽强意志也深深震撼到拓跋嗣，而且虎牢城之战，北魏损失了百分之三十的兵力，所以拓跋嗣去世前交代拓跋焘，能不和南方交火就尽量避免，先统一北方再说。

拓跋焘将老爹的遗嘱铭记在心，所以从公元423年到公元430年，拓跋焘始终对刘宋帝国保持克制。但公元430年，刘宋第三任皇帝刘义隆发现帝国实力越来越强劲，而北魏正在全心全意对付柔然部落，于是决心收复七年前丢失的河南地区。他先给拓跋焘送信说：“河南本是宋（刘宋帝国）领土，后被你们夺取，我现在要北伐你，并非想证明我多牛，只是想告诉你，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亲手夺回来。”

拓跋焘大怒说：“我头发没长全时就知道河南是我家的，你这是中风了吧。”

刘义隆不管他怎么想，立即任命大将到彦之为北伐总司令，并装模作样地告诫到彦之：“尔等在前线不能擅作主张，需受我遥控指挥。”到彦之是刘宋帝国开国大将，刘裕最亲密最信任的战友之一，在平定孙恩之乱中光芒四射，如今听了从未上过战场的刘义隆这番话后大吃一惊，所有北伐军官都大吃一惊，刘义隆却得意扬扬，认为这是皇权高度集中的必然手段。

公元430年春，到彦之兵团进入河南，北魏主力刚和柔然打了一场大仗，所以正在休整，并未来救援。到彦之兵团如入无人之地，一口气夺回了七年前被北魏吃掉的洛阳、虎牢、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滑台四镇。刘宋帝国首都建康沸腾了，尤其是刘义隆，心花怒放的同时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遥控指挥能力。

然而，四个重镇只在刘宋帝国手中握了半年，公元430年阴历十月，拓跋焘休整完毕，大举反攻。前方军官们稍有点主张，刘义隆声色俱厉的训诫书就飞来，军官们只好听从这个自命不凡的皇帝刘义隆的遥控指挥。从建康到洛阳，当时条件下，快马需要五天才能到达，刘义隆的指挥命令显然赶不上拓跋焘骑兵团的进攻速度。于是，前线迅速崩溃，各地相继失守，公元431年阴历二月，最后一座城池滑台也被拓跋焘攻陷，刘宋帝国的这次北伐，以空欢喜一场结束。

北魏帝国骑兵团在当时天下无敌，再加上皇帝拓跋焘的英明神武，所以刘宋帝国根本不是北魏帝国的对手。北魏似乎也没有把刘宋当成了不起的对手，拓跋焘统一北中国后就说：“咱们的劲敌还是柔然，这是只打不死的小强。”

但他的大臣崔浩和御用道士寇谦之却说：“不对，咱们最大的敌人应该是佛教。”

佛教虽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但受到儒、道的合围，没有突破性发展。直到三国时期，佛教才艰难跳出儒、道的包围独立发展。曹魏帝国初期，北方已有百姓剃发为僧，这是佛教开拓市场的开始。印度听闻佛教已占据了中国市场，所以不停派僧人到中国来支援。这些和尚水平有限，渐渐被中国爱好佛学的学者鄙视，他们认定，印度人狡猾透顶，没有把真正的佛学思想带来中国。

公元260年，中国僧侣八戒（此八戒俗名朱士行，非《西游记》中的猪八戒，猪八戒的原型可能就是这个八戒）经甘肃、新疆一路向西走，走得双腿、肚子、耳朵、鼻子浮肿，如你所知，他当时的形象和猪八戒已相差无几。经过辛苦的行走，八戒终于抵达印度，他得到古老的佛经后，让弟子带回中国，自己留在印度虔诚涅槃。八戒在印度搜集的古老佛经进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学者及僧侣惊叹不已，开始大力传播佛教思想，五胡乱华时，北中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世家大族全跑去南中国，北中国遂出现文化真空，佛教思想见缝插针，填充进来。

无数和尚怀抱理想，循着“始作俑者”八戒的路线去印度求取真经，最有名的就是生活在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城的和尚法显。

公元399年，在后秦皇帝姚兴的支持下，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西域抵达印度，在印度学习几年佛法后准备回中国，可他听说后秦帝国正在内乱，于是乘船到南中国专心翻译梵文佛经。法显游学时间达十五年，当时的印度环境比现在好不了多少，能在印度待许久，可见和尚的毅力果然非比寻常。

后秦是个信仰佛教的帝国，它不但支持中国和尚走出去，也欢迎印度和尚走进来，鸠摩罗什就是印度和尚走进来的例子之一。鸠摩罗什从小就沉浸佛教理论不能自拔，先学小乘佛教，再学大乘佛教，终于把自己锤炼成一等一的佛教高僧。小乘是用小车装的书籍，大乘是用大车装的书籍，其实没有本质区别。但印度人非要把它们区分开，认为小乘佛教义理是江湖派，大乘义理才是学院派，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创作历史的通俗派和学院派。鸠摩罗什后来被后凉国王吕光扣留，法显去印度的第三年（401年），后秦皇帝姚兴听说高僧鸠摩罗什在后凉，特意为他发动一场战争将其抢到长安。中国经常有英雄冲冠一怒为红颜，姚兴更英雄，冲冠一怒为和尚。

