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母亲打来咨询电话说，她觉得耿直的性格挺好的，儿子就是耿直的性格，很直率，大家都很喜欢他，很尊重他，他学习成绩也好，在班上是班长，但是或许是因为他的直率，也常常会得罪一些调皮的同学，所以跟调皮的同学相处得很不好，而且好几次被调皮的同学欺负。但是又不愿让孩子变得圆滑，因为这位母亲感觉太圆滑的人，在社会上还是不会让人诚服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跟那位母亲说，耿直的性格固然是要孩子恪守的，因为只要将耿直的性格优化好，孩子的前程是无量的。其实优化耿直的性格也很好，就是做到审时度势，像魏征一样。你可以尝试着给孩子讲讲魏征的故事。

在魏征因病去世后，唐太宗给予了魏征这样的评价：“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我们都知道魏征是一位谏臣，自入朝议事之后，魏征一如既往，耿介直言秉性不改，只要是于国有害的，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在皇帝面前屡屡“犯颜”直谏，为唐王朝的政治清明、兴旺繁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即便国富民丰时，他也不时提醒唐太宗要法令严明，上下同守，严格执行贞观初年制订的“抚民以静，爱惜民力”的方针，在大唐王朝日益繁荣富强的形势下，提醒唐太宗居安思危，节俭用度。

贞观中后期，整个社会的形势越来越好。李世民对创业之初的困境渐渐淡忘，励精图治的锐气也渐渐消磨了，滋长了帝王的奢侈之心。饱经忧患的魏征，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有一次，唐太宗去洛阳，路上住在显仁宫（今河南宜阳县）。大队人马安顿下来，侍女奉茶，唐太宗一看茶盘、茶杯都是几年前来这里时用过的旧银器，心中很是不快，命人把总管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总管心想：“贞观初年，皇上您自己俭省得很，怎么如今嫌这嫌那了呢？”虽然心里这么想，嘴上却只好认错，赶忙命御厨将皇上的晚餐多加了几样海鲜。晚上，唐太宗来到餐桌前，瞥了一眼，又大为不悦：“怎么搞的，海味不见新奇，山珍又少得可怜，总管哪里去了？快把他贬为百姓！”说罢拂袖而去。

第二天，魏征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来到唐太宗的内官。这时的魏征已是唐太宗的宠信之臣，进出较为方便，与唐太宗讲话亦自在得多了。叙过君臣之礼后，魏征转入正题：“陛下，臣闻皇上为总管侍奉不好而发脾气，臣以为这是个不好的苗头。”

唐太宗不解：“我大唐国家殷实，多花几个小钱有什么了不起？再说，我可是一国之君啊！”

魏征深感唐太宗“当局者迷”，便决计为他指点“迷津”：“陛下，正因为您是一国之君，所以您一开头，马上上行下效，整个社会就要形成一种奢靡的风气，那样就糟了。”

“爱卿，请不要把话说得这么严重。国君就我一人，其他人谁敢向我看齐？”

魏征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想：“皇上经常把隋亡的教训挂在嘴上，何不以此来警策皇上呢？”

“陛下，当年隋炀帝巡游，每到一地，就因地方上不献食物或贡物不精而被责罚。如此无限制地追求享受，结果使老百姓负担不起，导致人心思变，江山丢失。皇上怎么能效仿隋炀帝呢？”

这一招果然灵验，唐太宗大为震惊：“难道我是在效仿隋炀帝吗？”

“是的，陛下！像显仁宫这样的供应，如果知足的话，会感觉很满足的。但如果真是隋炀帝来了，即使供应丰盛精美一万倍的食物，也难填他的欲壑。”

唐太宗听了既震惊又感动：“爱卿，除了你，其他人是讲不出这种话的啊！”

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自命为“真龙天子”，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如有谁抚之，就要被杀，故批评皇帝就叫“犯龙鳞”，很危险。魏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不畏“犯龙鳞”，刚直敢言，勇于谏诤，检点太宗的过失，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作为一国之君，有时也免不了因为魏征不顾“天子”的面子，对国君当面“揭短”而大发其火。有一次，魏征又在朝廷上把唐太宗弄得很尴尬。退朝之后，唐太宗愤怒地说道：“魏征每次上朝都不顾我的面子，我早晚要杀了他！”当然，唐太宗最终没有杀魏征，想通之后，反而更加信任魏征了。在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带动下，贞观年间形成了群臣争相谏诤的空前绝后的局面，它是贞观之治形成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魏征耿直的性格也能让他成就大业呢？很简单，他能够审时度势，如果他的耿直用在夏桀商纣面前的话，或许早就被送上断头台了。审时度势、因人而异便可以让耿直的性格发挥到极致，优化到极点。所以让耿直的孩子学会审时度势，便是优化性格的开始。