鸠摩罗什很早就在中国和印度边境传道，所以懂汉语。他看到流传的汉译印度佛经质量很差，于是用最通俗、最有意境的汉语将印度佛经翻译出来，结果他的译文版本受到全中国的欢迎，鸠摩罗什精通通俗佛教义理和学院佛教义理，才能有这样的成就，这说明，学院派和通俗派不能各行其是，必须完美结合。

佛教独立自主后，信徒流量大增，这时道教慌张起来。道教是国货，起源极早，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很是强烈，撬开东汉墓门的黄巾起义就是以道教思想为主导的产物，东晋时期孙恩、卢循的宗教革命，也有道教的推波助澜。道教信仰的是一种被称为“神”的东西，神是超人，人必须遵从神的旨意生活，才能脱胎换骨，永生极乐。神和人之间又有个过渡的超人，被称为“仙”，“仙”比“神”要自在，他不但能和神一样长生不老，而且能在人间行走，并且向他的徒众保证说：“只要信我，按我的命令去做，吃我的仙丹，就能白日飞升。”

道教在没有佛教来争夺市场时，优哉游哉，等到佛教迅猛发展起来后，道教才开始认真起来，为了对抗佛教，道教选择效仿佛教。佛教忍无可忍奋起反击模仿者，道教斗不过佛教，就拉来同族兄弟儒家当帮手。可儒家当时已是泥菩萨过江，由于整个中国处于大混乱时代，儒家根本登不上台面。

佛教冲出道教和儒家的封锁，挥一挥手，佛光普照中华。在南中国，它抛弃不值一提的对手道教，和老庄哲学一拍即合，成为清谈家的座上宾；在北方，它成为各短命政权的赎罪牌坊：佛教讲究因果报应轮回之说，五胡乱华的那些野性难驯的政权领导人恐惧佛教对恶人死后进地狱的恐怖描述，所以往往在滥杀无辜上有所收敛，这就让死里逃生的百姓对佛教产生好感，南北中国，佛教成为宠儿。

道教对佛教的攻击始终没有停止，直到北魏帝国伟大的道士寇谦之出场。寇谦之深深为道教的丑陋面目而羞愧，于是他在北魏帝国的支持下清整道教，取消了天师道所提倡的可以犯上作乱的主张，废除道教收徒要学费的规定，修订戒律、科仪，争取让道教门徒可以做到自我管理，整顿道教组织内神道设教的迷信行为。

经过寇谦之的整顿，道教焕然一新，既成了统治者喜欢的宗教，又成了老百姓心中肯定的国货。寇谦之遂被尊为道教开山鼻祖，然而，他对野蛮生长的佛教仍念念不忘。

当然，儒家也没有忘记。以孔孟为老祖的儒家经过西汉董仲舒的复兴后势不可当，其巨功之一就是把它的门徒王莽推上皇帝宝座，从而实现了素王孔子没有实现的外王愿景。然而成也王莽，败也王莽，因其思想中“复古”的毒瘤，王莽失败，进入东汉后，刘秀把儒家所提倡的道德极端化，再加上谶纬之学的掺和，导致儒家江河日下，再后来就是以老庄哲学为指导的清谈主义盛行，注重实际事务的儒家被逼到角落，东晋五胡时代，以出世为手段的佛教成为宠儿，以入世为主张的儒家反成为弃儿。

儒家的衰败一目了然。儒家的思想是以民为本，君为轻，君主要靠自我约束达到自我管理，在品德上得到提升，不滥杀无辜，这种品德教育显然不适合乱世的君主，因为在山头林立的混乱环境下，枪杆子里出政权，你没有时间塑造道德，你必须时刻保持战斗状态，谁唱仁义这种高调谁就会先死。让五胡乱华的君主们深恶痛绝的是，儒家思想始终乐观地认定，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而中华自然是正义，那些胡人自然是邪恶。

然而很多人也注意到了，不论是突然强大还是长治久安，离开儒家思想即成虚妄。比如五胡乱华前期石勒所建立的最强大的后赵帝国，石勒重用的汉人张宾就是儒家知识分子；统一北中国、险些把东晋活吞的前秦帝国，就是因为皇帝苻坚重用了儒家知识分子王猛；至于北魏帝国，从拓跋珪到拓跋焘，儒家知识分子崔浩是他们的灵魂；至于东晋帝国，由于老庄思想大盛，儒家思想只能在角落愤恨地絮叨，不能有任何作为，所以东晋帝国始终半死不活。

儒释道三教，必是你死我活。不过，儒和道联合对付佛，并不是对外战争，而是内战。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佛教完全适应了中国，由从前的印度宗教变成了中国思想。

儒家知识分子崔浩充当进攻佛教的急先锋。由于五胡乱华，西晋时期在北中国的大家族都跑去了南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清河崔氏成为北方第一世家大族，而崔浩就是崔氏家族的佼佼者。崔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但他同时也是道教徒，崔浩二十岁就进入北魏政府担任拓跋珪的秘书，他的很多建议都被拓跋珪和继任者拓跋嗣采纳，从而让北魏成为北中国霸主，拓跋焘即位后，对崔浩言听计从。崔浩趁机向他提出攻击佛教的建议。这是个胆大包天的建议，因为拓跋焘信仰佛教。

然而，他用毕生所学和光芒万丈的影响力说服了拓跋焘。他分析说：一、佛教是异族宗教，北魏帝国是中国正统，中国的皇帝居然信仰异族宗教，这是水火不容；二、北魏帝国本来人口就少，赋税有限，佛教徒出家，不给政府纳税，还荒废土地，这是断了财政来源。

拓跋焘同意崔浩的分析，统一北中国的前一年（438年），拓跋焘下令让北魏帝国境内五十岁以下的和尚还俗，和尚们抱着佛像哀号痛哭，崔浩就用激烈的手段对付他们，限期内如果不回家务农，就杀无赦。

和尚们本以为这是最大的佛门不幸，想不到这才是开胃菜，公元444年，崔浩把道教老祖寇谦之介绍给拓跋焘，寇谦之用长生之术取得拓跋焘的信任后，立即谏言，应该灭佛。

拓跋焘惊骇地跳起来说：“释迦牟尼远在印度，不知您有何法术可以将其消灭？”

对于拓跋焘的黑色幽默，寇谦之和崔浩同时澄清说：“灭和尚。”

拓跋焘说：“几年前不是灭过一次了吗？”

两人异口同声说：“形势已变。当初被强制还俗的和尚，现在全被豪门贵族豢养，有些官员居然养了几千人，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和尚们常以妖言蛊惑这些人，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受到冲击，必须纠正。”

拓跋焘点头，于是下诏书说：所有藏匿和尚的人，限期内必须驱赶，期限过后，如果发现，和尚和收留他的人同罪，全部处斩。

和尚们这回又抱住豢养人的大腿，哀号哭泣，他们本以为这是北魏政府灭佛的结果，可是，这也是道开胃菜，主菜还在后头。

能有拓跋焘灭佛的主菜，和尚们最应该痛恨的是盖吴。盖吴是匈奴的远房亲戚（卢水胡人），北魏帝国统一北中国后，卢水胡接受其统治。北魏政府命令他们固定地居住于杏城（今陕西省黄陵县），对其进行残酷的剥削。公元445年，卢水胡人终于不能忍受，于是推举盖吴为领袖，聚集十万人掀起抗击北魏帝国的风暴。

拓跋焘下令镇压，起初，盖吴兵团势不可当，把拓跋焘调来的镇压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还干掉了一个部长级别的官员。拓跋焘打起精神，重新审视这些匈奴人，在他长时间的审视中，盖吴兵团已突破北魏帝国的各种围剿，抵达重镇长安附近。

公元446年阴历二月，拓跋焘亲自到长安城，指挥对盖吴的围剿事宜。就在长安城，和尚们的厄运降临。有人密告拓跋焘，长安城的和尚不守清规戒律，常常饮酒召妓，更恐怖的是，他们还在寺庙中藏武器。

拓跋焘立即下令搜查，结果真在一座寺庙中搜出武器，不但搜出武器，还搜出很多美少女以及金银财宝。拓跋焘震惊当场，佛门清净地居然是财色聚集地，更有让他心烦意乱的武器，他联想到盖吴就在城外，拓跋焘认定这些和尚绝非善类，于是下令，将长安城中所有的和尚全部处决，焚毁寺庙，熔化佛像，同时又通令全国，取消所有寺庙的经营权，寺庙占地收归国有，和尚立即还俗，谁敢再拜佛像，立即坑杀。

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他是第一个灭佛的皇帝，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后来的宇文邕（北周武帝）、李炎（唐武宗）以及明王朝的朱厚照（明武宗）都灭过佛，不过，拓跋焘是最狠的一个。

拓跋焘灭佛的根本原因正如儒家崔浩所言：北方经过一百余年的大混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北魏帝国没有人口红利。而佛教仍在和政府抢夺人口，北魏帝国经济堪忧。拓跋焘灭佛，一方面是现实政治原因，一方面则是儒、道（崔浩和寇谦之）二家对佛家的围剿，看上去，儒、道大获全胜。

南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皇帝灭佛的事，是因为佛教进入南方后和老庄思想**而被有话语权的世家大族认可，另外就是佛教寺庙都喜欢建在深山老林中，南方多山，根本不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北方则不同，少山少水，寺庙只能和政府抢地盘。

盖吴简直是个扫把星，他的革命不但连累佛教被灭，还连累了刘宋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